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醫生按：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陶醫生支持中醫，但我們也應該了解一下，那些執著反對中醫、黑中醫的人，到底怎么想的？他們的說法有沒有丁點道理，可以讓中醫更加完善？

下面就介紹一位大名鼎鼎的中醫黑——張功耀。他自稱唯物主義者，那么說把他的去世說成“去見馬克思”，相信他不會反對。

張功耀曾經單槍匹馬在中國掀起第三次廢除中醫的浪潮，以他2006年發表的《告別中醫中藥》為開端，此文從多個角度主張廢棄中醫，取消國家對中醫的支持，激發起有關中醫藥問題的大討論。

在下面這篇面向韓國醫生的講座《中醫是不是迷信？》里，張功耀面對韓醫們這樣說：

魯迅先生曾經把舊時代的中醫評價為有意或無意的騙子。在我看來，現代中醫全都是有意的騙子。

作者：張功耀（中南大學教授）

在韓國醫師協會2014年學術年會上的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

非常有幸能有這個機會與各位交流醫學問題。我看過貴國古代醫學著作家許俊先生（1539～1615）編纂的《東醫寶鑒》，世宗御編和世祖御校的《醫方類聚》，和鄭敬先編寫的《醫林撮要》。

我發現，它們都是以中醫經典著作為基礎，有些甚至是直接摘取我國某些中醫經典著作，編寫出來的。

我發現，是許俊，最早把古代朝鮮半島的醫學叫東醫。他這樣命名的背景是，在中國有南醫和北醫，而朝鮮處在中國的東邊，所以朝鮮半島的醫就是東醫。這個命名暗示了中醫和東醫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我看來，東醫就是中醫的仿制品，而且仿真度很高。因為仿制，有些方面仿制得逼真一些，有些方面仿制得則不那么逼真。從這個意義上說，東醫也不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東西。有關東醫問題，我沒有做太多的準備。

今天，我想與各位交流一下作為東醫的母本的中醫問題。希望它對各位有所啟發。

一、不受信任的中醫

中醫一直自我標榜為仁術。在向國際社會拓展市場的過程中，中醫還經常標榜自己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是還不被國際社會了解的傳統醫學，正是這種傳統醫學使中國成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但是，他們徹底地錯了。

野山羊一年一胎，一胎生一只。老虎一年一胎，一胎生兩到五只。野山羊的平均期望壽命只有10歲，而老虎的平均期望壽命有25歲。在生存競爭關系中，從來都是老虎吃野山羊，而不是野山羊吃老虎。可是，現在明顯是野山羊比老虎多。難道說這是野山羊的醫學比老虎的醫學先進嗎？野山羊沒有醫學可以繁衍，難道中國人沒有中醫就繁衍不起來了嗎？

如果我們稍微回顧一下歷史，就連皇親國戚罹患疾病也經常得不到有效的看護和治療。據此，我們怎么可以說中醫為中華民族提供了有效的健康保證呢？

我不知道貴國古代怎樣判斷東醫的社會作用。在我國，中醫是一直不受有覺悟知識分子的信任。遺憾的是，這樣的事實至今還被色彩斑斕的頭巾掩蓋著。

我曾經多次嘗試著掀開這塊掩蓋中醫的面紗，揭露和批評中醫的愚昧、迷信和野蠻，但都不能在我們中國公開發表，只能通過網絡途徑私下傳播。

我現在很像當年傳教的耶穌。我批評中醫的言論，包括我對中醫歷史真相的揭露，很受外邦人重視，卻經常受到本邦人的排擠和打壓。

1830年，中國的解剖學之父王清任（1678－1831年）寫了一部《醫林改錯》。他批評中醫典籍對人體生理、解剖和病理所做出的猜想“處處自相矛盾”。 他說，以這樣的認識基礎行醫，就好比一個瞎子騎了一匹瞎馬在懸崖上行走，非常危險。他堅信，在醫學獲得重大進步之后，一定會有不少中國人起來批評中醫。

19世紀下半葉，越來越多的西方醫學理論和方法傳入了中國。由此，中醫在中國遭遇了更加激烈的批判。

其中，中國最有名的教育家吳汝倫（1840－1903）曾經用“賁育”（頂天立地的巨人）和“童子”（剛出生的嬰兒）比喻西醫和中醫之間的差異。他對他的學生說，與西醫相比，所有中醫典籍全都可以燒掉。

