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寬永年間（1624～1643年）頒布嚴厲的鎖國令后，中日之間幾乎沒有政府層面的官方往來。

1853年（清咸豐三年、日本嘉永六年），日本在美國炮艦的威逼下，被迫打開國門，日本結束鎖國時代，也開始與中國接觸。

黑船事件

1862年（清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6～8月，日本德川幕府組織由官員、翻譯、藩士、商人和學者組成的51人使團到中國上海開展為期兩個月的考察。

通過在上海閑逛、購物，接觸各個階層的中國人，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的情況，既看到上海港的繁華，也看到大清國的亂象，見識了洋人在中國的霸道，認為“泱泱華夏已經病入膏肓”。

千歲丸來華

日本考察團在滬期間，通過荷蘭展開貿易，并請求清朝政府按無約通商國處理中日關系，這成為幕末日本政府首次來華叩關。

1864年（清同治三年、日本元治元年）3～5月，日本“健順丸”抵達上海，但未登陸，通過上海日本商人展開貿易，要求報關納稅。上海道臺應寶時主張同意日本入口貿易，并得到五口通商大臣李鴻章的首肯。

李鴻章

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3月，長崎奉行河津祐邦委托英國駐滬領事溫思達，致書清政府江海關道應寶時，轉達通商、僑居之意。清政府總理衙門允許日本在上海貿易，但反對日本人留居。

1871年（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9月13日，中國清政府與日本明治政府在天津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日本稱《日清修好條規》），同時附有《中日通商章程》。

《中日修好條規》

中方代表為李鴻章，日方代表為伊達宗城。

日本明治維新后，謀求對華建交，對于剛建立不久的明治政府來說，中國并未完全喪失加以拉攏、共同對抗西方列強的資格，以外務省外務大臣勝海舟等人倡導“向亞洲各國君主游說合縱連橫，共同壯大海軍，互通有無，研究學術，免受西洋之蹂躪，應首先說服朝鮮，其次是清國。”該理念后來也成為“大東亞共榮圈”思想的源頭之一。

日本明治政府派遣全權代表伊達宗誠到天津與李鴻章，并得到李鴻章的呼應。

中日兩國在談判之際，日本企圖在中國攫取西方列強所有的特權，但談判的主動權一直掌握在中方手中，李鴻章等為了將對日關系和對西方關系區別開來，故意將“條約”之名改成“條規”，并反對將日本“天皇”稱號寫進文本中、拒絕日本提出的“一體均沾”的最惠國待遇條款和內地通商權，最終迫使日方屈服，貫徹中方的主張。

《中日修好條規》還規定中日兩國互不侵犯，共同享有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權，該條規是在基本平等立場上簽訂的外交條規，因此一般認為是一個相對平等的條約，但是其背后卻有著日本人險惡的陰謀。

參考書目：《日本軍鑒 · 薩長政權》，指文軍鑒工作室著，臺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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