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剛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隋唐史、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摘要]隋及唐初俸祿錢的四個方面職分田、公廨田（錢）、祿米、祿力（手力課）的措施被依次推出。高宗武后時期，是俸祿制度變化的一個重要時期，這種變化不完全表現為項目的增減，還有俸料錢來源的變化。其中，更重要的變化是乾封元年對于力役待遇及俸料錢的總體規范。最后，伴隨李林甫開元二十四年“長行旨”的推行而進入一個總結性階段。幾乎所有關于唐代官員俸祿的論述，都沒有清晰地解釋唐代官員俸祿的兩重用處，用于官員的薪資和用于官署的公費是不同的內容，盡管它們在食料、雜給之類開支中常常以官員的名義計算。分清“公”與“私”兩種不同俸祿界限，是我們研讀唐代俸祿史料時要特別予以關注的。

[關鍵詞]唐代前期；俸料錢；公廨田；職分田；食本

中國古代官員俸祿問題，既是國家財政制度的組成部分，也是朝廷職官制度的重要環節；俸祿制度還涉及民戶負擔、國家租稅制度，也成為賦役制度的一部分；俸祿的經營又與商業或放貸業務關聯在一起，又成為商業史、經濟史涉及的內容。更進一步，俸祿制度的變化也折射了政治形勢和財經形勢的變化，因此又成為政治史研究的內容。當然，俸祿制度的內涵也反映了官員生活內容的變化，是社會生活史的組成部分。

一、問題的提出

官員的俸祿究竟包括哪些內容，目前的研究僅有概括的說明，尚未說清楚其內容所指。北朝隋唐有所謂公廨田和職分田（簡稱職田）。公廨是指官員辦公的地方。公廨錢就是用于辦公的經費，它與官員的薪資待遇不同，最多算職務消費。但是，在唐朝的財政預算和支出的實際過程中，官署的辦公經費和官員的報酬又混合在一起。

比如，《冊府元龜·邦計部·俸祿》將祿米、職田、公廨、俸料錢等放在一起，構成了其卷五百五到卷五百八共四卷的內容。而《唐會要》卻將相關內容分開記述的。該書卷九十至卷九十三，分別列有《內外官祿》《內外官料錢》《內外官職田》和《諸司諸色本錢》等條目。祿米、俸料、職田以及置本收利的公廨錢之類，分別記載得清清楚楚。《舊唐書》卷四十八、四十九《食貨志》上下兩卷，沒有專記官員俸祿的內容。《新唐書》卷五十一到卷五十五《食貨志》五卷，其最后一卷《食貨五》先談官祿，后又及于官員俸料。與《冊府元龜》《新唐書》把官員俸祿內容置于“邦計部”“食貨志”不同，杜佑《通典》則從職官制度來研究俸祿制度。該書卷三十五《職官典十七》專門列有《俸祿》一節，涉及“祿秩”“致仕官祿”“職田公廨田”。“祿秩”下又附干力、白直、仗身、門夫等力役，這就是后來合并為“俸料”的內容之一。

上面兩種記錄俸祿的方式本身，就說明了俸祿既是職官制度的一部分，也是國家食貨（財政與賦稅）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俸祿等問題不僅是官員的待遇問題，更是唐代中央和地方官署的行政辦公經費問題，兩項支出都可以作為財政支出理解。

如果從辦公經費來看，至少包括：官署紙筆墨硯的消耗費用，公廨屋宇的維修費用，官員上班期間餐食以及公共宴享費用（公廚），為官員服務的勤雜人員費用、保安費用，還有差旅費用、招待費用等。至于官員個人的收入則除了養家糊口的薪資性收入，還有從職務消費中獲得的許多合法的灰色收入。此外，解決官員俸祿及辦公經費的來源、變化及其目標和影響，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當然，官府的辦公費用與官員的員額是密切相關的。因為上述各項費用，都是按照州縣事務之閑劇、人頭之多寡來核算的。因此，裁減、闕員或者增加官員名額就與經費的開銷密切相關聯。這個問題甚至影響到政局的穩定。洪經綸、張弘靖在河北之所以汲汲于裁減官員（當然也包括兵員），就與其時經費的緊縮有關。本文不可能涉及這么廣泛的問題，只是糾集有關史料，對于租庸調時代，即安史之亂之前，唐代官員俸祿制度的演進加以論述。

二、隋及唐初的官祿

俸祿制度與朝廷的賦稅制度密切相關。隋及唐前期實行租庸調制，俸祿制度自有其特色。如唐初編纂的《隋書·百官志》，所記載的官員土地收入有三類：永業田、職分田（簡稱職田）、公廨田。三者性質完全不同。

