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學和辯證法是對立的嗎？鍋和鏟子是對立的嗎？男人和女人是對立的嗎？沒有鍋和鏟子的合作怎么會有一桌好菜？沒有男人和女人的結合怎么會有人類的繁衍？同樣，沒有邏輯學和辯證法的相互作用，也不會在分析的過程之中找到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黨所提倡和運用的辯證法是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的重點是唯物兩個字，什么是唯物？就是以真實存在的事物為依據，追求客觀全面的看待事物，要求一分為二多方面看待問題，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以抓住事物的本質并得出正確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它的分析過程和結果同樣也是要符合邏輯的，離開了邏輯思維辯證法得出的結果也是不能成立的，邏輯學也是如此，一個邏輯是否成立，難道不需要辯證嗎？它們是相輔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怎么能是對立且割裂的呢？這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辯證法。

下面我們就以《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文章的第一章為例，來看一看邏輯學和辯證法是怎么相互合作并得出正確的結論的。

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是，當時黨內和黨外很多人輕視游擊戰爭，把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的希望寄托于正規戰爭，認為游擊戰爭始終只是輔助的戰術行為，而不可能起到戰略的作用，主席在文章的開始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并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原則針對如何確定戰術問題和戰略問題進行了縝密的邏輯分析:“如果我們是一個小國，游擊戰爭只是在正規軍的戰役作戰上起些近距離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當然只有戰術問題，沒有什么戰略問題，又如果中國也像蘇聯那樣的強大，敵人進來很快就被趕出或雖時間較久，但是被占地區不廣，游擊戰爭也只是一種戰役的配合作用，當然也只有戰術問題，沒有什么戰略問題。”

這段話有沒有邏輯？符不符合邏輯呢？

這段話明確的指出確定戰術問題的幾個前提條件：小國、強國、被占領的土地不廣，在這些前提下，游擊戰只能是輔助的戰術作用，而無法達到戰略的高度。

那么，這幾個前提是否符合我們國家當時的現狀呢？當然不符合。所以，主席針對中國和日本的現狀做了縝密的分析和推理。

首先，我們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而日本則是一個小而強的國家，一個小而強的國家要想征服一個大而弱但卻有著進步力量的國家，絕不是短期之內可以完成的，這就注定了戰爭的長期性。

第二，而且隨著戰線的拉長和擴大，日軍兵力不足的弱點開始顯現，占領區出現了很多空虛的地方。為我軍的游擊戰爭提供了一個極大的有利空間。

第三，戰爭進行到1938年的5月，也就是毛主席動手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國軍在華北及中原地區的失敗造成了大片領土的丟失，國軍主力漸漸被壓迫至長江以南，而在這極大的被丟失的地域之內，完成了國軍和我軍在敵占區的角色互換，國軍漸漸喪失了在這些地區的主導和主角的位置，我軍一躍成為抗戰的中堅力量和領導者，在這種情況下，我軍的主要任務已經發生了質的轉換，不再是在戰役上就近與國軍配合作戰，而是由內線作戰轉換成外線作戰的獨立作戰。

第四，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在我黨的領導下，大多數的人民加入了這場保家衛國的戰爭，由此，小規模的游擊戰爭也慢慢發展成大規模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面對這種長期的殘酷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為了爭取勝利和堅持下去的條件，就必須在各方面著手建設，比如根據地，比如發展運動戰，再比如戰略進攻和戰略防御等等，這已經是一整套的戰略系統的工程了，已經大大的超出了戰術配合的范疇。于是，在廣袤的北方大地上，我黨的游擊戰爭漸漸地從開始的輔助的配角轉化主導敵后抗戰的主角，戰術行為也由此轉換為戰略行為。這就是雖然游擊戰爭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仍屬于輔助的地位，但是必須放在戰略觀點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這樣的分析下來，很詳細很形象地解決了游擊戰爭為什么要提到戰略高度的問題，有辯證有邏輯，你能看得出邏輯學和辯證法是對立且相互排斥相互獨立的嗎？同樣，在《論持久戰》這篇文章中，毛主席同樣以縝密的邏輯思維和唯物辯證法闡述和分析了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戰，為什么最終勝利是屬于我們的這個問題，邏輯思維和辯證思維同樣是共存并相輔相成。哪有一絲的對立和排斥？

再，比如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戰略上蔑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戰略上以一當十，戰術上以十當一。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等等這些戰略戰術思想無不閃耀著唯物辯證法的光輝，同時在分析的過程中又是符合邏輯的，哪里有什么對立和排斥呢？這既符合邏輯又充滿辯證。所以，邏輯學和辯證法尤其是唯物辯證法絕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并驗證的關系。

這樣，我們就會得出這么一個結論:辯證法在現實中的運用上是驗證邏輯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的方法，而邏輯學同時又是辯證法的基礎，不符合邏輯的辯證是不能夠成立的。也就是說，辯證法最大的功能就是淘汰無效邏輯而證實有效邏輯，它是一個方法論是一個世界觀宇宙觀，而不是一個辯論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