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杰翔

將捐贈視為一種動態的社會關系進行研究

作者 | 趙杰翔

作者單位 |南開大學社會學院

原文 |

拙作《禮物關系視域下的“互惠三角”——以互聯網月捐為例》有幸發表在《社會學研究》2024年第6期。非常感謝編輯部邀請我撰寫手記，讓我們得以梳理和回顧研究歷程。我想這次復盤不僅是為了與學術共同體分享寫作過程中的一些個人經驗，也希望能在未來迷茫時，為自己帶來鼓勵與前行的力量。

一、研究緣起：內在興趣與外在機遇

對捐贈的研究是我博士畢業后新探索的一個課題。我在讀博期間一直關注的是中產階層的另類教育實踐（alternative education）——華德福教育，這種教育之所以能在中國“生根發芽”與家長的捐贈密切相關。盡管在田野期間，我也留意到了捐贈這一議題，但彼時的我將關注重點更多放在教育對人的塑造上。捐贈這一議題僅僅作為背景，并未成為研究的核心。

2020年，我在繼續修改博士論文之余參與了廣州公益慈善書院的MPS班學習，不同于學校里的同學，我在書院里的同學來自關注各種社會議題的公益機構。在與他們交談以及對公益機構參訪的過程中，我開始了解“月捐”和“月捐族”這樣的詞匯。這對當時的我來說非常新鮮，以前我只聽說過“月光族”，頭一次聽說還有“月捐族”。詞匯的反差再加上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習背景，讓我對“族”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和探究的興趣。

當時正值新冠疫情，社會方方面面都受到影響。在此背景下，不少公益組織反映來自企業的捐贈顯著減少。許多組織意識到，公眾捐贈可能更為穩定。公眾捐贈的額度較小，因而受經濟的影響也相對較小。正因如此，相較于應急性捐贈、單次捐贈或隨機捐贈，月捐因多次性、長期性和穩定性等特征，對公益組織的穩定發展顯得尤為重要。它不僅能提高公益組織的抗風險能力，還能增強資源利用的規劃性和可持續性。許多來自實務界的同學都高度認同月捐的重要性，并希望能夠發展一批穩定的月捐群體。然而，在公益行業熱議“月捐”的同時，我發現一旦離開公益圈，身邊很少有人聽說過月捐。

個體的研究興趣和當時的社會環境共同推動著我關注月捐，我開始主動學習和了解月捐，并成為多家機構的月捐人。恰逢騰訊基金會、騰訊公益和南都基金會發布“百個項目”資助計劃，其中包含“捐贈與籌款研究類”方向，內在的興趣與外在的機遇相結合，促成了我們對月捐的研究。

二、寫作過程：不斷推翻與重構

將研究興趣付諸實踐并非易事。根據研究計劃，我們主要聚焦于“互聯網月捐”行為的影響因素和促進策略，研究對象涵蓋作為捐贈方的個人和作為受贈方的公益組織。從2021年到2022年，我與項目成員持續推進研究，但起初的進展并不順利。由于月捐群體遠不如一般捐贈者那般普遍，初期的尋找過程異常艱難。

幸運的是，身邊有許多鼎力支持的師友。在我主動尋求幫助時，他們總是熱情地施以援手。最終，我們的項目完成了一份9萬多字的研究報告和兩篇學術論文，其中一篇由我主寫，也就是此篇文章的雛形。

這篇文章從初稿到投稿，始終關注的是個體捐贈何以持續的問題，但寫作的視角和方式經歷過幾次大的改動。在復盤寫作過程時，我看到了“躺”在文件夾里的幾個子文件夾——“完整1稿”“推翻重來”“再次推翻重來”“再再再次推翻重來”等。從這幾個文件夾的名稱中就能看到我們寫作過程中的掙扎與反復。

2022年夏，以月捐為主題的文章第一次投稿中國社會學年會，題目是《個人持續捐贈何以可能——互聯網技術下“月捐人”的捐贈行為研究》。在這一稿中，我們主要從個體與公益機構的關系出發，對月捐行為進行分類，并在此基礎上分析捐贈持續的原因。評議人楊永嬌老師對選題給予了肯定，認為持續捐贈是一個重要且值得研究的問題。然而，她也指出文章中很多討論尚顯不足，許多內容未能充分展開。這些反饋不僅鼓勵了我們，也促使我們對文章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改和深化。

2023年3月，借參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公眾捐贈會議的機會，我們對文章進行了較大調整。雖然文章的主標題沒有改變，但我們卻放棄了原來的分析路徑，轉而從“關系性籌款視角”來分析月捐人與公益機構關系的建立、持續和終止過程。這一新思路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它是在一個失眠的夜晚被突然“頓悟”出來的。雖然最終我們沒有采納這個版本，但這一過程讓我深刻體會到了靈感閃現時的喜悅和學術研究的樂趣。

經過反思，我意識到這一修改的靈感其實得益于我們持續參與的“啟真讀善會”。這個讀書會專注于公益慈善研究的相關議題，正是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對“捐贈”有了另一種全新的理解。

我對捐贈的最初認知即為將自有資源（財產、時間、物品、技能、血液等）用于他者的福祉，以促進公共利益并推動社會進步。基于這種理解，我們在思考為什么月捐人愿意持續捐贈時，往往只關注捐贈者的意愿和動機，而前期的寫作過程也讓我們意識到動機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似乎難以在一篇文章中全面涵蓋。通過閱讀，我們了解到可以將捐贈理解為一種社會關系，捐贈一旦發生，就至少生成“捐贈方—受贈方”這一對關系。換言之，捐贈不僅是資源的流動，更是關系的生成過程。