永業田就是租庸調制度的基石。開皇元年（581）十月，隋文帝頒布新田令：“自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應該說，一百頃至四十畝云云，表明官員的永業田與平民永業田類似，只是不同等級的官民所占土地有不同的限制。但是，所謂均田令也就是限田令，從來不意味著官府分配如許數額的土地給官員或者農民。因此，嚴格地說，永業田的頃畝屬于官員權益，不屬于朝廷給賜的收入。只是讓這時期的官員待遇打上了租庸調時代的印記而已。

職分田是尚書省工部下屬的屯田司所掌管的項目。這部分田土與官員待遇收入密切相關。同上引《隋書·食貨志》又云：

“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公用。”

第三類田地是公廨田。

職分田從名目上講屬于職務所帶來的權益。公廨即官署，公廨錢就是官署辦公用費，公廨田的田租收入是用于辦公經費的。職務消費、辦公經費，內容有所不同。前者是取自職分田所收獲的利益，后者是取自公廨田所獲得的利益。這兩項分別是官員與官署的收益。辦公費用顯然不屬于官員養家糊口的薪金收入，職務權益則有可能被用于家用，也可能是上班時需要支出的費用。隋初實際上不是給的公廨“田”，而是公廨“錢”，即是以貨幣為公廨基金（本錢），不是以土地為基金。明清的學田就是一種基金，用學田的收益辦學；公廨田則用其田土收益辦公。《隋書·食貨志》很明確地說：“京官及諸州，并給公廨錢，回易生利，以給公用。”

放貸生利，謂之捉錢，息利以給官署經費，違背儒家倫理。歷史上反復有人提出異議。但在國家預算制度不太發達的時代，只要一次性撥出本金，就可以解決官署辦公經費，這相當于一勞永逸，因此，朝廷總也難以割舍捉錢制度。

開皇十四年（594），工部尚書蘇孝慈等反對“出舉生利”。工部尚書是管理屯田、職分田、公廨田的。他認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于是奏皆給地以營農。回易取利，一皆禁止”。蘇孝慈要求改為給土地出租耕種獲利，這相當于反對貨幣基金，贊成土地基金。看來這個辦法不太可行。三年后的開皇十七年（597）十一月又后退了一步，“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回易及諸處興生，并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所謂“在市回易及諸處興生”，就經商取利可以做，金融獲利不可以做。

祿米才是真正的官員養家費用。隋代的官祿很是慷慨。“是時京官正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為差，至正四品，是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為差，至正六品是為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為差，至從八品是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給祿。其給皆以春秋二季。”除了食封官、不判事的官不給祿，其他京官祿米優厚。

地方官也有祿米。

“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為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為差。至于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為差，至于下下，則百石。大縣一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為差，至于下下，則六十石。其祿唯及刺史、二佐（當為上佐）及郡守、縣令。”

官員的職務待遇還有“祿力”。開皇八年（588）五月，仆射高颎奏，“諸州無課調及有課調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恒出附近之州”。此句陳述了一個當時的事實，沒有課調和戶數少的州的官員，其祿力從臨近富裕州派出。高颎繼續說：“但判官本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于所管戶內，計戶征稅。”朝廷“從之”。這里提出了“官人祿力”的一個新項目。這是不同于以上田土和祿米的新項目“祿力”。祿力就是為官員所配置的力役，從來就有，北朝北齊的干力、仗身之類就是其時的祿力。過去人口較少的州不出，現在高颎建議從本“所管戶內計戶征稅”。這也許是后世以“戶稅”支付祿力的濫觴。

我們從開皇初年（統一全國之前）的制度中，發現隋代的俸祿制度繼承了前代。唐朝制度起源于李淵輔政時期。隋煬帝尚在揚州避亂，李淵將其黜為太上皇，自任隋丞相。李淵的長安政權控制的地區有限，李世民等則在外征戰。李淵乃“罷外官給祿，每十斛給地二十畝”。說得好聽是用土地換官祿，比如說下縣縣令60石即60斛，換為給120畝土地，自行租種于農民。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中央停止了放發祿米，任州縣官員自行解決。祿田顯然是硬性指標，按數量給田。官員永業田是權益，沒有硬性給付的問題。這是二者的區別。

武德元年（618）十二月，唐高祖登位不久，就出臺了一套文武官祿米標準：正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正二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正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正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正五品二百石，從五品一百六十石，正六品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正七品八十石，從七品七十石，正八品六十石，從八品五十石，正九品四十石，從九品三十石。從給祿標準而言，較隋朝有降低，正一品從九百石減至七百石，但是，后面的級差減少。隋代九品官無祿，唐初正九品四十石，從九品三十石。這是改進。實行祿米年給制，但是，分期給付：“諸給祿者，三師三公及太子三師三少，若在京諸司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并左右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并依官給。其春夏二季，春給；秋冬二季，秋給。”根據統計：“凡京文武官每歲給祿，總一十五萬一千五百三十三石二斗。”官員有增減，祿米數有可能變化。安史亂起，天下兵興，玄宗幸蜀途中，要求各地自行解決軍費問題。肅宗即位，朝廷在靈武，官祿停止不給，實際上也無米可給。

