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面對大洪水，中西方的選擇卻截然不同，中國選擇大禹治水，通過治水解決問題，但西方選擇的是諾亞方舟，選擇遵循“神意”、造船逃離，即逃避問題。

顯然，不同選擇反映的民族性格截然不同，就是中國在面對困難時，勇于迎難而上，善于自力更生，西方卻選擇逃避，寄希望于“神”幫忙，兩個神話反映了兩者不同的秉性。

問題在于：大禹治水與諾亞方舟，兩者都是結果，那么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何在？接下來，就談一談這個話題。

中西不同文明模式

中國屬于農耕文明，基本模式是播種—收獲，不勞動無收獲，盡管也會受到天氣影響，但是總體來說相對比較穩定。其中，對“農時”的掌握，也需要自身觀測，也只能靠自己觀象授時，“神”不會降下“旨意”說何時播種最好。因此，農耕文明決定了中國要靠自己動手，才有可能豐衣足食。

當然，天氣對農業影響的確較大，而天氣具有不確定性，所以中國先民也信神。但一方面多數時候天氣相對正常，基本可以滿足農業生產；一方面先民發現“天神”并不干涉人間，大禹治水中天帝就不幫忙，甚至還殺死竊取天帝息壤治水的鯀，商朝是“商不祀帝”，周朝是“皇天無親”，孔子是“敬鬼神而遠之”（存不存在對生活沒什么影響，就敬而遠之），道家說“大道無情”等。

于是，面對大洪水時，中國人自然不是求神幫助，求了也沒用，只能想辦法自己治理，由此就出現了“大禹治水”。同時，因為能不能吃飯靠“田里的產出”，所以也不能像諾亞方舟那樣離開，除非實在沒有辦法，否則肯定要先挽救。

與中國的不同，關于西方上古的文明模式，有說是海洋文明，有說是商業文明，有說是強盜文明，筆者認為可能兼而有之，輔以少量農業。關于這一點，筆者真不知道怎么說，反正肯定不是以農耕為主。

其實，如果西方以農業為主，那么面對大洪水時，也不敢輕易丟掉田地而登船逃走，只會想辦法治理，就如大禹治水的邏輯一樣；反之，正因為不以農業為主，所以才有諾亞方舟，不擔心農業生產。

上古之際，唯一能夠獲得相對穩定產出的是農耕，貿易本質是低買高賣，與漁獵、搶劫等一樣，也都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因為產出“不確定”，決定了生活不穩定，可能吃了上頓沒下頓，對未來充滿憂慮，那么就需要“神靈保佑”或商業或搶劫有收獲，所以高度“信神”是這種文明的歷史必然。

中西生產力的不同

除了文明模式不同，決定不同選擇之外，還有生產力方面的原因，即大禹有治水的相應工具、而西方卻沒有！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無論是疏還是堵的治水辦法，前提是要有相應工具，其中最主要的是挖土工具。

本世紀初，在浙江寧波市余姚三七市鎮相岙村，距離河姆渡遺址僅七公里的地方，考古發現田螺山遺址，屬于河姆渡文化的遺址，距今大約6500多年。其中，考古發現幾十萬顆碳化稻米，說明當時水稻種植面積很大。但問題是，種植水稻需要耕地或挖地，田螺山先民用什么工具呢？

隨后，散落在地層中的數十件特殊骨器引起了考古人員的注意，研究確認這是“骨耜”——中國農業史上一個革命性農具，由牛的肩胛骨制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孫國平指出：骨耜對當時的農業生產作用很大，實驗證實骨耜與如今鐵鍬類工具的效率相差不太大。

此前，在四川金沙遺址中，考古發現一件商周木耜，與今天的鏟子造型沒什么區別，上圖可見。相比骨耜，木耜無疑可以更相對的批量制作。

另外，考古表明距今5000年內，水稻在北方種植規模已經比較大。伴隨著水稻種植規模擴大，骨耜或木耜這種挖土工具也會被廣泛使用，農業產出多，自然就會養活更多的人口。當然，北方主要種植粟黍，但種植這些也需要相應農具。

也就是說，大禹時代不缺挖土工具，同時又有足夠的人力，即有人、有工具，大禹治水就有了成功的保障。

與中國的不同，西方既缺工具、又缺人力，即便有心治水，也沒有治水的工具與人力條件，所以只能坐船逃遁。

關于西方缺少治水工具，雖然看似古埃及、蘇美爾等史前科技發達，但考古卻沒有發現相應先進的工具，包括相應先進的農具。

總之，對比中西方的情況：從文明模式上來看，西方沒有動力自己治水，但中國自己治水的動力十足；從治水條件上來看，西方缺少成功治水的人力物力，只能認為大洪水不可治理，但中國基本具備這些條件。正因如此，所以中國是大禹治水自力更生，西方是諾亞方舟逃避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