如果我們轉換對捐贈的理解，那么關于個體為何持續捐贈的問題表述也可以換一種方式，即“捐贈方—受贈方”的關系何以持續。隨著對捐贈理解的擴展，問題的思考角度也發生了變化，我們發現可以從關系的視角來分析捐贈行為。我們在查閱國內關于捐贈和關系的研究時發現，大部分研究側重于探討我國獨特的“關系社會”如何塑造個體的捐贈行為，這使得大量善款首先流向熟人，而非陌生人或匿名性的、符號化的組織。

這確實是我國捐贈文化的重要特點，但在月捐研究中，除這一文化傾向外，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因此，盡管我們開始以關系視角開展分析，但也明確了研究中的“關系”所具有的普遍性聯系的內涵。我們更傾向于將捐贈作為一種關系建立的客觀方式進行分析。在這種視角下，捐贈不僅會受到關系文化的影響，而且本身就是一個建構關系的過程，屬于社會動態交往的一部分。

正是在這一版的稿件中，我們提到了月捐關系圈的“禮物交換體系”，但這只是當時分析框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在會后的交流討論中，葉士華、王筱昀兩位老師都提到我目前的分析面面俱到但不聚焦，人類學的禮物研究很有趣，也有很大的潛力，建議我們可以嘗試從禮物的視角進行分析。我頓時意識到，“對啊，我有人類學的背景，為什么不從人類學的理論視角出發呢？”然而，轉念一想，“古老”的禮物理論與當下依托于數字化技術的新興互聯網月捐似乎距離太遠。因此，當時并沒有進一步展開討論，在后續的修改中，我們也沒有從這一視角開展分析。

2023年7月，關于月捐的文章再次投稿中國社會學年會，受到關系籌款（relationship fundraising）相關閱讀的啟發，我們又換了一個視角，從“關系生命周期”對月捐行為進行了分析，嘗試建構中國本土的關系捐贈理論。此時，稿件已經逐步成型，身邊的師友也鼓勵我們先把稿件投出去看看情況，但我仍舊覺得還有需要提升之處。

由于關注了很多與月捐有關的內容，我的社交媒體上經常出現與月捐有關的信息。有一次，我點開手機看到月捐人曬出月捐禮物，并附上了一句話，“地球是圓的，你送的糖，終會回到你手里”。這句話讓我想到月捐人的這句話不正是“禮物”嗎，表達了“給予—接受—回報”的觀念，不僅喚起了禮物關系的積極效用，也表達了關系持續的可能性。無意中瀏覽的信息讓我重新思考是否可以聚焦禮物關系進行對話。我把這個想法與文章另外兩位作者進行了交流，之后便再次開始了漫長的文獻閱讀和重新構思的過程。

從秋入冬，看著窗外大樹的葉子從郁郁蔥蔥到開始落葉，研究似乎毫無進展。幸而在這段枯坐書桌前的時光里，得到了朱老師和婧如的諸多支持。我們始終保持溝通和討論，在這個過程中，捐贈與回饋、互惠的多主體性等分析也逐漸明確，文中提出的由捐贈方、受贈方/施助方和受助方共同組成的互相關聯的“互惠三角”也不斷明晰。因此，又一版新的稿件被生產出來，聚焦于從禮物研究的視角分析月捐人與公益組織的互動關系，又經過幾輪的修改和討論，稿件才終于在2024年的春節前投出去。

三、投稿過程：不斷學習，心懷感恩

轉眼春暖花開，5月20日我們很驚喜地收到了編輯部發來的外審意見，稿件便開始了新一輪的生產過程。兩位匿名外審專家肯定了研究主題、田野材料和敘述邏輯等，但也對禮物理論的對話、文章的理論貢獻、行文敘述等大小問題提出了諸多建設性意見。兩位外審專家都提到一個共同的問題，即文中有一個小節——“禮物關系為何終止”分析乏力，與整體框架整合程度也有待提高。因此，在第一次返修中，我們將整個小節的內容做了刪除處理。這一修改過程也讓我進一步意識到一篇論文的分析和論述需要更聚焦和凝練。也是在這個月，我參與了在南京大學舉辦的“中國社會學會公益慈善研究專委會2024年學術年會”，在會上，王慶明老師對如何引出研究問題給我們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修改意見。

7月，我們收到了外審專家的復審意見，外審專家進一步對問題的聚焦、文獻綜述的充實、創新點的闡述以及行文邏輯等方面提出了修改建議，幫助我們進一步修改提升。

轉眼入秋，9月的一天晚上，我們收到了編輯部反饋的意見，指出文章仍需進一步修改完善。此后，我們與編輯部進行了多輪對接，反復修改與校對。在一來一回的過程中，我們深刻體會到了編輯部各位老師的專業與耐心，也愈發認識到，文章的完善并無終點，而是一個階段性且非線性的過程。

經過了數不清的建立、討論、推翻、修改、重構以及反復打磨，文章才得以發表。即使文章已經發表，但仍有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如“禮物關系為何終止”等。與此同時，我們深知文章的發表并非僅為作者之力，從資料的收集、論文的寫作和修改、稿件校對等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很多公益組織、月捐人、眾多師友以及外審專家和編輯部的支持和付出。在此，謹致以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