1879年，鑒于中醫與巫術之間的同源關系，加上中醫藥在治病和保健方面實際上的無能和有害，俞樾先生（1821－1907）發表《廢醫論》，號召中國人起來，像廢除巫術那樣廢除中醫，以避免中國人對中醫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并通過這些幻想制造社會混亂。

19世紀末葉，中國人民對中醫的嚴厲批判，以及西方醫學思想和方法的大規模涌入，激發起中國在進入20世紀以后爆發了三次大規模的廢除中醫運動。

第一次是1914年，政府拒絕在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中設置中醫藥專業，認為這樣將破壞整個國家的醫療和防疫體系建設。

第二次是1929年，政府衛生委員會反對給中醫生頒發行醫資格證書，禁止創辦中醫藥大學或舉辦中醫藥培訓，禁止出版中醫藥刊物和書籍，以期用40年左右的時間消滅中醫。

第三次是以我本人發表《告別中醫中藥》為開端而激發起來的有關中醫藥問題的大討論。

在這場大討論中，我和王澄先生發起了一個簽名運動，建議政府改變現有的醫療體制，促使中醫中藥退出國家醫療體制，使之成為在政府的科學指導和監管下由民間使用的補充醫學或選擇醫學。

這個訴求曾經獲得247位中國公民和海外華人的支持。這場討論喚起了中國人對中醫藥的覺醒，并還原了一些與中醫藥有關的歷史真相。

二、不斷偽造醫學經典的中醫

為中醫做辯護的人，一直假借至今還缺乏證據的黃帝和神農的名義來標榜中醫已經有5000年的歷史。

實際的情形卻是，中國最早出現大致可以說得過去的“病”字和“疾”字是在公元前13世紀商王朝遺留下來的甲骨文當中。用一個人躺在床上出汗造出了一個“病”字。用箭射中了一個人的身體造出了一個“疾”字。

漢語中的“醫”字最初是指裝箭的皮囊，并不具有醫學或醫術的含義。在后來的演變中，這個字被改造成了“翳”。它表示在箭囊中露出了箭的羽毛。《國語·齊語》記載的“兵不解翳（醫）”，意思是士兵佩帶著裝滿了箭的箭囊，隨時準備打仗。

現在的中國人把醫學的醫寫成“醫”，只是取了它的發音而做出的。許多中國人錯誤地認為，這個字是從“醫”字簡化而來的，其實不然。

“醫”出現得比“醫”早許多年。后者曾經是一個可被獨立使用的漢字，只是它的最初含義至今還不能十分確定。

東漢時期的漢語語言學家許慎（約公元58年一147年）認為，這個字的會意解釋是一個手持長矛利劍全副武裝的士兵，腰間別了一壺酒的那種兇惡姿態。

公元后50年，漢文帝時期的王育（生卒年月不詳）將這個字解釋為一種酒的名稱。清朝末年，俞樾先生認為，這個字沒有具體的含義。

大約從公元前9世紀開始，中國就已經出現了兼有巫術和醫學特點的“毉”字。這個字的上半部分是它的發音，下半部分則明確指明了它的巫術特點。

現代漢語的“醫”字，實際上是從這個基于巫術的“毉”字簡化而來的，只不過中間還經歷了“醫”“醫”“毉”的相互混用而已。

西漢學者劉歆（公元前50年－公元后23年）曾以《周官經》為底本整理出了一部《周禮》。中國學者研究周朝的官僚體制的時候一直使用這本書。

這本書記載的“醫師”相當于今天的內科醫生；“食醫”相當于今天的營養技師；“疾醫”相當于今天的創傷科醫生；“瘍醫”相當于今天的皮膚科醫生。遺憾的是，作者所記載的歷史離開他所處的時代有800多年。在現有的出土文物和歷史文獻中，找不到與這些記載相關的支持證據，甚至還沒有發現中國在此之前的確有過一本《周官經》的歷史記錄。

到目前為止，有關中國醫學史最早的文獻，只有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那5部醫書和從湖北張家山漢墓出土的那部《脈書》是真實的。它們的存續年代大約在公元前189年左右。其余的中醫經典全都涉嫌偽造。

這一事實，早在18世紀就被一些中國學者注意到了。

1939年，中國文獻學家張心澄收集整理了他以前的歷代文獻學家對這些偽造經典的鑒定成果，出版了《偽書通考》一書。其中，被鑒定為全偽的古代醫學典籍，包括《黃帝內經》、《脈訣》、《難經》在內，共計有11部；另有《傷寒論》被鑒定為“部分偽造”。