《通典》卷三十五記：“大唐武德中，外官無祿。”但是，武官在外者則除外：“其在外武官九品以上，準官皆降京官一等給。其文武官在京官上者，則不降。”這些規定背后的考慮是：在外的文官無祿，因為信息不對稱，文官在外，給祿困難；在外文官到京任官，則屬于對朝廷的效忠行為，給祿以鼓勵；在外武官，是帶著軍隊去打仗的，屬于敵我陣營的哪一邊，一清二楚。

外官武官祿的等差，有另外的節制：

“諸給祿，應給等者，正從一品各以五十石為一等，二品三品皆以三十石為一等，四品五品皆以二十石為一等，六品七品皆以五石為一等，八品九品皆以二石五斗為一等。”

比如外官正一品降京官一等給，因為一等是五十石，則在外武官正一品降京官一等就是六百五十石。正二品為五百石，“二品三品皆以三十石為一等”，降京官一等是四百七十石。如此類推。

官祿完全是私人收入，唐初的“俸錢之制”乃是朝廷給官署的辦公經費：“其俸錢之制，京司諸官初置公廨，令行署及番官興易，以充其俸。”京師諸司的“俸錢”，就是“初置公廨（錢）”。即以公廨錢作為本金，令“行署、番官”經營獲取商業收入。這條材料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此時的俸錢就是指公廨錢，公廨錢的獲取是通過置本讓人（行署、番官）興販完成。《唐會要》記載了個別細節：“武德元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于吏部。所主才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文。歲滿授官。”

文獻中唯《新唐書·食貨五》記載了唐代公廨本錢的數目：

“天下置公廨本錢，以典史主之，收贏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賦粟者常食，余為百官俸料。京兆、河南府錢三百八十萬，太原及四大都督府二百七十五萬，中都督府、上州二百四十二萬，下都督、中州一百五十四萬，下州八十八萬；京兆、河南府京縣一百四十三萬，太原府京縣九十一萬三千，京兆、河南府畿縣八十二萬五千，太原府畿縣、諸州上縣七十七萬，中縣五十五萬，中下縣、下縣三十八萬五千；折沖上府二十萬，中府減四之一，下府十萬。”

但是有學者懷疑這個數目未必是武德而是開元時期的數字（或開元七年，或開元十年之后）。《食貨五》經常撮要介紹制度而忽視其年代歸屬，既然制度已經在武德元年開始，此內容又在唐前期反復施行，其數字可以作為一個公廨本錢及其利息變化的基數看待。

唐代職分田制度資料比較豐富，這條只是開始：

“又制，內外官各給職分田。京官一品十二頃，二品一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雍州及外州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其統軍府及鎮戍關津之官，又節給量減京司及州縣。又，各公廨田課其營種，以供公私之費。”

什么是公私之費？公廨田收入被分為兩部分支出，一是常食公用的行政經費（與職田的經營方式類似），二是補貼官員的月俸收入。這與公廨本錢收息供公私之費，非常相似。根據《冊府元龜》的行文邏輯，這是武德之制。《通典》則無系年，且補充說：“即百[里]內地少，欲于百里外給者，亦聽之。”

至于公廨田數目在《通典》則有詳細記錄：

“大唐凡京諸司各有公廨田：司農寺（給二十六頃），殿中省（二十五頃），少府監（二十二頃）……內坊、左右內率府、率更府（各二頃）。”外官公廨田：“在外諸司公廨田，亦各有差：大都督府（四十頃）……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六頃），上牧監、上鎮（各五頃），下縣及中下牧、司竹監、中鎮、諸軍、折沖府（各四頃)……中戍、下戍、岳瀆（各一頃）。”

我們不要小看以上這些制度規定，這就相當于是按照官署安排的辦公經費。上縣十頃，就是一千畝地出租，租入為縣司的公務費用。下縣就只有六頃，公務經費就比上縣少了 40%。中縣八頃，較之上縣、下縣相差二頃。總之，由于農村地區商品經濟不太發達，放貸款取利息難以施行，改為租種土地收租，比較可行，這一點與職分田相似。

