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的政局顯得很不平靜。
2022年，小馬可斯和莎拉當選菲律賓正副總統，兩大勢力試著打造共治的政治新局。
然而，這場合作單純是“權宜政治婚姻”，兩人關系在2023年起生變，直到2024年11月，莎拉揚言安排殺手刺殺小馬可斯及其親屬，甚至還公開要挾軍方發動政變，小馬可斯動員國會發起彈劾以示報復，致菲律賓陷入1987年以來最嚴重的憲政危機。
2024年年底，小馬科斯更是將莎拉彈劾出來國家安全委員會。
菲律賓的政治亂局可從近因和遠因探討。先從近因看，分裂的起火點在2022年新政府內閣人事，杜特爾特家族要求半數的內閣配額，而小馬可斯不允，連杜特爾特家族覬覦的國防部也不給莎拉兼任。后來，小馬可斯走向跟杜特爾特完全相反的政策路線，包括升高與中國的敵對氛圍、開檔調查毒品戰爭及前朝舞弊、在國會拔樁（拉攏親杜特爾特的國會議員，前總統兼莎拉政治導師阿羅約被免去參議院副議長、審查和阻擋莎拉的預算）等，兩大政治家族的沖突越演越烈，最終在去年6月莎拉憤而辭去教育部長，與小馬可斯勢不兩立。
除此之外，小馬可斯扶植擔任眾議院議長的表弟羅穆亞德斯出戰2028年總統大選。這不符合杜特爾特家族的利益，畢竟杜特爾特曾不斷鼓勵女兒莎拉參選2022年總統，但莎拉為了降低“靠爸”形象，充當小馬可斯副手，結合北伊羅戈和棉蘭老島兩大政治世家的票倉參戰總統大選。2022年大選成績顯示，小馬可斯得票率為58.8%，莎拉得票率61.5%，兩人實力不相上下。莎拉有一定底氣挑戰2028年總統大位，小馬可斯家族也勢必想方設法壓制杜特爾特勢力。
根據最近亞洲脈動公布的民調，無論施政滿意度或信任度，小馬可斯與莎拉的差距不遠。若以地區和社會階級來看，大馬尼拉和呂宋島的民意傾向小馬可斯，而莎拉在米沙鄢群島和棉蘭老島掌握多數民意，南北對立壁壘分明。在社會階級方面，莎拉在底層取得壓倒性支持（滿意度68%，信任度67%），在上流階層保持微幅領先（滿意度44%，信任度43%）；小馬可斯僅在城市中產階級取得優勢（滿意度51%，信任度49%）。這顯然不為小馬可斯所樂見，尤其可能影響到今年10月中期選舉。杜特爾特摩拳擦掌，在缺乏政治資源之下仍控制中南部地區的支持，為他回鍋達沃市長、安排子弟兵出戰參議院改選的基底。
2023年新加坡管理大學發表的一篇學術論文發現，三大變數助小馬可斯當選2022年總統，分別是杜特爾特支持者、同情馬可斯家族和支持戒嚴法的選民，以及說伊羅戈語群體。其中，支持小馬可斯的受訪者，認可杜特爾特六年執政者（84%）是不認同者（14%）的六倍。這足可理解何以杜特爾特家族骨子里瞧不起小馬可斯，在選舉期間不與他同臺，甚至禁止競選團隊跟他的人馬接觸。
當然，還有另一種解釋認為，小馬可斯與莎拉之爭，乃美中兩國的代理人戰爭。小馬可斯上臺后，一方面改善對美關系，強化軍事和經濟合作，另一方面，在南中國海與中國正面沖突，并于國際場合炮打中國，在國內祭出中國滲透來抹紅政治對手。相反，杜特爾特保持一貫反美、反西方的姿態，認定菲律賓抗中是錯誤的外交路線。
政治家族合縱連橫把持政壇
如以遠因來看，菲律賓憲政危機并非偶然。受到殖民母國影響，菲國政體完全參照美式憲法、聯邦制和總統制而生，菲律賓憲法規定正副總統分開選舉，也是源自早年美國選舉人團票選兩名得票最高者出任正、副總統的規定。但是，菲國不隨美國腳步改為正副總統組隊參選，甚至采全面直選，于是有正副總統分屬不同黨派的局面；即便同屬一個陣營，但兩者握有各自民意基礎，競爭大于合作。副總統扮演候任元首角色，準備隨時接棒之余，也借助政治資源備戰來屆總統大選，導致總統與副總統相互角力，成為菲國政治常態之一。
菲律賓是千島之國，語言、族群和地方認同碎片化，單靠意識形態無法凝聚民意，故個人特質、地方樁腳與分肥政治成為勝選關鍵。以財政預算為例，總統和副總統有各自的特別經費預算，這些資金通常是政治家族分肥的主源，綁樁范圍從國會議員到一般選民。小馬可斯大砍莎拉的教育部特別預算，便是斷絕對方的政治資金。
談到政治家族，從1935年制定憲法伊始，菲律賓政壇就被各個政治家族所把持。這些家族都有各自的地盤，如馬尼拉地區的阿基諾家族、洛佩茲家族、巴丹的加西亞家族、八打雁的勞雷爾家族、棉蘭老島的杜特爾特家族、北伊羅戈的馬可斯家族、邦板牙的馬卡帕加爾家族等等。這些地方大族盤根錯節，結合民意代表、公務員、商業大亨、外企、地主和黑道，有的還組織私人武裝，遂而政黨的重要性比不上政治家族。地方大族長期合縱連橫，政商利益主導分合關系，因而，小馬可斯被問到未來有無跟莎拉和解的可能時，他給出“永不說永不”的答案。
簡言之，菲律賓政治亂象是馬可斯與杜特爾特兩家族的政治分歧，再加上中美強權的介入，激化對立情勢而生。制度設計、政治文化和地方大族是扭曲菲國民主政治的結構性因素，除了造成政治不確定性，也是貪污腐敗、官商勾結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