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國家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然而對于當時的財政而言，囿于現狀無疑是捉襟見肘的，這也意味著一些相關項目都要讓步于經濟發展。

1985年，為改革開放節省軍費開支提上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議程。之后也有了那場幾乎無人不知的百萬大裁軍。最終有4大軍區、31個軍級以上單位、百萬人被裁撤。

然而于此同時，會議也決定允許軍隊從事生產經營和對外貿易，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也陸續被制定。

從短期看軍隊經商無疑能迅速的增加收入，減輕財政負擔，可其帶來的負面問題也是相當嚴重的。而對此時任國防部長的張愛萍也對軍隊經商堅決的堅持了反對態度。

為何張愛萍將軍堅決不同意軍隊經商，他反對的依據又是什么呢？

張愛萍將軍之所以反對經商，當然與保持軍隊純潔性和戰斗力、防范腐敗問題、維護國家安全和穩定等息息相關。

而相關的歷史教訓也不勝枚舉，他舉例一如宋朝的“靖康之變”等事件體現的便是軍隊過于追求經濟利益；又如國民黨軍閥經商，而即便是在解放軍中又何嘗不是如此。

眾所周知，解放軍有東北、西北、華東、中原以及華北五大野戰軍。而相較之下，華北野戰軍的戰斗力就有些不足了，至于原因當然眾多，這也有了后面的朱老總整頓華北野戰軍的故事。

1946年，大同集寧戰役中華北野戰軍損失較大，甚至直接影響了華北局勢。這也直接引發了中央的擔憂與朱老總的整頓。

到達之后經過調查，朱總司令得出了結論。兩個原因是關鍵，第一個是對手傅作義的軍事指揮才能非同一般，不能輕視；第二個是華北野戰軍組織上有問題，后方部隊人數太多，前方出征人數太少。

根據朱老總寫給毛主席的報告來看，當時華北野戰軍號稱12萬人，作戰部隊實際只有7萬人，其他5萬人都在后方從事生產。

而且各個團以上機關都有獨立的財產紀律，生產沒有進行統一管理。朱老總認為如果不能解決生產影響作戰的問題，華北野戰軍不可能變強。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華北野戰軍的生產人員這么多，其他野戰軍就沒有這種情況呢？

這和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在華北地區的掃蕩有關。日軍剛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時候，軍需物資都來自日本本土和中國東北三省，但隨著戰爭發展為持久戰，日本缺少資源的劣勢逐漸凸顯出來，于是日軍開始推行三光政策，到處掠奪。此舉導致華北地區的抗日軍民面臨嚴重困難，部隊也很難籌到糧食，只能自力更生，解決生計問題。于是在聶榮臻元帥的領導下，華北部隊的生產工作取得很大進展，不僅解決了自己的需求，還支援了其他野戰軍部隊。

但如此一來，從事生產的部隊人數太多，拖累了作戰能力，又遇到傅作義這樣一位用兵高手，且他也兵力占據優勢，如此顯然就容易吃敗仗。

此事的結果就是朱老總大刀闊斧整頓，讓部隊于停止經營生產，商店一律歸公，建立統一的后勤機構，斬斷了軍隊和生產經商的聯系。然后圍繞如何對付傅作義，進行了仔細研究和反思，很快部隊戰力明顯提升。

這件事充分說明，一旦軍隊開始經商，龐大的后勤將會阻礙軍隊的行動力，經濟問題和軍紀必然會發生矛盾沖突，滋生腐敗。戰爭年間尚且如此，和平年代危害自然會更大。

張愛萍作為朱總司令的老部下，同時對軍隊問題有過深入的研究思考，所以他堅決反對軍隊經商。

當他聽說國防科工委成立公司和中心后，憤怒的說：“什么公司？我看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錢為中心。”直接給國防科工委黨委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這種官商或者軍商實不是我黨領導的社會干的，只有軍閥國民黨可以，熱衷于經商必然導致腐敗。”張愛萍將軍還指出：“軍人是一種榮譽，當這份榮譽和資本主義、官僚主義結合的時候，那么只會玷污軍人的榮譽，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1986年6月的軍委黨風建設座談會上，張愛萍又一次猛烈批判了軍隊經商問題。也是這次他借用了宋朝靖康之變以及《水滸傳》中武松大鬧鴛鴦樓的故事。

八十年代末，張愛萍亦是堅決反對，并多次帶隊檢查督促。而諸多的努力之下，1993年終于有了軍委不準經商的決定，1998年軍隊經商活動正式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