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炮，數冊親善條約，不如一筐彈藥”，霸權從來就是一個極端的誘惑，對維新時期的日本更是如此。

福澤諭吉曾在自傳中寫道，他一生以啟蒙為己任，并無遺憾，希望能將我國國民引導向文明之國邁進”，1901年，這個19世紀，日本最出名的野心家、教唆犯、幕府第一反賊，死于腦溢血，終年66歲。

他的《脫亞論》并沒有讓日本更文明，而是變得更加野蠻和殘暴，不過是日本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其死后的三十年里，一群由嗜血的武士建立的政府，最終還是拜倒在軍國主義門下。

青年時期的福澤諭吉

為什么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會對日本近代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一個理論為什么如此巨大的破壞力？

自從1840年以后，近代的中國相繼爆發了劇烈的運動，但是從太平天國到洋務運動，再到戊戌變法，最終都因為各種原因失敗。

但是同樣是造反的日本維新派卻翻了德川幕府，為什么日本近代能夠完成快速變革？這與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又有什么關系？本文將帶大家一起去尋找背后的原因。

歷史的岔路口

古代的日本雖從唐朝開始就是深受中華文明的影響，但是二者完全走向了兩種不同的歷史演化道路。

中國自秦、漢時期開始，就結束了春秋戰國時代時期的封建制度，形成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權力和權威集中于帝王及其領導的官僚系統。

而日本則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始終沒有形成大一統的局面，歷史上的日本，權力與權威長期分離，日本天皇在大多數時間沒有實權，但是但是卻有著神一樣的權威，萬世一系，延續至今。

日本天皇

而治理社會的權力主要集中在，以幕府將軍為首的武士階層手里，而武士的身份是世襲的，再加上日本沒有形成類似于中國的科舉制度，所以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豪族社會。

主導社會的力量是世家大族和門閥，這在今天的日本政壇依然可以看到，而中國從宋朝以后逐漸變成了一個平民社會，形成了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局面。

中國的士大夫構成了龐大的文官系統，支撐整個中央集權制度，而且日本則不一樣，反而是類似于西方中世紀的社會結構，幕府將軍統治社會的手段是間接統治，通過分封土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藩國。

日本眾多藩國

封地的糧食產量在一萬石以上的被稱為“大名”，其領地和行政機構就稱為“藩”，在德川幕府統治的日本的260多年里，前前后后出現過近五百多個藩國。

每一個藩國由一個家族統治，比如薩摩藩的島津氏，長州藩的毛利氏等，這意味著地方藩國擁有更多的獨立性和主動性。

幕府將軍和大名的關系，類似于西方中世紀的國王與貴族的關系，天皇在日本的地位類似于教皇在歐洲的地位，屬于象征意義上的“神”，不插手社會治理。

這樣一來，德川幕府與滿清政府相比，對整個社會的控制能力要弱許多，所以一旦面臨西方列強殖民入侵，藩國造反的成功概率就要高出許多，這是從政治制度的角度來看的。

如果從文明的角度來看，或許更加深刻一點，中華文明是軸心文明之一，是除基督教、伊斯蘭教之外的，世界大三大文明之一，儒、釋、道三教相互融合，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基礎。

軸心文明國家的一個特點就是與地理、人文環境高度融合，有著悠久的歷史，互相之間很難替換，而日本不同，本身不是文明中心，只能受到其他文明的影響。

古代的日本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但是由于中國近代的衰落，導致其文化影響力出現了真空，西方文明的入侵，很快可以讓日本改變方向，追隨強者，簡而言之，就是船小好調頭，這和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又有什么關系呢？這個理論影響的究竟是哪一群人？

沒落的武士

明治維新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場由一群下層武士，聯合豪農、豪商的造反運動，而福澤諭吉的理論思想成了維新派的理論工具，1885年《脫亞論》正式成型，但是其醞釀過程至少有二十年。

德川幕府時期，日本社會等級森嚴，按照“士、農、工、商”的順序各司其職，世襲罔替，用身份來劃分職業，各個階層受到的教育都不一樣，由于武士長時間脫離勞動，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主君發放的俸祿。