據《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屯田郎中》：凡在京文武職事官有職分田，在京諸司有公廨田（內容與數字同于《通典》的記載）。而《唐六典》有注文云：“其有管署、局、子府，各準官品、人數均配。”也就是說，公廨田按照官府分配，各個官署還得往下按照其所管二級機構中的官品和人數進一步分配。公廨田的收入是要落實到人頭上的。“皆視其品命，而審其分給”。

唐太宗時期，在官員俸祿提升上有了改進。貞觀二年（627）二月，詔官人得上考，給一季祿。六月制，官人出使，皆廩食妻子。十二月下詔：“外官新到任，多有匱乏，準品計日給糧。”次年正月詔，官人得上下考，給一年祿。較之上年二月，得上考業績激勵標準提高了。墓志里也能見到外官得祿或者計日受俸的記載。

但是，根據貞觀八年中書舍人高季輔的上表，當時的官員待遇仍然普遍很低：

仕以應務，亦以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祿。既離鄉井，理必貧煎。但妻子之戀，賢達其猶累懷，饑寒之加，夷惠罕全其行。為政之道，期于易從。若不恤其匱乏，難欲俾其清儉。幾在末品，中庸者多。正恐巡察歲，出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

所有這些言辭，都是說百官無祿俸不可要求其勤政且清廉。“今戶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后督以嚴科，責其報效，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免。”提出財政情況好轉，要“斟量給祿”，使其能養家糊口。高季輔的這條建議只是所上五條封事之一，還沒有形成朝廷的政策。我的猜測，《冊府元龜》記載的唐初官祿等制度，可能就是這個時期頒布的法令。因為，貞觀十年（636）就有詔書說：“有司收內外職田，除公廨田園外，并官收，先給逃還貧下戶及欠丁田戶。其職田以正倉粟，畝率二升給之。”也就是說，在貞觀年間沒有頒布新的職分田、公廨田制度的情況下，貞觀十年卻進行了一些改革，顯然是針對武德時期的公廨田、職田制度而言。

貞觀十年的改革內容是收回內外官職田，改以正倉粟（即國家稅收）支付，職田則還給無地或者少地的百姓。其粟則是從民戶每畝納稅二升中開支。但是，公廨田卻沒有收回，依然是官府出租民戶耕種獲取收益。

改革職分田的初衷，次年三月的敕書說了出來：“內外官職田，恐侵百姓。先令官收，慮其祿薄家貧，所以別給地子。去歲緣有水旱，遂令總停。”三句話說了三件事：擔心官員的職田侵害百姓；故改用地子（民田每畝二升）補貼官員祿薄家貧；卻因為去年水旱之災，把補貼地子的制度停止了。也就是等于取消了職田卻并沒有補貼地子。于是，“如聞卑官頗難支濟，事須優恤，使得自資，宜準元敕，給其地子”。至此才把地子補貼制度推出。

又過了一年，十二年（638）三月，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武德已后，國家倉庫猶屬虛，應京官料錢并給公廨本，令當司令史、番官，興易給利，計官員多少分給”的舊制，乃上疏皇上提出改革。其略曰：“陛下近許諸司令史捉公廨本錢，諸司取此色人號為捉錢令史，不簡性識，寧論書藝！但令身能估販，家足貲財，錄牒吏部，即依補擬。大率人捉五十貫已下、四十貫已上，任居市肆，恣其販易。每月納利四千一百，年凡輸五萬。送利不違，年滿受職。”所謂行署、番官、令史，能夠被委任“捉公廨本錢”，名之為捉錢令史，關鍵看“身能估販，家足貲財”，素質方面則“不簡性識，寧論書藝”！經吏部錄取之后，“大率人捉五十貫已下、四十貫已上，任居市肆，恣其販易。每月納利四千一百，年凡輸五萬”。也就是說實行定額管理，大約年利率是 100% 作用。如果考慮到捉錢令史本人的獲利，年利率必須超過100%，否則就會破產。

這樣的捉錢令史究竟多少人呢？“在今七十余司，大率司引九人，更一二載后，年別即有六百余人，輸利受職。”褚遂良談的是官員隊伍幾年后將增加 600多人。所以透露出的數字是 70余官府，每個官署 9人，共有 600多名捉錢令史從事放貸。考慮到貞觀年間重要品官曾裁減到 640人的情況，捉錢令史幾乎與之同樣多。

唐太宗采納了褚遂良的建議。“是月，敕并停，改署胥士七千人，以諸州上戶充，準防閣例，輸課二年一替，計官員多少分給。”唐太宗的改進措施，不僅是停止武德年間就實行的捉錢令史盈利充公廨錢的制度，而是改變了辦公經費的解決途徑，以諸州上戶7000人，出任胥士，所謂“準防閣例，輸課二年一替”，是說胥士也像防閣那樣納課，用課錢充公廨錢，納錢胥士（諸州上戶充）人家二年一換。