201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了政府提交的申請，將1339年胡古林書堂出版的《黃帝內經》列入了世界記憶（Memory of the World）目錄。值得指出的是，這本書的版籍是真實的，但內容則是偽造的。并且，它也不象政府在申請文本中所表述的那樣，《黃帝內經》是中醫的理論基礎。

實際的情形是，那些為政府起草申請報告的中醫藥學者們，也未必真知道《黃帝內經》究竟說了些什么！

《黃帝內經》最初是作為一本書的目錄，被中國歷史學家班固（公元32－92年）載入《漢書·藝文志》的。在同一本歷史書中，班固還記載了一批最有可能與《黃帝內經》出版同時代的中國最杰出的知識分子的事跡。在這些知識分子遺留下來的著作中，完全沒有《黃帝內經》的影子。甚至在這以后的400多年時間里，也找不出曾經有人讀過《黃帝內經》的細小線索。

但是，這個結論最有可能遭遇兩個證據的反駁。一個證據是《傷寒論》，另一個證據是《針灸甲乙經》。

在這兩本書當中，他們都提到了與《黃帝內經》相關的內容。但是，《傷寒論》連同它的《序言》都涉嫌偽造。而且，偽造《傷寒論》的作者也偽造了《傷寒論·序言》。

在這篇《序言》中，作者提到的“撰用《素問》九卷”，已經被鑒定為一種跨時代的偽造。其證據是，中國古代醫學文獻中首次出現“素問”只見于公元636年出版的《隋書·經籍志》。《傷寒論·序言》提到的這個“《素問》九卷”如果是真實的，則它應當在此前的歷史文獻中有所記載。然而，直到現在，歷史學家還沒有從這一段歷史的文獻中發現與“《素問》九卷”相關的任何證據。

至于《針灸甲乙經》里邊提到并且引述的《黃帝內經》的內容，我們只要指出，這本書曾經在11世紀進行了大面積的篡改，就已經足夠了。

《黃帝內經》冒用了黃帝的名字。這個結論已經不需要再做論證。事實上，黃帝的真實性至今也還沒有得到證實。這位傳說中的中國漢民族的先祖，被某些中國歷史學家推定為出生在公元前2700年。

如果黃帝是真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則他應該會出現在這以后的歷史文獻中。遺憾的是，在這延續了2000多年的歷史文獻和出土文物中，至今沒有發現與黃帝有關的任何證據。在孔子、老子、孟子、管子等中國著名人物留下來的歷史文獻中，也完全看不到這個人。只有一些偽造的古代文獻談到了黃帝，如《列子·黃帝》和《黃帝內傳》。

讀者如果留意，應該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黃帝內經》開篇的第一句話與《史記》完全相同。這不能認為是《史記》抄襲了《黃帝內經》，而明顯是《黃帝內經》抄襲了《史記》，而《史記》是公元前99年才出版的。因此，《黃帝內經》不可能是戰國時期的作品。

支持這一結論的證據還有：

一、《黃帝內經》的標題完全不符合戰國時期的文風。

戰國時期，由于中國的文字體系還不完備，加上記錄文字的載體（如甲骨、金屬、竹簡、木牘）還很昂貴，它迫使古中國人必須以最節儉的方式記錄歷史。所以，戰國時期的文獻，在標題的時候通常只用兩個字，極少使用四個以上的漢字。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黃帝內經》完全不是這樣。

二、《黃帝內經》的用詞不符合戰國時期中國人的習慣。

熟悉漢語語言史的學者知道，戰國時期的中國人在進行文書制作的時候，習慣于用單字名詞，很少使用雙字名詞。比如，他們只會說“日”，偶爾也會說“陽”，但絕不會說“日頭”或“太陽”。

這種使用單字名詞的習慣，還體現在當時的中國人不把單字名詞聯成一個組合名詞使用。比如，“飲”是一個單字名詞，“食”也是一個單字名字，戰國時期的中國人絕不會把他們聯成“飲食”來使用。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黃帝內經》卻大量使用了雙字名詞。

三、《黃帝內經》寫出來的數字不符合戰國時期中國人的表達習慣。

戰國時期的中國人表達十位以上的數字，習慣于在數位字之間加“有”字。如果連同單位詞一起表達，則在這個數字的前后都得加上這個單位詞。比如，他們表達“八十一”的習慣是“八十有一”；表達“123人”的習慣是“人一百有二十有三人”。可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黃帝內經》沒有一處是這樣表達的。