到了幕府末期，整個中下層武士集團沒落，不少武士窮困潦倒，靠向商人借錢度日，武士尊而不貴，社會地位高，但是生存堪憂。

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經濟類型造就了一批大地主和大商人，通過幾代的經營和積累變得非常富裕，但是商人的社會地位最低，貴而不尊，這是福澤諭吉的理論思想產生的時代大背景。

幕府末期的日本武士

1835年他出生在一個武士家庭，他的父親福澤百助就是一個俸祿微薄的下層武士，最喜歡收藏中國的古書，對漢學造詣很深。

但是他的父親在他不到兩歲的時候，因病亡故所，福澤諭吉自幼生長在門閥觀念極為濃厚的社會環境里，十分厭惡這種生活。

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休·佩里率領四艘軍艦來到江戶，以武力威脅幕府開國通商，當時這里是德川幕府的權力中心。

1868年改名東京，馬休·佩里的艦隊中有兩艘黑色的蒸汽鐵甲軍艦，所以被稱為“黑船事件”，隨后西方列強相繼而至。

21歲的福澤諭吉為了擺脫門閥制度的枷鎖，的時候前往長崎學習西學（蘭學），拜“日本近代醫學之父”緒方洪庵為師，1858年來到江戶執教，并且學習了英語，后來隨幕府的使節一起去了一趟美國。

西方列強的殖民激化了日本的社會矛盾，工業化的商品進入日本之后，不但觸及豪農、豪商的利益，而且導致大量的手工業者失業。

武士享有的特權也蕩然無存，準備掄刀砍人的時候，還沒反應過來，就被一槍撂倒，面對西方的工業時代的殖民者，整個日本顯得脆弱無力。

一些年輕的下層武士就開始刺殺和西方勢力勾結的幕府當權者，他們和豪農、豪商組成了“尊攘派”，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尊奉天皇，趕走外國侵略者”。

但是此時的尊攘派對德川幕府尚存幻想，沒有明確提出推翻幕府統治要求，幕府軍隊在西方列強的支持下，對其進行了鎮壓，就在攘夷運動興盛之際，出現了一個轉折點。

改變日本歷史的命案

1862年9月，一個往返橫濱和上海的英國商人查理斯·理察遜，和同伴3人，在路上遇見了，薩摩藩大佬島津久光近700人的儀仗隊。

按照慣例，平民如遇到大名的儀仗隊，須下跪及退讓，英國商人當然不肯下跪，身上也沒帶槍，結果就享受了“一刀斬”服務，直接領了盒飯。

島津久光

英國駐日本大使館就要求幕府、薩摩藩嚴懲兇犯，并且支付巨額賠款，福澤諭吉正好擔任翻譯工作，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翻譯水平不夠高，導致最后雙方談崩了。

英國隨即派遣東印度公司的艦隊炮轟薩摩藩的老巢鹿兒島，這就是“薩英戰爭”，英國竟然和日本的一個藩國干了起來。

結果薩摩藩用于防御的80門火炮，發揮了關鍵作用，英國也沒有占到便宜，原本認為薩摩藩不堪一擊，沒想到還挺能打。

英國無非就是想擴大在日本的利益，至于是幕府還是藩國并不重要，于是就轉而支持薩摩藩的維新派就，他們主張推翻幕府統治，走西方資本主義強國路線。

邪說產生的土壤

德川幕府為了直接與西方各國接觸，決定派遣使節到歐洲，福澤諭吉作為一名翻譯隨行，這一次歐洲之行對他的影響非常巨大。

在此期間，他對西方社會的諸多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比如，政黨選舉、征兵法規、銀行、醫院等

回日本之后，他就寫了一本書《西洋事情初編》，很快成為了霸榜的暢銷書，發行了25萬冊，諷刺的是，為德川幕府效力的福澤諭吉，他的粉絲和擁躉，大部分是維新派。

竟然還成了這群人的意見領袖，業界大V，這也是后來他出版《脫亞論》影響力巨大的原因之一。

維新派能否造反成功，取決于日本能否完成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變革，但是日本并沒有發展資本主義的客觀條件。

