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典型的日本軍人，由于其脾氣暴躁、兇狠成性，因此被日軍士兵稱之為“鬼將軍”。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教育之下，從踏上中國的土地的那一刻起，他的雙手就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

日本戰敗后，他被中國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8年，在戰犯管理所渡過12年的時間之后，他在1957年提前特赦回國。

在1965年他隨訪華團來中國參觀的時候，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

回國后他坦言：“從周總理的身上，我深切的體會到了中國人民的友好，他不計前嫌地同我同我熱情握手，并詢問我歸國后的生活狀況，我深切的體會到了什么叫以德報怨，我將為中日兩國的友好繼續奮斗下去。”

藤田茂，一個標準的日本軍人。1889年出生于廣島一個武士家庭，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侵華期間，歷任騎兵聯隊大佐聯隊長，后升任少將旅團長、中將師團長。

中國軍事法庭調查了他在山西、湖北、山東等地犯下的罪行。以下是他任日本陸軍第二O師團騎兵第二八聯隊大佐聯隊長時在山西安邑、稷山等地行兇作惡，在法庭上所供述的部分事實。

審判長：“被告人藤田茂，你把你指揮部隊在山西省稷山縣殺害中國居民的情況講一講。”

藤田茂：“1938年6月，在稷山縣城內的第二O師團的一個步兵小隊，夜間被中國軍隊殲滅了。8月份的時候二O師團參謀長北川讓我有機會到稷山縣城去‘打掃戰場’，找回日軍的尸體。9月上旬接到中國軍隊向北移動的情報。由于移動中國抗日軍少一些。因此我在9月9日天亮時，指揮部下進攻了稷山縣城，迫使駐在縣城的抗日軍轉移后，對居民進行了殺害。”

審判長：“殺害了多少人？”

滕田茂：“剝奪了44人的寶貴生命。”

法庭傳證人薛春娃到庭作證。

他說：“1938年農歷七月十六日早晨，日本鬼子來了，人們都往外跑，我也跟著跑。跑到北門一看，聚集了很多老百姓，城門還沒開。等城門一開老百姓拼命往外沖，跑到前面的跑掉了，跑在后面的就被城上的日本鬼子開槍打死了。

這時我趴在碾子底下。我的鄰居劉四娃背后中彈被打死，倒在我的身上。有一個60多歲的老人叫王江，被日本鬼子將頭打破了，趴在碾子上。

日本鬼子打了三個小時左右走了，我從劉四娃身子底下爬起來一看，我的身上都是血。這時城里的老百姓到城外來找人，都大哭大叫，尋找他們被害的親人。

黃興海一家五口死了三口，黃興海的腦袋被打破當場就死了，他的老婆被鬼子的子彈從背后打進去也死了，懷里摟著一個11歲的小孩也被打死了。

張新奎的母親60多歲了，被日本鬼子打了四槍，頭和背各中了一槍，當即死去了。

楊成娃的父親和他姐夫都被打死了。日本鬼子用機槍打到吉松令母親的肚子上，血流得很多。

18歲的楊林泉也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被打死的共40余人，負傷兩人。負傷的有李合勝的父親，他77歲，腿被打斷了。

閻任科現年49歲，家里四口人依靠他生活，由于鬼子從他背后打進去一槍，子彈從前面穿出來，負了重傷，至今也不能勞動。日本鬼子用這種殘暴手段殺害中國人民，真是可惡極了。”

滕田茂在軍事法庭上（右二）

藤田茂對此供認不諱，同時交代了在安邑縣三路里村殺害中國居民的罪行。

他說：“1938年12月，我在安邑縣張良村時，接到三路里村有中國游擊隊的情報，我根據師團命令，對游擊隊進行攻擊，于12月下旬率領部下開始夜間行動。

那時中國游擊隊已不在了，我又帶領部隊向北方前進，因不知游擊隊的去向，我帶領部隊又回到三路里村，命令部下對該村莊進行搜索。后來在村外的窯洞里發現了避難的中國居民，我便命令機槍小隊用機槍掃射，并命令一部分部下用刺刀刺，打死、刺死了十多人，還有幾個人受了傷。

我對和平的、正義的、無辜的中國居民，進行了違反人道的殺害，我深深謝罪。”

審判長：“藤田茂，你把你的部隊在山西省安邑縣上段村殺人放火的情形談一談。”

藤田茂：“我在安邑縣張良村時，接到報告，在安邑縣三路里村西方約四公里處有中國游擊隊活動。根據師團長的命令，于1939年4月17日晚間8點鐘，我指揮部下從張良村出發，去攻擊中國游擊隊。

第二天一早，進行了拂曉攻擊。當時得知中國游擊隊已在前一天向東方轉移，我就向東方追擊。當天上午8點半到9點在三路里村和上段村的中間向南前進時，突然受到上段村西門外田地里火力攻擊。我就命令中隊和機槍中隊進攻，命令剩余的一個中隊從上段村的東方迂回到后面進行包圍攻擊。

攻擊一小時后，我命令部下在上段村村莊里進行搜索，一部分向北，一部分向南。我命令部下對該村庇護中國游擊隊和留他們住宿的農民要采取徹底消滅的手段。”

審判長：“你怎么知道他們是庇護游擊隊的？”

滕田茂：“這是我主觀上的判斷。”

審判長：“你的部隊是如何在那里殺人放火的？”

滕田茂：“我的一個中隊根據我的命令把這個村莊剩下的居民集中在一起，用刺刀刺殺他們，并且把他們的房屋放了火，還把他們推到井里淹死，甚至把無辜的嬰兒也殘殺了。”