按照語言史的基本規律，后來人的語言表達可能會兼容前人的語言習慣，而前人的語言表達絕不可能兼容后來人的語言習慣。

可是，在《黃帝內經》中卻大量存在許多戰國以后的中國人的語言習慣。比如“平旦”“日中”是秦朝才有的；“歲甲子”是漢朝（公元前206—公元后220年）才有的，“寅時”則是晉代（265—420年）才有的。像“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其語言的現代化程度，少說也達到了唐朝的水平。

以上事實表明，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黃帝內經》最有可能經過了多次篡改。并且，最近一個篡改《黃帝內經》的人至少應該是公元七世紀以后的唐朝人。

事實上，《黃帝內經》作為一本書，而不只是一個書目，出現的確切年代是在隋朝（公元581年—618年）。當時，曾經有一個名叫全元起（生卒年代不詳）的人為它做過注解。

值得指出的是，經全元起注解過的《黃帝內經》只有8卷，缺了第7卷。這部缺了第7卷的8卷本《黃帝內經》一直流傳到了12世紀。有趣的是，在這一段時間內，中國除流行了8卷本的《黃帝內經》之外，還有24卷本、18卷本、12卷本的《黃帝內經》在中國流傳過。它向我們暗示，被全元起注解過的8卷本《黃帝內經》也可能是假的。

我沒有看到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記憶目錄那本元代刊刻的古林書堂本《黃帝內經》。據我所知，它是12卷本的《黃帝內經》。在這個12卷本的《黃帝內經》出版之前，北宋王朝還曾經出版過一部經校正醫書局校訂的《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有24卷。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在我國市面上流行的《黃帝內經》，不是以上列舉的任何一個版本。這樣一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目錄的那本《黃帝內經》的版本保存價值，就可想而知了。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什么書列入世界記憶目錄加以保護，那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權力。但是，作為一名來自中國的學者，我有責任，也有義務，向全世界闡述以上實情。

三、基于醫者意也和荒謬證明的中醫

早在1879年，俞樾先生就曾經揭發中醫說：“其藥之而愈者，乃其不藥而亦愈者也。其不藥不愈者，則藥之亦不愈。豈獨不愈而已，輕病以重，重病以死”。俞樾認為，如果繼續保守中醫，必然陷入“欲益而反損也”，并給整個社會帶來災難。

從那時起，中國就開始了對中醫的系統討伐。

1922年，魯迅先生更是直截了當地批評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騙子”。面對中國人民一浪高過一浪的討伐，中醫不得不尋求走向科學化的道路。

但是，實際的情形卻是，中醫越是尋求科學化，中醫的問題暴露得也就越充分。1930年，曾經極力主張中醫科學化的陸淵雷發出一個感慨：中醫如果繼續科學化，中醫會死去；中醫如果拒絕科學化，中醫恐怕也會死去。

1950年代中期，中醫突然走運。

政府試圖用它改造科學醫學（西醫），創建具有毛澤東思想特征的新醫學。為此，政府在全國創辦了50多所中醫藥大學和30多所中醫藥研究機構。這些大學和研究機構不僅培養了一大批中醫藥學士、碩士和博士，而且還培養了一大批副教授、教授和科學院院士。

遺憾的是，這些披著科學外衣并戴著高級別學術頭銜的人，極端蔑視科學，完全不遵守科學規范，甚至公開與科學唱對臺戲。他們大言不慚地把中醫吹捧為“東方科學”，批評基于實驗和邏輯的“西方科學”屬于“科學主義的科學”，而他們所從事的“東方科學”則是既不需要實驗也不需要邏輯的“人文主義的科學”。

眾所周知，許多人類疾病具有自限性。它使得某些疾病可以獲得“不藥而亦愈者”的效果。這給中醫生以最懶惰的方式建立理論、施展醫術，并取得實際的“有效性”欺騙民眾，創造了條件。

中醫生建立醫學理論和施展醫術的唯一方法，用四個字來概括就是“醫者，意也”。這是一種直覺思維方法。它首先尋求一些看上去合理的思想框架，再依據這個思想框架做出一些自以為是的直覺判斷。早期的中國智者曾經堅定地認為，天與人是共通的。以它作為形成直覺的思想框架，然后再把它用于對人體結構的推測，就有了這樣的判斷：

