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下的教育環境中,似乎流行著一種詭異的邏輯:“家長生病,孩子吃藥;老師生病,孩子還得吃藥。”這個看似荒唐的現象,其實正在一天天地發生著,且越來越普遍。
《2022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的一組數據觸目驚心:我國18歲以下抑郁癥患者超2800萬人,占患者總數的30.28%,而其中53.85%的患病青少年有過休學經歷。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新聞:一個孩子在課間活動中摔倒,家長立刻沖到學校討說法,質問老師為何沒看好孩子。于是,為了“安全”,學校干脆一刀切,取消了所有課間活動,孩子們只能乖乖坐在教室里,連陽光都不敢多曬一會兒。孩子不是摔不起,而是社會不容許他們摔倒了。
又比如,學生在課堂上受到適當的批評或懲戒,家長卻立刻投訴老師“體罰”、“情緒失控”、“師德敗壞”。于是老師不敢說重話,不敢立規矩,不敢觸碰任何“風險點”。久而久之,真正有教育良知的老師寒了心,不敢教、教不起、也不愿再教。
這是“家長生病,學生吃藥”的現實寫照。家長把孩子當作不能出一點錯的“作品”,一旦孩子遭遇任何挫折,就試圖向學校“追責”。可他們忘了,教育本就是在糾錯、試錯和成長中完成的。一個連摔倒都不能承受的孩子,如何面對未來生活中的風雨?
但更深層的問題,其實并不在家長,而是在教育系統本身。
今天的老師,已然成為多重角色的“多面手”:要寫材料、要迎檢查、要準備政治活動、要參加無休止的培訓、要填寫各種報表和平臺數據。教學,只是其中的“副業”。老師們早已不是20年前那種只需鉆研教學內容的“知識傳授者”,而是被制度和形式主義所包裹的“應試執行員”。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調查顯示,中小學教師平均周工作時長達54.5小時——遠超法定40小時,相當于每天加班近3小時。
教師的時間去哪兒了?一組KPI數據表格給出了答案:
每天在校9小時:早讀監督、課堂授課、課后服務
工作日夜晚1.5小時:批改作業、線上答疑
周末2小時:備課、填表、迎檢準備
諷刺的是,盡管教師將26.6%的個人時間奉獻給工作,但真正用于課堂教學的時間僅占22%。其余精力全被非教學任務吞噬。
于是,“老師生病,學生吃藥”的怪象也隨之而來。老師們身心俱疲、分身乏術,真正的教學熱情逐漸耗盡,疲憊與焦慮成為常態。而當老師們的重心偏離教學,最直接受到影響的,就是學生的學習效果和心理狀態。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孩子“厭學”。不是因為成績差,而是他們從小就生活在“高壓氛圍”中:老師焦慮、家長焦慮、制度焦慮,人人都在趕、都在比,唯獨沒人真正停下來關心他們的感受。他們感受不到學習的樂趣,也感受不到被理解的溫暖,只覺得自己像是齒輪上的一顆螺絲,被不斷擰緊。
2024年某省會城市教育局統計顯示,60%的中小學教師下班后仍需處理工作消息。當教育系統變成巨型行政機器,教師被迫成為“表格填寫專家”。
陜西某校教師曾計算全年書面工作量:超20萬字的教案、計劃、總結,相當于兩本《論語》的字量;批改1.2萬次作業和1920篇作文,足夠鋪滿三個籃球場。
某高中教師手機里的一周工作照顯示,87張表格照片擠滿了相冊,從學生體檢到防溺水承諾書,唯獨沒有學生笑臉的特寫。
歸根結底,教育出了病。可每次開藥,吃的都是學生。為什么問題出在大人身上,代價卻由孩子承擔?
我們想呼吁:在教育政策的設計和執行中,請把關注的焦點重新放回學生的心理健康上來。真正健康的教育,不能只看分數和排名,而是要培養出人格健全、內心充實、有勇氣面對未來的年輕人。
也希望有關部門在制定教育制度時,能減少那些與教學無關的形式主義,把不必要的評比、材料、平臺數據做“減法”,讓老師們有更多時間專注在課堂,專注在學生身上。教育的根本,從來不在于匯報材料上的漂亮數據,而在于一個孩子是否愿意走進教室、是否因為一個老師而愛上一門學科、是否因為一次陪伴而擁有被理解的勇氣。
請多給老師一些信任,少一點干擾;多給孩子一些時間,少一點拔苗助長。讓教育回到它本該有的樣子,讓教室不只是“知識灌輸”的場所,更是心靈被照亮的地方。
教育不能繼續這樣病下去,而孩子的成長,更不該繼續吃著這副“苦藥”。如果我們真的關心下一代,就該從現在開始,讓教育回歸本心:讓老師回到講臺上,讓孩子回到陽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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