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的一場大敗局，泱泱大國竟被原先一向輕視的“島夷”日本擊敗，堪稱奇恥大辱。此前的半個多世紀里，清朝早就不止一次敗在英法等列強手中，但都不如甲午戰爭引發的震動大，一代代的中國人都在反思這個問題：我們那時怎么會敗給日本？

失敗誠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能不能從失敗中得到教訓、得出什么樣的教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黑格爾有句著名的格言：“歷史給我們最大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這話用在甲午戰爭上也很恰當，確切地說，當時的中國并非不想吸取教訓，但吸取的卻不一定是正確的教訓。

首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甲午戰爭對近代中國如此重要，但我們對它的研究卻在很長時間里相當不足。

直到1930年代中期，中國官方才修撰了第一部甲午戰爭史——《甲午中日戰爭紀要》，而這居然還是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參考了日本參謀本部在甲午戰爭后編撰的《日清戰史》之后修撰成的。

這不是偶然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但在茅海建那本《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1997年首版）問世之前，也從未得到細致深入的研究。

也就是說，大敗局雖然創巨痛深，但奇怪的是，我們遲遲沒有認真復盤，審視究竟在哪里出了問題，而是滿足于得出一些大而化之的籠統結論，尤其是道德教訓。

在戰敗后的第一時間，就有很多人在完全沒有了解戰場上究竟發生了什么的情況下，斷言戰敗是因為“漢奸”破壞，又或是某些將領“貪生怕死”。這會導致統治階層隨之倒向唯意志論，認為武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是作戰官兵的“精神”，而戰敗也就被歸結為作戰意志不夠堅定。

這其實是一種拒絕承認問題的思路，既不客觀地看待敵我雙方在武器裝備上的差距，更看不到軍隊在現代化程度、指揮體系和戰術協同等各方面的缺失，而一味認定只要在戰場上敢于拼斗，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然而，這樣是無法帶來改進的，因為那背后隱含的意思是：我們本來可以勝利，只要“用對人”就行了。其結果就是，解決問題往往變成“解決人”：選出一批替罪羊處理掉，就此草草了事。

陳悅的這本《沉沒的甲午：北洋悲歌與晚清大敗局》中突出的一點，就是以大量的細節還原了歷史真實，讓我們意識到，這種“忠奸”模式的道德化史觀是具有極大誤導性的：李鴻章對戰爭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絕不是什么簡單的“投降派”；平壤之戰中撤退導致潰敗的葉志超也并非膽怯，而是因為在平壤已彈盡糧絕；當然，鄧世昌、劉步蟾等將領都英勇頑強，甚至也客觀評價了“洋烈士”……

說實話，以當時清軍在后勤、裝備、醫務等方面的落后，要抵擋已經近代化的日本軍隊，也就只能靠性命相拼的孤勇了，但他們的個人道德努力不足以彌補制度性的缺陷。

《沉沒的甲午：北洋悲歌與晚清大敗局》

陳悅| 著

天喜文化| 天地出版社

2024 年 9 月

具體到海戰，日本艦船不僅航速更快，且普遍采用了速射炮，每分鐘可以打出7—8發炮彈，而北洋水師的戰艦不僅航速慢，火炮射速也慢，每3分鐘只能打出2發，彈藥還時常不足。

在這樣的差距之下，李鴻章所說的“避戰保船”其實才是明智之舉。然而避戰會被扣上投降派的帽子，本來合理的戰術就此受限制。在大東溝海戰中，實力不足的北洋水師與占據優勢的日軍纏斗多時，不僅無法形成戰術上的優勢，最終還迎來了決定性的失敗。

一直以來，對清朝在甲午戰爭中的戰敗原因，還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腐朽沒落的清王朝挪用了北洋海軍的軍費去修建頤和園。然而，陳悅在辨析檔案文獻時發現，“為頤和園工程所動用的海軍經費，是海軍衙門掌握的廣義的海軍經費，同一時期北洋海軍的軍費并沒有受到任何的侵占”，也就是說，出現這樣的傳言，其實是為了給失敗找理由，進而指控慈禧太后等清王朝統治者為了一己私欲而誤國。這仍然是“解決人”的思路，但現實卻更為嚴酷：北洋海軍的失敗，是無法僅靠“換人”來解決的。