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天有六極，人有六府；天有八風，人有八節；天有九星，人有九竅；天有十二時，人有十二脈；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人有三百六十五骨節。

做出這樣的直覺判斷，不需要解剖人體，更不需要對觀察所得的現象進行因果關系分析。這就已經清楚地表明，中醫生所標榜的“人文主義的科學”是一種懶惰的科學。

此外，稍微有點科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人的頭頂是圓的，并不是因為天是圓的；人的腳板是方的，并不是因為地是方的。同樣道理，并不會因為天有365度（一年365天）而使得人體的骨節也是365塊。由此可見，他們的“人文主義科學”還是一種極其粗鄙而且荒謬的科學。

事實上，除判斷人體結構之外，中醫倡導的一些用藥原則、診斷方法和治療方法，也是用這種懶惰而且粗鄙的方法建立起來的：

腹瀉是因為腸胃過于潮濕，所以應該用具有吸潮特點的灶心土治療腹瀉；

中國人把一年分成二十四個節氣，其中的立春被認為是萬物復蘇的開始，據此，中醫生認為，把立春那一天下的雨水收集起來，可以治療不孕不育癥。

心腦血管疾病引起的行走不穩和雙手顫抖，中醫認為這是患者“中風”了。由此，中醫形成了一個治療“中風”的熄風原則。什么東西可以熄風呢？中醫生看見了蛇走得比風快，而蜈蚣可以制服蛇，因此，蜈蚣成了中醫生治療“中風”的首選良藥。

這樣的例子充斥了全部古代和現代的中醫藥出版物。

中醫這樣來建立他們的理論、診斷和治療原則，明顯是不可靠的。但是，由于人類疾病自身的自限性，用這些理論和方法，有時也能取得滿意的效果。每當取得滿意的療效之后，中醫生通常都不會去對這些療效進行嚴格的排除分析和因果關系判斷，而是在直覺思維框架下繼續做一些荒謬的證明。

假若一個人罹患了具有腹痛、腹瀉、腹鳴、嘔吐、厭食、消化不良等癥狀的疾病，一些中醫生會推薦這位患者去服用保和丸。它由山楂、神麴、茯苓、半夏、陳皮、萊菔子、連翹組成。如果這個方劑取得了療效，他們就會這樣來證明它產生療效的因果關系：

此足太陰陽明藥也。山楂酸溫收縮之性，能消油膩腥羶之食。神麴辛溫蒸罯之物，能消酒食陳腐之積。菔子辛甘下氣，而制面。麥芽咸溫消谷而軟堅。傷食必兼乎濕。茯苓補脾而滲濕。積久必郁為熱。連翹散結而清熱。半夏能溫能燥，和胃而健脾。陳皮能降能升，調中而理氣。

在這里，“此足太陰陽明藥也”至今還是一筆糊涂賬。如果讀者非要理解這句話，則他首先必需把握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陳述：

一、腹痛、腸鳴、嘔吐屬于足太陰脾經疾病，而腹瀉、消化不良屬于足陽明胃經疾病。

二、足太陰脾經和足陽明胃經是兩個具有不同循行路徑的經絡。

三、有些藥物只循行這兩條路徑發揮治療作用。如果這些藥物不能循行這些經絡運動，就需要增加一些藥引，把它們導入這些經絡。

這三個陳述都經不起追問。比如，有關第二個陳述的可靠性，不但至今毫無解剖學和物理學證據，而且中醫生們自己還有不少分歧。

事實上，他們描述出來的循行路徑十分荒謬。我讀過的一本中醫藥教科書是這樣描述足太陰脾經的循行路徑的：

它起源于足大趾內側，經足踝前，上行八寸……

這里的“八寸”明顯經不起推敲。毫無疑問，對于成年的大個子男人，八寸的相對距離較小；對于剛出生的嬰兒，或小個子的婦女，八寸的相對距離較大。假若這樣的經脈的確存在，不同體型和身高的人必定存在不同的絕對距離，而不可能都是“八寸”。

中醫經典著作《難經》在第一難中假定了人體所有的經絡都會聚于手腕。但是，在現代醫學條件下，斷肢的人完全可以繼續成為一個身體健康的人。人們不禁要問，曾經散布于他們的四肢并且會聚于手腕的經絡和穴位還存在嗎？如果他們伴隨著斷肢而被中斷了，那么，中醫生做出的有關經絡和穴位的假定，還有什么意義呢？