資本、工業原料、消費市場，都不具備，而且在西方列強面前，沒有任何先發優勢，這就讓明治維新注定是一個“怪胎”。

從一開始就奠定了對外侵略擴張的基調，“維新三杰”之一的西鄉隆盛就曾公開表示“失之于歐美之物, 取償于朝鮮滿洲之地”。

“維新三杰”之一西鄉隆盛

被西方列強壓制的日本只能撿軟柿子捏，這是其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內在邏輯，1868年，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福澤諭吉的思想，就自然成為了明治政府的發展指南。

于是《脫亞論》就把對外侵略戰爭與“日本的富強崛起”聯系在了一起，其最險惡之處就是在于，把這種侵略行為上升到一種理論。

并且賦予其所謂的“正義性”，福澤諭吉就這樣成了教唆一個民族犯罪的的罪魁禍首，一個理論能夠給一個民族洗腦，必須要讓其信眾看到效果，日本對外的侵略戰爭，讓《脫亞論》在日本生根。

嗜血的野獸

《脫亞論》1885年正式出版，到1894年甲午戰爭，這幾年間，明治維新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危機，而發動甲午戰爭早在日本明治政府的計劃之中，甲午戰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轉折點。

本應該崩潰的日本經濟起死回生，甲午戰爭的勝利，改變了日本的國運，從清政府攫取了2.3億多兩白銀，相當于1895年日本財政收入的4倍以上，直接化解了日本的經濟危機，賠款中的83.7%，用于擴充軍費，尤其是海軍。

9年后，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的勝利加速了帝國主義的形成，軍事工業、重工業、以及于出口的輕工業發展迅速，但是與民生相關的產業反而萎縮了，平民的生活水平并沒有改善，反而是雪上加霜。

從1907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日本就一直處于慢性的經濟蕭條之中，就在日俄戰爭的第二年。

1905年，日本出現了罕見的大饑荒，數百萬人近乎餓死，很難想象這就是日本所謂的“大國崛起”。

只要不打仗，這種經濟模式就不可持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再次出現了經濟危機，沒過多久世界第一次戰爭爆發。

一戰的爆發對歐洲國家來說，就是一場災難，卻給日本帝國主義的成型創造了機會，因為遠離歐洲，不用擔心被戰爭影響，日本和美國都成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受益者。

一戰時期的日本海軍

也正是由于歐洲列強忙著打仗，進入戰時狀態，物資就會非常緊缺，對亞洲地區的貿易出口就停掉了，歐洲列強紛紛退出亞洲市場，于是整個市場出現了真空，間接給日本商品創造了巨大的市場。

戰爭拉動對戰時物資的需求，日本趁此機會，減少對歐洲的進口，加快了對歐洲的出口，扭轉了貿易逆差，很快日本的財政狀況出現了轉機，大量的黃金流入日本。

黃金儲備從1914年的3.5億日元，到1919年20億日元，日本從戰前的債務國，變成了債權國，還購買了英國與沙皇俄國的國債，一戰結束之后，日本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91%，占到了經濟總產值的56.8%。

三次戰爭前后，日本的資本主義快速發展，這讓維新派對《脫亞論》更加推崇也加速了維新派的改革，隨著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脫亞論》也就成了明治政府的國策。

《脫亞論》之所以能夠掀起狂風巨浪，就是抓住了維新派的訴求，并且在接連的幾場戰爭中勝利，讓日本實現了工業化。

這極大的刺激了日本國民的情緒，而且日本這個民族骨子只崇拜強者，強大即正義，所以《脫亞論》這種邪惡思想，很快就成為整個民族的集體意識形態。

維新派主要是來自于薩摩藩和長州藩的下層武士，他們原本是一群以習武殺人為業的暴力機器，《脫亞論》在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之后。

自然就演化成了日本的國策，在帝國主義的戰車上一路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