綜上所述，貞觀年間，取消職分田改由地子（百姓畝稅二升正倉粟充），取消公廨本錢改由胥士納課。但是，十八年三月出了新規：“復京官職田，以京兆及岐同華朔萬等州空閑地，及陂澤堪佃食者充之。”二十一年二月又改了：“令在京諸司依舊置公廨，給錢充本，置令史、胥士等令回易納利，以充官人俸。”一切回到了原點，只是捉錢令史增加胥士等人。但是，盡管如此，官員們不同的待遇項目：祿米、俸料、公廨田、職分田，均已齊備。

三、從永徽到開元的變化

貞觀二十三年（649）六月，唐高宗即位，九月敕文，“諸王并宜食一千戶封”。這是為了表示新皇帝的友悌之情。真正的改革出現在一年之后。永徽元年（650）四月，“廢京官諸司捉錢胥士，其官人俸料以諸州租腳充”。這是第三次改變俸料錢的來源，不是從職分田、不是從公廨本錢，而是改“其官人俸料以諸州租腳充”。于是，官員的俸祿包含了四種形式：土地（職分田、公廨田）、放貸本錢（捉錢）、職役納課（捉錢胥士）、租腳錢。變換了四種來源或途徑。

值得提出的是，官員所獲的力役補助，防閣、庶仆之外，還有其他名目，如仗身，麟德二年（665）八月詔，“文官五品已上同武職班給仗身，以掌閑、幕士充之”。所謂掌閑、幕士也是官府中的雜任。根據《唐六典》相關內容，唐代在殿中省尚乘局置掌閑五千人，掌治六閑之馬所需乘具鞍轡。太子仆寺廄牧署亦有掌閑六百人。此外，唐代殿中省尚舍局有幕士八十人，衛尉寺守宮署有一千六百人，鴻臚寺司儀署有幕士六十人，太子典設局有幕士二百四十五人。幕士掌鋪設帳幕之事。這些雜任都是作為力役，征調有一些專業技能之人充任，或者納課以代役。僅僅上面列舉的數字就有七八千掌閑、幕士，他們的職任已經閑置，將其轉撥給文官五品以上充仗身，可以看出是這一筆“經費”（納課即成錢物）改換了用途。解決文官的待遇問題。只是這次規定中的文官仗身，咸亨元年（670）四月十二日停給。真正的大變革是乾封元年（666）。乾封元年八月詔：

京文武官應給防閣、庶仆俸料，始依職事品，其課及賜各依本品。凡京文武正官，每歲供給俸食等錢，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二十貫。員外官不在此數。外官則以公廨田收及息錢等，常食、公用之外充月料。先以長官定數，其州縣少尹長史司馬及丞各減長之半，大都督府長史副都督別駕及判司準上佐，以職田數為加減。其參軍及博士判試判司主簿縣尉丞，各三分之一。諸內外員同正員者，祿料、賜會、食料，一事以上并同正員。其不以同正員者，祿賜、食料亦同正員，余各給半，職田并不給。自乾元之后，以常賦不給內外官俸祿，各減其半矣。

乾封元年改革內容分下面幾點加以分析。

首先，力役類官員待遇（即俸料）包括防閣、庶仆所產生的俸料，“始依職事品”，就是按照官員的職事官品級發放。但是，力役產生的俸料之外的官員待遇——“其課及賜，各依本品”，就是按照散官官品計算。這等于是統一規范了幾種不同的俸祿的分配方法。力役類待遇按照職事品分配是合理的，因為這是涉及職務職掌的待遇。課及賜（賜會，即宴會之賜）涉及官員的資歷、勞績，當然按照本品計算比較合理。

其次，是俸食錢的總額，“凡京文武正官，每歲供給俸食等錢，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二十貫”。員外官不在此數。

此外是外官的待遇：“外官則以公廨田收及息錢等，常食、公用之外充月料。”這一句話很重要，公廨田收入和息錢收入充作常食、公用經費，“常食、公用之外充月料”，常食、公用之外的剩余部分才充官員的月料。當然，這個“公用之外”并不是泛指所有公用開支，在這里應該特指“食”或者主要指公廚食料。公廚之外的收入充月料（月薪）。

這個月料怎么分配呢？辦法是：

先以長官定數，其州縣少尹、長史、司馬及丞各減長之半，大都督府長史、副都督、別駕及判司準上佐，以職田數為加減。其參軍及博士、判試判司、主簿、縣尉、丞，各三分之一。諸內外員同正員者，祿料、賜會、食料，一事以上，并同正員。其不以同正員者，祿賜、食料亦同正員，余各給半，職田并不給。