據我所知，這兩個經絡的描述都是源自《黃帝內經·靈樞·經脈篇》。查它的原文可知，凡被后人解釋為“腳趾”的地方，原文全都是“手指”。可是，如果依照原文去勾畫這些經絡，必然出現循行軌跡上的混亂，使它們不能連成不間斷的經絡線條。可是，把“手指”改成“腳趾”之后，就已經嚴重地篡改原文了。

所以，有關這兩條經絡的真實描述，現在還是一筆糊涂賬。我歷來不主張任何人去糾纏這樣的糊涂賬，尤其主張年輕人向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看齊，反對他們把美好的青春年華浪費在這些無聊的糊涂賬上面。

最后，稍微有些藥物代謝常識的人知道，吃進肚里的藥物，經過胃和小腸的消化和吸收之后，會進入人體的血液循環系統，其有效成分伴隨著血液循環而分布全身，完全不存在藥物只循著某些經絡運行的可能。可是，中醫生捏造的這個解釋卻告訴我們，藥物是循著某些經絡走的。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多少人相信這種荒謬的解釋！

事實上，具有上述癥狀的疾病，如果還可以得到實驗室檢查的支持，應該不難診斷為腸炎。醫學觀察已經證實，許多腸炎可以在1到3天內通過自身的免疫力消除癥狀，并在一兩周內獲得全面康復。

那些非經過藥物幫助不能自愈的腸炎，不管它是那一類型的腸炎，都是不可能通過山楂收縮，神麴消積，萊菔子下氣，茯苓補脾除濕，連翹散結清熱，這樣一些莫名其妙且毫無科學依據的方法治愈的。

但是，中醫生養成了一種對自己的“成功”進行荒謬證明的陋習。這種陋習并沒有因為政府創辦了中醫藥大學和中醫藥研究院而有絲毫的改變。

政府衛生部批準了154家企業生產保和丸，但卻沒有制定全國統一的保和丸生產標準。雖然每一個企業都有自己的保和丸配方，但是，同一個企業不同批次的保和丸沒有統一的質量檢驗標準。這些企業，甚至經由政府衛生部批準的有關保和丸的使用說明，毫無科學性可言。

比如，他們把保和丸的治療功效寫成“治療神經性厭食癥、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其中的神經性厭食癥涉及神經系統疾病；慢性胃炎廣泛涉及了胃組織病變的許多問題，尤其是患者的自免疫功能問題；功能性消化不良，少說也有20種不同的病因。一種保和丸不可能同時對這些疾病都有效。

此外，經政府衛生部批準列舉的保和丸的禁忌范圍，全都沒有臨床統計依據。他們所給出保和丸治病的藥理解釋，可提高胃蛋白酶活性，增加胰液分泌量，提高胰蛋白酶的濃度和分泌量，是依據現代生理學教材對保和丸的藥理所做的附會性解釋，沒有任何實驗和臨床觀察依據。

魯迅先生曾經把舊時代的中醫評價為有意或無意的騙子。在我看來，現代中醫全都是有意的騙子。

與舊中醫直截了當地胡說八道不同的是，現代中醫在行騙的時候，用許多似是而非的科學術語裝扮起來了。我要順便指出的一點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行騙的醫騙子，具有更大的欺騙性，也具有更大的危害。

女士們，先生們：

中醫是我們中國的文化包袱。它不但一直妨礙著我國的醫學進步，在我國制造社會混亂，而且還經常在世界范圍內制造醫學災難和社會混亂，浪費珍稀動植物資源。

熟悉日本醫學史的人知道，日本已經在19世紀末廢除了皇漢醫學。關注現實的人可能知道，歐盟通過嚴格執行《傳統草藥產品注冊指令》，已經于2011年5月1日將進入歐洲20年的中草藥掃地出門。在南非、英國、加拿大，曾經多次爆發來自民間的杯葛（boycott），以抗議中醫濫用珍稀動植物資源。

中國共產黨去年召開的18大，也已經放棄了堅持了60年之久的“優秀民族文化遺產”“偉大的寶庫”“中西醫并重”“扶持中醫藥的發展”等提法。伴隨著醫學及生理學的不斷進步，中醫中藥走向滅亡將是不可避免的。沒有人可以阻擋或者改變這個潮流！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的光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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