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嶺

婚姻就像一座銀行，

是需要不斷經營的。

愛情就像一本存折，

是需要堅持儲蓄的。

1929年12月13日，一場盛大的結婚慶典在舊上海四馬路的“一品香大旅社”浪漫上演。有必要介紹一下“一品香”，這家成立于1880年代的旅社，最早的名字叫“一品香番菜館”，是國人在上海四馬路開設西餐館的始作俑者。它的原址就在現在的來福士廣場，和平電影院的旁邊。當年的“一品香”就像如今的“新天地”，是滬上備受名流青睞的時尚地標，一樓是西菜館，承辦喜宴能同時容納幾十桌一同用餐，樓上則是旅社客房，共有四五層，非常氣派。

這場婚禮的女主人公，是時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代總經理的楊敦甫家的女公子，新郎則是楊樹浦三新紗廠華堯輝的公子華士潤，據說即將從滬江大學附中畢業，婚后將攜妻子一同前往日本留學。

關于這場婚禮的細節，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自己的刊物《海光》月刊一卷第十二期上曾有專文進行過細致而生動的描述。作者應儉甫大約就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職員，職位恐怕也不會低。值得一提的是，他似乎在當時的“鴛鴦蝴蝶派”文人間也頗為活躍，是范煙橋、趙眠云、鄭逸梅、范君博等人發起的“星社”的雅集常客。這一點，從他風趣盎然的敘事文筆中亦可以得到曲折的證明。

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平博士， 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進行過專門的研究。從1929年1月《海光》雜志創刊，直至1949年7月徹底停刊，全部142期《海光》，除卻1937年8月號遍尋不著（事實上很有可能因為抗戰爆發的關系，這期雜志本身就只有存目而未嘗出版），其余各期他都收藏在案。2014年10月，由他編纂的《稀見民國銀行史料初編》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其中，他將手頭所掌握的《海光》月刊所刊文稿，以史料學的方式，進行了系統整理，并分類輯錄。聽說我們對民國時期的銀行人婚禮感興趣，劉平又特地將《海光》雜志中談及銀行人婚禮的部分，無論長短大小，一一悉心標出。應儉甫的《華楊婚禮記》便是其中之一。用劉平自己的話說，剛剛拿到民國銀行人婚禮這個題目，他自己都覺得有點猶豫，銀行人的婚禮較之普通人難道真的會有區別么？不想一旦投入史料，細讀玩會之下，倒還真有意外的感想從中浮出。

回到我們的故事。這場華楊聯姻的禮堂設在“一品香”的跳舞廳。婚禮從早上九時一直延續到晚間十時方散，由于男女雙方各自的家庭背景，前來賀喜的賓客也多是銀行乃至實業界的聞人，從朝至暮，數量竟達四百人之眾。一時間，旅社門前車水馬龍，蔚為壯觀。傳說這位低調的楊敦甫先生原本并不打算驚動親友，所以沒有準備喜帖，奈何得到消息前來送禮的人實在太多，人情難卻這才趕緊補以請柬，前前后后幾次發出的喜帖，光式樣就有三種，而“因時間過迫不及致送賀儀者，有七十余號之多”。

“我想這里就很有問題可問。”劉平指出，“身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代總經理的楊敦甫最初為什么不愿驚動友朋？在他有意隱瞞之下，女兒的婚禮依然賓客紛至，這從另一個側面又說明了什么？我想，從民國銀行家自身，乃至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本身在業界的地位，以及其與實業界的關系角度考慮，其中確實傳遞出了某種暗示或解答。”

應文中某些關于婚禮細節的描述也頗值得一敘。既然地點放在以西菜聞名的“一品香”，儀式采用的自然也是新潮的西式風格。按照應文提供的名單，擔任婚禮司儀的是怡和洋行機器部買辦毛祝三，培成女校的教員酈秀珍奏琴（新娘多半便是培成女校的學生），天利洋行機器部買辦程祥之和福新面粉公司經理華偉中出任介紹人，證婚人則是當年剛被納稅華人會選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華董的著名金融家林康侯。“一方面，婚禮司儀、介紹人以及證婚人的身份，暗示了商業儲蓄銀行良好而親密的銀企關系與行業關系，另一方面，這個配置本身也是民國時期婚姻制度的現實反映。民國婚姻法規定，即便夫妻雙方是自由戀愛采用西式婚儀的，在婚禮上依然需要配備介紹人，代表媒妁之言。父母雙方首肯，介紹人、主婚人、證婚人齊全，有按一定流程舉行的、向賓客開放的結婚儀式，以及最終簽署結婚證書，這是確認婚禮合法有效的幾大要件。”劉平說。

新娘由父親楊敦甫親自扶入禮堂。大門與禮堂相距不過十余步，楊敦甫與女兒卻步行了一刻鐘之久。應儉甫因而在文章中調侃，“先生素性爽直，每以辦事敏捷貴有精神訓勉同人”，此時卻“破格緩步，然嚴肅之精神并不因之稍減，亦可想見儀節之隆重矣”——第一手史料的好看也就體現在這里，區區“破格”二字，一個民國銀行家的形象便躍然紙上了。

劉平為我們提供的另一個可資玩味的事例，是刊登在 1948 年 8 月《海光》十二卷八期上的《漢行崔經理與劉女士結婚記》。文章說的是 64 歲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武漢分行經理崔幼南與 58 歲的妻子在武昌珞珈山舉行的一場“白頭”婚禮。文章以生動的筆墨講述了兩人小說般傳奇的，跨越三十多年時光的曲折戀情，讀來分外有趣。不過真正引起我們關注的，卻是這樣一個細節：婚禮前日的 6 月 30 日，正值銀行結賬，崔幼南一直辦公到深夜十二時，第二天上午，他“照常運動，照常到行簽署結算報告，照常在行午餐”，至當天下午，方“不動聲色”地一個人悄悄渡江，來到婚禮的舉辦地珞珈山武漢大學禮堂，“直到晚間同事們得到喜訊，才成群結隊赴崔府道賀”。文章作者對崔先生這一“突擊的政治家式的結婚舉動”大加褒揚，認為他“不驚擾同事，不破費別人的節儉作風，正刻繪出其自重而自律的為人美德”。

從某種意義上看，是人們對于歷史的講述，和他們講述歷史的方式角度，以及我們對他們的講述的理解，共同構成了歷史的真實。就像劉平強調的那樣，我們討論民國銀行人的婚禮，其用意或許也并不僅僅在于追憶舊時“婚禮”，歸根結底，是想透過一場婚禮的鏡像，觸摸到“民國銀行人”的肉身，是要從史料描述的濃淡取舍中，讀出同為銀行人的寫作者與被寫者，讀出他們的性格、他們的交游、他們的價值取向與精神風貌——過去、現在乃至將來，我們的整個金融歷史，正是由無數個這樣的個體集合而成的。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