解讀一下這一段的意思。它明確地給出了州縣長官及其他僚佐之間的月俸分配比例。至于同正員和非同正員，也有相應的安排。這里把月俸的內容確定出來了，祿料、賜會、食料之外，還有其“余”，還有“職田”。這個其余的“余”是什么呢？下文有揭示：“內供俸及里行不帶本官者，祿俸、食料、防閣、庶仆一事，以上并同正官。帶官者聽從多處給。若帶外官者依京官給，諸簡校及判試知試等官，不帶內外者，料度一事以上，準員外官同正員例給。若簡校及判試之處，正官見闕者，兼給雜用，其職田不應入正官者，亦給。其侍御史、殿中及監察御史知試并同供奉、里行例。”這一段內容很多。重點是內供奉及里行的待遇問題，他們的待遇與正官同：“內供俸（奉）及里行不帶本官者，祿俸、食料、防閣、庶仆一事，以上并同正官。”其次，“帶官者聽從多處給”。身兼數職，多處獲得。其三，“若帶外官者依京官給；諸簡校及判試知試等官，不帶內外者，料度一事以上，準員外官同正員例給”。內供奉、里行“帶外官者，依京官給”，很清楚，就是依正員官給。“諸簡校及判、試、知試等官，不帶內外者”，其待遇“料度一事以上，準員外官同正員例給（即給一半之意）”。那么，“若簡校及判試之處，正官見闕者”怎么辦呢？由于正官缺員，事務肯定比較多，那么待遇也提高了：“兼給雜用”。甚至“其職田不應入正官者，亦給”。最后一點就是補充：“其侍御史、殿中及監察御史知試并同供奉、里行例。”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祿俸、食料、防閣、庶仆”之外，屬于“余”的內容，應該就是“雜給”。

儀鳳三年（678）八月詔，“廩食為費,同資于上農。歲俸所頒，并課于編戶。因地出賦，則沃瘠未均。據丁收物，則勞逸不等。俾之富教，其可得乎！永念于斯，裁懷創如。聞文武內外官應給俸料、課錢及公廨料度、封戶租調等，遠近不均，貴賤有異，輸納簡選，事甚艱難，運送腳錢，損費實廣，公廨出舉，回易典吏，因此侵漁，撫字之方，豈合如此”。此處提到的“文武內外官應給俸料、課錢及公廨料度、封戶租調等”，分屬四個方面：俸料應該是力役納課這一塊；課錢；公廨料度；封戶租調。

于是作出如下規定：

宜令王公已下、百姓已上，率口出錢，以充防閣、庶仆、邑士、白直、折沖府仗身，并封戶內官人俸食等料。既依戶次，貧富有殊，載詳職務，繁簡不類，率錢給用，須有等差，宜具條例，并各逐便。

“率口出錢”包括王公以下、百姓以上的全體人口；這些人頭錢充用防閣、庶仆、邑士、白直、折沖府仗身，這些內容都屬于力役型待遇；還有封戶內官人俸食等料，這是一群特殊官員的俸料和食料。

四、盛唐的俸祿制度

唐玄宗開元天寶時代是唐代治理的盛世。開元六年（718）七月秘書少監崔涵在《議州縣官月料錢狀》中又提出了老問題，就是停止放高利貸利息作為百官俸料的制度，改用正式國家賦稅收入。道理與八十多年前的褚遂良幾乎一樣：

養賢之祿，國用尤先，取之齊人，未為剝下，何用立本息利、法商求資。皇運之初，務革其弊，托本收利，以繩富家，固乃一切權宜，諒非經通彝典，頃以州縣典吏，并捉官錢，收利數多，破產者眾。散諸編戶，本少利輕，人用不休，時以為便。付本收利，患及于人。

崔涵披露的捉錢利率是“五十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輸，四千二百，兼算勞費，不啻五千”。唐初與盛唐不同的不是利率，而是如此沉重的負擔，平民不堪負荷：“在于平人，已為重賦，富戶既免其徭，貧戶則受其弊。傷人刻下，俱在其中。”這一點與唐初富人通過捉錢令史途徑入仕的擔憂完全不同，現在是擔憂民戶破產。所以，他提出：“未若大率群臣，通計眾戶，據官定料，均戶出資，常年發賦之時，每丁量加升尺，以近及遠，損有兼無，合而籌之，所增蓋少，時則不擾，簡而易從。庶乎！流亡漸歸，倉庫稍實，則當咸出正賦，罷所新加，天下坦然，什一而稅，上下各足，不其遠矣。”

