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美國的出生率明顯下降，但自殺率卻在飆升。

從紐約到芝加哥，城市街邊隨處可見喪失了抵押贖回權的漂泊農民和失業之后居無定所的工人，然而他們卻根本得不到關注，很多人奄奄一息、自生自滅；華爾街的高層酒店，則成了銀行家們和炒股大佬們跳樓的最佳地點，每天都會響起“砰、砰”的聲音。

請問，您是來住酒店的還是跳樓的？酒店前臺經常會這樣詢問。

“千百萬人只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于死亡?！泵绹臍v史書如此記錄道。

5000多家銀行倒閉，8萬多家企業破產，1400萬工人失業，200萬人成為流民。1930年到1933年的美國，是現代人所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形之一。

流民游走在不同的城市和小鎮，但所遇到的情況卻無一例外：沒有哪里能給他們提供工作，合口的食物則更是難尋。從賓夕法尼亞到肯塔基，野草成了人們普遍青睞的食物；在城市的貨物裝卸站，家庭主婦們與野狗爭搶腐爛菜葉；在暗街小巷，曾經體面的白領們在餐廳垃圾桶里扒拉剩下的帶肉骨頭還有面包渣。

食品救濟處排隊的人群中，一個失業工人的前面和后面，分別是一位華爾街的銀行家和一位建筑工程師。他們面色麻木，混跡在人群當中，甚至連哀嘆一聲的資格都沒有——畢竟還要期盼今天能領到救濟食物。

在以前，這種工人都是兩位精英不會多看一眼的人群，但如今，他們毫無區別。

工作、工作、工作，整個美國都在呼喚這個詞。

然而沒有、沒有任何工作。沒有企業再愿意投資，甚至農業生產也失去了意義，經濟斷裂了，沒有人能修復它。

無論政府如何刺激、想什么辦法，都沒用。經濟成了一具尸體，心肺復蘇和強力藥物全部失效。

投資家們在領取救濟食物的時候，仍然無法理解那個周二究竟發生了什么：1929年10月29日，那只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星期二，但股指突然暴跌40%，無數人的財富在一瞬間被清空。

然而就在前一天的周一，報紙上的頭條還是：新的牛市即將來臨。太陽照常升起，人們繼續做著美國夢。

然而誰知道，從周三開始，太陽不再升起了。

“黑色星期二”僅僅只是全部故事的開始。經濟下滑的連帶效應需要時間，才能一步步展現出它的殘忍。從1930年開始，出租車司機的收入驟減一半還多；即便那些能保住工作的人們，收入明顯下降的也為多數。

人們不知道錢去哪了，反正錢就像是消失了一樣，你掙不到，就是掙不到。

那個著名的關于資本家倒牛奶的故事，其實不能怪資本家——因為通縮導致牛奶價格太低，農場主們將牛奶運到售賣點，就會倒賠，那還不如就地倒掉，至少不用賠錢。

倒牛奶怪資本主義？那些年，斯大林的蘇聯確實不倒牛奶，但是軍隊會上門收走你最后的一瓶牛奶，不交？拿槍頂你腦袋。

總之，1930年代初的美國，沒有人能解釋經濟為什么停轉，反正就是停了。昨日的繁華成了舊夢，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只為能吃一口飽飯、穿件正常的衣裳而憂慮。

答案究竟在哪里？誰能來解救美國人？不是胡佛總統甚至也不是后來的羅斯福，而是忍耐、痛苦和煎熬，讓經濟周期自己過去。羅斯福采取的一系列拯救美國的新政，并非消除了經濟危機，只是減緩了它所帶來的痛苦。

經濟停擺，恐怕是人類目前為止最難以解釋的謎題之一。但其實，它又有一個統一的解釋，就是危機之前過度的瘋狂和貪婪，以及這種貪婪所造成的巨大貧富差距

對于那些政府權力很大的國家來說，在每一次大危機之前，則通常有著一個國家對追求某種目標的過度迷信。

但無論是從個人角度，還是政府角度，危機的成因都有一個共性：貪婪。

從貨幣的角度來看，大蕭條的根本原因往往都是市場上流通的錢，遠遠超過了其真實的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基本面。

1929年之前的美國，沒有人相信房價會跌，事實上，從1925年開始房地產就陷入了新一輪的超級狂熱。人們篤信，美國將不斷地從繁榮走向繁榮，在這種時候，沒有人愿意相信那些關于經濟過熱的提醒，領導人更是討厭那些“挑刺兒”的經濟學家，繼續推高資產價格。

從1920年到1927年，紐約曼哈頓地區的房價上漲了38%（當然這個數據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還是小巫見大巫）。1929年，大紐約地區的房屋建造量已經遠超其真實需求，已經可以為600萬人口提供住房，相當于當時紐約人口的兩倍。

諷刺的是，大蕭條發生時，還有大量的摩天大樓修建計劃，正在實施中或者設計中。

佛羅里達州的房地產最為瘋狂，在這個海濱度假勝地，幾乎所有人都陷入了瘋狂的炒房熱潮，報紙上每天都是連篇累牘的房地產廣告。

然而背后卻有一個問題，被所有人忽視了——美國人的收入，其實并沒有隨著資產價格的上升而等比例上漲。

1920年代，資產泡沫上漲了4倍，但普通人的工資只漲了10%，人們的真實收入，遠遠沒有跟上市場上流通的熱錢數量，經濟的漂亮數字成了一個“虛擬數字”。

與此同時，貧富差距不斷增大。華爾街的銀行家、投資家們，通過資產泡沫賺得富可敵國，但普通工人、農民，并未分享到美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他們仍然只拿著極低的收入。

那時候的美國，也尚未形成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導致普通人毫無抵御經濟風險的能力，一旦遇到大病和投資失敗，往往就意味著萬劫不復。

在那個年代的美國，企業主們只知道瘋狂而貪婪地賺錢、想盡辦法延長工人工作時間和壓低工人工資；政府則做了企業主們的幫兇，不僅不試圖均衡民眾收入、增加社會保障，反而幫著資本家們壓榨工人，成了資本剝削的助手。

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一頭是極端的投機泡沫和產能過剩，另一頭是大量低收入的底層民眾。在這種扭曲的經濟結構之下，最終所有人都受到了懲罰。

在1937年的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說中，羅斯福這樣描述：

我看到成千上萬個家庭試圖依靠微薄的收入生活，每一天對他們來說都是折磨。
我看到千百萬生活在城市和農村的人，他們的生活狀態對半個世紀以前的所謂文明社會來說都是不體面的。
我看到千百萬人被剝奪了教育、娛樂，以及改善他們的命運和他們孩子的命運的機會。
我看到千百萬人沒有購買農具和工業產品的資金，由于他們的貧困，不能給其他千百萬人提供工作或效益。
我看到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住不好，穿不暖，吃不飽。

這個世界最糟能糟到什么程度？大蕭條永遠在啟示人類。

后來，羅斯福和凱恩斯主義給最糟糕的美國續了命，再后來美國又重回自由經濟的繁榮——這是最糟糕的美國之幸運。

但并不是每一次類似的危機，都能有同樣美好的故事結局。其實，最糟糕的事情并非經濟危機本身，而是面對危機卻無所作為，甚至掩耳盜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