審判長：“殺了多少人，燒了多少房子你知道嗎？”

滕田茂：“該村被殺害的中國居民有100多人，被殺的中國俘虜12名，燒了民房100余間。”

公訴人：“審判長，我剛才聽被告人藤田茂說他指揮、命令他的所屬部隊在上段村屠殺和平居民，是因為他們庇護游擊隊，這是一種借口。現有證人張葡萄可以證明藤田茂在上段村所殺的人是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甚至連吃奶的小孩子也殺掉了。為了更加確切地、具體地弄清事實真相，請法庭傳證人張葡萄到庭作證。”

50多歲的張葡萄對那悲慘的一幕留下了極為痛苦的回憶，當庭哭訴了家破人亡的經過。

她斷斷續續地說：“ 1939年農歷二月二十六日，藤田茂的部隊包圍了我們村莊，家家戶戶老百姓都被趕到大門外井臺上。

當時我家七口人中有五口人被趕到井臺上。日本鬼子用刺刀刺向我公公的脖子，把他刺死后扔到井里。把我婆婆叫到井臺邊上，用刺刀刺進她的后背，然后也扔進井里。我丈夫見他父親母親都被殺害了，哭得不得了，鬼子又用刺刀把他的肚子剖開后扔進井里，又從我懷里奪走四歲的小女孩，一刀砍死后扔在井里。鬼子又把我帶到井邊，用腳把我踢到井里，后來是我娘家爹把我撈上來，才留了一條命。

當時受害的連我共有120多人，其中死亡119人。

鬼子還放火燒房子，我們那條街上就被燒了36間。

這就是他們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我請求法庭嚴懲兇手！”

張葡萄因為過于悲痛幾次泣不成聲差點昏倒，旁聽者乃至威嚴的法庭工作人員也不禁為之落淚。

張葡萄的血淚控訴留給滕田茂的印象太深了。在回到日本的20年后，他還清晰地回憶起了當年的情景：“這位名叫張葡萄的老婆婆，是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她當時在法庭上悲痛的哭訴以及憤怒的眼神是我一輩子都忘不掉的。

這位老婆婆的一家大小全被日軍殺光，她自己躲在井里才得以幸免。她含淚控訴時的悲傷、憎恨、痛苦，一齊在臉上表露無遺。她在憤怒到極點時，要奔過桌子這一邊來打我。

這是日本侵略者得到的真正回答。一想到她的遭遇，她內心的憤恨是多么深刻啊！我終于認為我是侵略者。那老婆婆的控訴到今天還深深印在我的腦中。”

藤田茂的罪孽何止這些！這不過是極小的一部分。

滕田茂

日本華北派遣軍指揮機關曾向在山西掃蕩的部隊命令道：

“這次作戰的目的， 與過去完全不同，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殲滅八路軍及八路軍根據地內的人民。因此凡是敵人區域內的人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毀，所有糧食不能搬走的就地焚燒；鍋碗要一律打碎， 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藥。”

如此駭人聽聞的命令！如此窮兇極惡的命令！如此滅絕人性、喪盡天良的命令！在這樣的命令之下，無辜的百姓即使沒有被日軍殺害，也要被活活餓死！

在1957年他被特赦回國的那一刻，流著淚說：“我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按理說，我在被捕那天就應該被中國人民處以極刑。然而中國人民不但沒有殺掉我，還挽救了我，在中國人民的真理的教育下，今天我由一個鬼變成了有良心的人。我已經認識到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非真理。我決不做徒然的懺悔。我決心將日本帝國主義和自己所做的殘忍野蠻罪惡，徹底加以揭露，給現在的帝國主義者們以沉重的打擊，并且使日本的后繼者不要再步我的后塵，促其覺醒。我要向著中國人民所指出的光明大道勇敢前進。無論在什么時候，在任何地點，誓將獻出我的一生，為反對帝國主義和侵略而進行斗爭。”

藤田茂也的確做到了。回國后，他擔任了由前日本戰犯組成的“中國歸還者聯絡會”首任會長，為發展中日友誼而積極奔走，為推進世界和平而大聲疾呼。他曾六次護送中國勞工遺骨及率團訪問中國。周恩來總理親切接見了他，高度贊揚他為中日友好做出的貢獻，并贈給他一套中山裝，這套中山裝被他小心翼翼的珍藏了近30年的時間。

1982年，91歲的滕田茂因病去世。彌留之際，他特意囑咐家人要把那套珍藏了近30年，從不舍得穿的中山裝穿在身上。

他說：“看到這套中山裝，如同見到了周總理一樣。他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友好與寬容，我將穿著這套衣服繼續為中國人民贖罪。”

是啊，一套中山裝，代表了一個大國包容的情懷，一帶偉人寬廣的胸襟，更代表了他對中日關系友好發展的殷殷期盼。

周恩來總理接見滕田茂

藤田茂的兒子是一位出色的外科專家。他來到中國見到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時說：“家父生前常對我們講中國人民的人道主義精神。正是家父的教導，使我也成為中日友好的倡導者和維護者。”

藤田茂的孫子則含著淚水發下誓言：“我要牢記爺爺的遺訓，絕不能讓前輩的悲劇命運重演，一生要為中日友好而奮斗！”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們沒有資格替慘死于日軍屠刀之下的前輩們去原諒他們，但歷史就是歷史，不容我們忘卻，或許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才是此時我們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