崔涵的建議似乎沒有下文，倒是在開元十年（722）連續的改革中我們看到了一系列回應性措施。首先是正月癸亥（二十一日）敕：“內外官職田，除公廨田、園外，并官收。又令有司收天下公廨錢，其官人料以萬戶稅錢充，每月準舊分利數給。”公廨田、公廨園仍然由各官府經營，職田則要收回（據《通鑒》），職田所產生的用于官員俸料的收益則改為“以萬戶稅錢充”，也就是以百姓的戶稅充，給付標準不變，仍然是“每月準舊分利數給”。次日，進一步公布：“是月甲子（二十二日），又敕王公已下視品國官及京官五品已下，每月別給仗身悉停”，代之以防閣、庶仆、白直、邑士與士力：

凡京司文武職事官五品已上給防閣，一品（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以下給庶仆：六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公主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縣主（四十人）、特封縣主（二十四人）。京官任兩職者從多給。

凡州縣官皆有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六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凡諸親王府屬并給士力，數如白直。

仗身，是北朝以來就有的隨身衛士。《北齊書·平陽靖翼王高淹傳》：“皇建初，為太傅，與彭城、河間王并給仗身、羽林百人。”防閣是在京文武職事官五品以上配備的人力資源，庶仆是六品以下官配備的人力資源。公主（包括郡主、縣主）則給邑士。地方州縣官按照品級給白直。親王府屬官配給士力，人數如同白直。

以上這些雜任色役，并不上番，只是納課：“其防閣、庶仆、白直、士力納課者，每年不過二千五百，執衣元不過一千文。防閣、庶仆，舊制季分；月俸、食料、雜用即月分，諸官應月給。”納課的意思是當事人并不需要去當差服役，而是繳納一筆代役錢，此錢謂之課。納課的當事人，要么是因為你有此服役義務，要么是你由此可以獲得做官的資格。

乙丑（二十三日），給出了細節之二：“命有司收內外官職田，以給逃還貧下戶。其職田以正倉粟，畝二升給之。”也就是說此年正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朝廷連續三天推出了官員俸祿的改革措施。目標是用普遍的納課和正稅地子來支付官員俸料錢。

到了六月份，職田地子也取消了：“初置職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變通，應須刪改。其內外官所給職田子，從今年九月已后，并宜停給。”

開元十年這次改革之后，玄宗在剩下的三十多年時間里，以開元二十四年（736）李林甫制定“長行旨”為界，對于官員的俸祿待遇與公務經費，作了如下的幾項改革。

其一，開元二十四年之前的幾項規定。

開元十六年（728）十一月敕，“文武百官俸料錢，所給物，宜依時價給”。這是很有優惠的，也就是說錢物都按照實在的市場價格給付。停止了八年的職田地子又恢復了，開元十八年（730）三月敕，“京官職田，將令準令給受”。同年九月，捉錢收利業恢復了，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稅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捉，隨月收，供官人料錢”。捉錢的本錢是薄稅一年獲得。說明捉錢取利以供料錢，至少要一年后才能施行。次年四月的措施果然只涉及職田問題，十九年四月敕：“天下諸州縣并府鎮戍官等職田，四至、頃畝，造帳申省，仍依元租價對定，六斗已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限定了職田出租的最高租額，畝不過六斗。

其二，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推行“長行旨”簡化了全國繳納賦稅的手續與標準，在俸祿方面，最主要的內容是合并各種收入為一個品種“月俸”。

開元二十四年六月敕：“百官料錢宜令為一色，都以月俸為名。各據本官，隨月給付。其貯米宜令入祿數同申，應合減折及申請時限，并依常式。”下面列出的數目是官員收入總數，比如說，一品總收入是 31千，其中分為四項：月俸 8千、食料 1.8千，防閣 20千，雜用 1.2千，總數恰好是 31千，這就是料錢。可見，所謂料錢包括四項：月俸、食料、力役（防閣）、雜用。

一品三十一千（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防閣二十千、雜用一千二百文）

二品二十四千（月俸六千、食料一千五百、防閣一十五千五百、雜用一千文）

三品十七千（月俸五千、食料一千一百、防閣一十千、雜用九百文）

四品一十一千八百六十七文（月俸四千五百、食料七百文、防閣六千六十七文、雜用六百文）

五品九千二百（月俸三千、食料六百、防閣五千、雜用六百文）

六品五千三百（月俸二千三百、食料四百、庶仆二千二百、雜用四百文）

七品四千五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三百五十、庶仆一千六百、雜用三百五十文）

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庶仆六百二十五、雜用二百五十文）

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月俸一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庶仆四百一十七、雜用二百文）。