當時中日之間存在的差距不是程度上的，而是結構性的：日本在經歷明治維新之后，已經脫胎換骨蛻變為一個近代化國家，但當時保守的清朝，洋務運動仍不過是沿海社會的邊緣現象。即便是像北洋海軍這樣受過嚴格專業訓練的職業軍人群體，仍然沒有什么社會地位，并沒有全社會的認可和支持為基礎，正如陳悅一針見血指出的，“同是近代化，日本是舉國近代化，而清王朝實際只是一場海軍近代化運動”。

在陳悅看來，洋務運動的問題并不只在于一味著眼軍事近代化、海防近代化，還有其他一些弊端，“最為嚴重的就是缺乏頂層設計和全盤戰略”，具體做法多由各地自行籌謀，缺乏相互的協調配合。

但在此有必要追問一下：為什么缺乏頂層設計就是缺陷？英國工業革命有頂層設計嗎？問題并不是各地開展洋務運動時一盤散沙、各自為政，而是中國的現代化本身就是趕超型的，時間緊迫又缺乏安全的外部環境，并且始終需要應對嚴酷的外部挑戰，勢必導致決策者首先顧及軍事近代化。

當然，這種缺乏協同性的問題，在戰場上是致命的：陸、海軍之間缺乏協調，連防御大連灣的兩支部隊也并無統屬關系；戰場上千頭萬緒，瞬息萬變，卻往往沒有指定具體的負責人，造成指揮效率相當低下。但公平地說，這種協同性一直是戰爭指揮中的組織難題，本身就需要中國實現現代化才有望做到，對清朝來說是太過超前了。

當時最可笑的一個例子，竟有人向日方提出，隸屬廣東海軍的廣丙艦不是北洋軍艦，希望日軍能予歸還。在鴉片戰爭期間也有這樣的例子：舟山開戰前，清軍水師官兵居然對英軍抱怨說，這是廣東人搞出來的麻煩，“你們應該去打廣東人，而不是打我們，我們沒有傷害過你們”。

晚清的中國人，普遍缺乏民族、國家的整體觀念，“今思十年前甲午之役，臺灣既已割讓，然官僚中竟有不知之者。甚至庚子之變時，京畿之地雖為之震驚，然東南地方官僚中竟有全然不知、歌舞醉飽者”（《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第一編《三、黃瑞麟折》）。

凡此等等，均暴露出中國在這場決定國家命運的戰爭中并沒有作為一個整體參與其中。難怪有人說，甲午戰爭實際上是李鴻章一人對日本一國的作戰，因為全國其他地方并沒有動員起來。戰爭結束后，《泰晤士報》評論：“中國僅為各省之堆積，全然沒有可稱為統一國家等之價值。”

相比起來，日本是蓄謀已久、賭上國運的，動員出了全部戰爭潛力。雖然中國人一向輕蔑地將日本看作是遠比自己落后的“島夷”，但事實上，日本早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就已經實現了全國市場一體化，人員、物資和貨幣都得以全國性流通，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這是一個關鍵優勢，在戰爭中也便于調配軍隊和戰略物資。

而晚清的中國，仍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對敵我雙方的優劣勢一無所知，梁啟超在回顧甲午戰爭的失敗時沉痛地說：“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矣。”

甲午戰敗空前暴露出一個嚴峻的問題：當時清朝的體制，已經不適應一場近代戰爭。這不是靠幾個人的孤勇或英明能彌補的，更不是靠事后找替罪羊能解決的，越來越多人意識到“老辦法已經不能解決新問題”，必須全面改造國家。

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僅僅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能擊敗清朝，這不能不讓人在震驚之余，深思再三。可以說，沒有甲午戰敗，就沒有戊戌變法，也不會有朝野士人的覺醒，更不會有大批留學生東渡日本求學，積極謀求變革，“革命黨人”是在那之后才出現的——無論是“變法”還是“革命”，都是中國人在絕境之下尋找出路的嘗試。

雖然人們得出的教訓、找到的出路各不一樣，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國人第一次被喚起了強烈的危機感。在那之后，“救亡圖存”才成為知識分子心目中迫切的使命。

可以說，甲午戰爭就是鏡子，提醒著不同時代的中國人：我們距離真正的現代化還有多遠，是否已經足夠反思自身的問題，能否比晚清時更好地回應挑戰。從這一意義上說，甲午戰爭永不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