撰文：曾于里

注：本文有劇透

在國內，大約有600萬腦癱（學名“腦性癱瘓”）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卻鮮少見到他們的身影。由于傳統的觀念和認知偏差，許多人對腦癱的理解還停留在表面；同時，由于腦癱人群的生活狀態(tài)與普通大眾有所不同，他們中的很多人面臨著身體機能的限制、社會參與度低以及融入社會環(huán)境困難等問題。

比如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腦癱”這個詞在公眾的認知中被簡單地等同于“傻子”，這種錯誤認知加深了對這一群體的偏見，也導致他們在社會中的可見度極低。事實上，腦癱是一種影響運動控制能力的神經發(fā)育障礙，并不直接關聯到智力水平。這些年來，隨著媒體報道的增多，以及類似脫口秀演員小佳這樣的公眾人物的增多，“腦癱≠傻子”的常識才被普遍接受。

盡管偏見有所減少，但多數人對腦癱患者的生活仍然知之甚少。比如很多人可能會好奇：他們與我們這些所謂的普通人一樣嗎？

是的。你有什么欲望和需求，他們一樣也有。這是《小小的我》的敘事初衷。

《小小的我》海報

平視的目光

《小小的我》講述的是患有腦癱的青年劉春和（易烊千璽 飾），在20歲這個暑假的生活。電影以平視的目光，用一種接近白描的手法，將劉春和的世界真實地呈現在觀眾眼前。

由于肌肉張力異常、姿勢控制不良、運動協調性差，以及發(fā)音不清、表達相對困難，劉春和的生活充滿挑戰(zhàn)。他渴望融入社會，找一份工作來證明自己的價值，現實卻給他設下重重障礙。

劉春和（易烊千璽 飾）

比如當他去培訓機構應聘教師時，雖然他能很好地講解課程內容，但形象和表達的原因導致他被拒絕；在咖啡店求職時，他在店里艱難地來回走動、放下尊嚴大聲報菜名，更吃力、更費力、更努力地為證明腦癱患者也可以勝任這份工作，殊不知，店主認可的并非他的能力，而是利用他的腦癱身份為咖啡店爭取一些“利益”……

學生們對劉春和童言無忌的“神經病”指稱，無心卻更顯殘酷

除了外部世界的冷遇，家庭內部的關系也為劉春和帶來更為復雜的情感體驗。

母親陳露（蔣勤勤 飾）對劉春和的愛既深沉又糾結。一方面，由于生產時的意外導致劉春和患上腦癱，這份愧疚感讓她時常陷入自責。她試圖通過控制春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來彌補內心的愧疚和不安。陳露對春和的未來規(guī)劃、日常行為乃至情感表達都有著嚴格的把控，一定程度上壓抑了劉春和的自主性和個性發(fā)展，也讓劉春和感到痛苦。

陳露（蔣勤勤 飾）

另一方面，陳露為劉春和付出巨大的犧牲，放棄原本可能擁有的生活。這使得她在對待劉春和的態(tài)度上矛盾重重：既想要保護他免受外界傷害，又不自覺地傳遞出一種潛意識里的不滿與怨懟。

為了彌補遺憾，陳露再一次成為媽媽，但她向劉春和隱瞞了這個訊息。對于已經被邊緣化的劉春和來說，這加深了他對自我存在價值的不安。

劉春和也有“自棄”的時候

女性編劇細膩的筆觸打破傳統觀念中“完美母親”的神話，承認每個母親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情感需求。電影借此傳達一個重要的信息：母親并不是天生就該無條件犧牲自我的圣人，她們有作為個體的需求和情感宣泄的權利。這為重新審視家庭內部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

縱然電影呈現劉春和生活中的種種困難與挑戰(zhàn)，但目光始終是平視的。電影并沒有苦情化，并沒有將劉春和塑造成一個需要同情或憐憫的對象。

他得到外婆（林曉杰 飾）深沉、無私且完整的愛。外婆無微不至照料、陪伴與守護劉春和；她不強迫春和做不喜歡的事情，當劉春和想要融入社會時，她全力以赴支持他，給予他最大的鼓勵和信任；她用樂觀豁達的態(tài)度感染著劉春和……

外婆（林曉杰 飾）

劉春和自身也擁有豐富的情感世界和強烈的自我意識，跟我們萬千普通人一樣。

他渴望被認可，也希望滿足外婆的心愿，他學習打鼓；面對腦癱帶來的身體障礙和社會偏見，他從未放棄對獨立的追求，屢遭拒絕仍到處求職，坦蕩為自己爭取機會；他有理想中的大學，想為自己掙得學費；他對愛情充滿向往，勇敢追求雅雅；他也有煩惱和痛苦，比如對于未來的不確定性和對社會接納度的憂慮……觀眾能看到一個普通年輕人的成長軌跡，只不過他的成長道路更加曲折而已。

易烊千璽完美詮釋了劉春和，貢獻了世界級的表演，讓劉春和經歷的一切都值得信服。

正常的情欲

這種“平視”到這里，其實還不夠。誠如劉春和所言，“在大部分人眼里，我們這類人只有吃喝拉撒的需求”。這是社會普遍存在的偏見。

比如我們至今未敢直視他們的情欲。

大眾傾向于將腦癱患者視為需要特別照顧的對象，忽略了他們同樣擁有豐富的情感世界和人性化的欲望。由于缺乏足夠的了解和接觸機會，普通人容易形成刻板印象，認為特殊群體只能滿足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選擇性地忽視了他們的性表達和性體驗。

現行教育體系中關于殘障人士權益保護的內容相對薄弱，涉及性別平等、生殖健康等方面的知識傳播極為有限。學校和家庭通常不會主動教導孩子們如何正確對待不同類型的殘疾人，更不用說深入探討他們的性健康問題了。年輕一代繼續(xù)沿襲著上一代人的錯誤觀念，難以建立起科學合理的認識框架。

此外，在國內輿論中，談論性話題一度被賦予一定程度上的禁忌色彩。當面對像腦癱這樣的弱勢群體時，人們更加不愿意觸及這個敏感領域。

然而，性需求是人類基本需求之一，它關乎個體的身心滿足和幸福感。對于腦癱患者而言，他們的性需求同樣值得被尊重和關注。

電影的突破性意義在于，它平視了劉春和的情欲。

雅雅（周雨彤 飾）的出現像一束光，闖入了劉春和的生活。她的健康體魄和充滿活力的形象，立刻吸引了劉春和的目光。

雅雅（周雨彤 飾）

雅雅本身是一個有著自己生活困惑的年輕人，回到家鄉(xiāng)后過著看似快樂充實但內心迷茫的日子。當她遇到劉春和時，最初是出于一種觀察性的興趣——這個不同于她以往所認識的人，引起她的好奇心。雅雅主動接近劉春和，不是用同情或困惑的眼光，而是以一種平等的方式與他互動。這讓劉春和感到前所未有的舒適與自在。

劉春和很快就對雅雅產生深深的喜愛之情，超越了普通的友情，包含了心靈上的契合、對健康身體的向往、性悸動以及對未來可能性的憧憬。

他有了對雅雅的性幻想，這種感覺既新奇又令人激動。由于自身身體條件的限制和社會觀念的影響，劉春和對自己的性欲有著復雜的心理活動。他既希望像普通人一樣經歷愛情的美好——在夢境中，他像普通人一樣奔跑、跳躍，與雅雅手牽手奔跑于曠野；又擔心自己的特殊狀況會給雅雅帶來困擾或者負擔。在面對這份欲望時，劉春和表現出極大的克制和猶豫。

當劉春和鼓起極大的勇氣向雅雅表達愛意時，她選擇逃離。因為從始至終，她對劉春和只有好奇，甚至帶有一絲絲獵奇。她更多考慮的是自己的感受和處境，滿足的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自己那些或許帶有一些曖昧的言語和舉動可能給劉春和帶來的誤會。

但雅雅本質上也沒有錯，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正處于探索自我、規(guī)劃人生的階段，對很多人與事有好奇，在面對困難與挑戰(zhàn)時又迅速抽身。她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承擔一段復雜的感情，也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外界的壓力和非議。她的逃離是她當前認知和能力范圍內所能做出的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選擇，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自我保護機制的一種體現。

所以，雅雅在電影中的出現，并非突兀之筆，而是巧妙地承擔了多重角色。她為劉春和的世界打開一扇情欲的窗戶，讓這位腦癱青年體會到前所未有的情感波動，電影以此平視腦癱人群的情欲需求；也以一種微妙的方式，展現社會對于腦癱人群的一種普遍態(tài)度——好奇但不愿真正走近。

有些觀眾以電影中的感情戲為由而排斥電影，甚至故意歪曲電影中的感情戲，恰恰說明一些普通人自恃普通的偏見和狹隘。所謂的正常人有情欲有幻想，腦癱人士就不能擁有？少男少女的美好情愫，就只能發(fā)生在兩個所謂的正常人之間？電影所著力要打破的偏見，有些人看了電影反而進一步深陷這種偏見中，多少讓人覺得遺憾。

“再渺小再破碎的個體，也是完整的我?！眲⒋汉驮诼犠C會上那段振聾發(fā)聵的發(fā)言，揭示了個人尊嚴的重要性，更強調了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核心指標：弱者的生存境遇。正如木桶理論所言，一只木桶能盛水的多少，并不取決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塊木板，而是由最短的那一塊決定。一個社會真正的文明，也體現在它如何對待最脆弱、最需要幫助的人群。當我們在討論幸福和社會福祉時，不能忽視任何一個個體的需求和權利，特別是那些處于邊緣地位的人們。每一個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權利，無論其身體狀況、年齡大小或是經濟條件如何。

《小小的我》不只是一部關于腦癱青年個人成長的電影，它也像一面鏡子，映射出社會對弱勢群體的真實態(tài)度和我們自身的偏見，促使我們反思并努力消除那些阻礙他們融入社會、獲得幸福的障礙。

這是《小小的我》溫柔又高貴的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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