從上面的諸項數字中，可以看出，防閣的費用占了大頭，超過了月俸和其他費用的總和。但是，六品到九品的庶仆則不同，其費用普遍低于月俸，占比較小。此外，百官的待遇“料錢”被分為四項：月俸、食料、防閣（或庶仆）、雜用。食料應該是在公廚的伙食費標準，未必發放給本人。防閣（或庶仆）應該是人力勤務費用，是用來雇傭人員服務的費用。雜用是否包括紙筆辦公費用，可以再討論。但是，只有月俸是屬于官員的個人收入，其他三項只能算按照官員職位標準發放的辦公費用。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月俸標準，相差以千計，食料標準則以百計。從食料總數看，少則數百文，多則一貫多，只能用于公廚補貼。

其三，開元二十四年之后的改革。

“長行旨”施行之后，有關俸祿制度方面也進行了若干修補，涉及以下內容。

首先是職分田方面。開元二十九年（741）二月敕，“外官職田，委所司準例倉中受納，納畢，一時分付，縣官亦準此”。所謂“倉中收納”，是指地方官府可以代替受納職田地子于官倉。“納畢，一時分付”，是說官倉收到后立即就分配給應得地子的官員。

同年三月敕，“京畿地狹，人戶殷繁，計丁給田，尚猶不足，兼充百官苗子，固難周濟。其諸司官，令分在都者，宜令所司，具作定額，計應受職田，并于都畿給付。其應退地，委采訪使與本州長官給貧下百姓。其應給職田，亦委采訪使與所繇長官勘會同給，仍永為常式。”這條措施是要求在京畿長安的官員，若在東都洛陽任職，請退出在西京的職田份額，改為在東都洛陽按照同樣標準領取。畢竟皇帝都需要就食東都，在東都的官員不占用西京的職田與地子，是最自然的了。但是，東都官員也許有家小仍在長安的，在東都收納職田地子之后，自然也有運輸問題。

天寶年間仍然繼承開元末的職分田政策并進行修補。天寶元年（742）六月敕：“如聞河東河北官人職田，既納地租，仍收桑課。田樹兼稅，人何以堪！自今已后，官人及公廨職田有桑，一切不得更征絲課。”官人職田可以理解，公廨職田當就是公廨田。

這條規定要求職田收入只限繳納地租，不得征收桑田的課稅：“田樹兼稅，人何以堪！”即使職田上有桑樹也不得征稅：“自今已后，官人及公廨職田有桑，一切不得更征絲課。”可以設想，職田、公廨田都屬于公務費用，按照既定租率交地子。土地上的桑樹很可能是租種者自行栽種的，另外收取桑田課稅，就是逾制了。

其次，涉及兩個職務的官員俸料錢收取規范。天寶二年（743）十一月敕，“京官兼太守等官俸料兩給者，停其外官。太守兼京官，除準式親王帶京官任外官副大將軍者、副使知軍及政事京官兼內外官知政事，據文合兼給者，余并從一處給,任逐穩便”。京官帶外官的俸料錢只能取一處。但是，有例外，就是“據文合兼給者”可以兼領雙份俸料，這就是京官兼任的使職、京官知政事。還有一條涉及代替外官料錢的輸送問題。天寶三載（744）三月敕，“郡縣闕職錢送納大府寺。自今已后納當郡，充員外官料錢。不足即收正官料錢分。若無員外官，當郡分”。太府寺是長官國家財政的中央機構，國庫就歸其管轄。“百官之俸秩”的出納節制，亦其分內之事。

再一點就是公廨錢問題。天寶五載（746）三月敕，“郡縣官人及公廨白直，天下約計一載破十萬丁已上，一丁每月戍錢二百八文，每至月初，當處征納送縣，來往數日功程，在于百姓尤是重役。其郡縣白直，計數多少，請用料錢加稅充用。其應差丁充白直望請并停。一免百姓艱辛，二省國家丁壯”。

我們前面提到，開元十年（722）曾敕王公已下、視品國官及京官五品已下官，每月配給的仗身力役全部停止，代之以防閣、庶仆、白直、邑士與士力。現在是取消地方上的官員和官署，即郡縣官和公廨的白直，總數十萬丁以上，每丁每月二百八文，一年就是二千五百文。與京官所給防閣、庶仆等納課額相當。現在也加以減除，代之以“料錢加稅充用”。郡縣官人及官署（公廨），都有很多當差的事，這些都作為丁役分配給民丁，很可能是比較富裕的民丁，全國達到十萬丁。他們通過納課而免于服役。每到月初要上交二百零八文給縣司，往來需要數日時間，擾民過甚。敕文要求停止白丁充白直，好處是“一免百姓艱辛，二省國家丁壯”。是不是免掉百姓艱辛不好說，因為這并不是免役，而是改變他們的役使用途。“二省國家丁壯”則是實在話，因為這些丁壯可以用作他處。

最后是員外官收入正規化的問題。

員外官一直是唐代行政中的特殊問題。政府給各級官署的正員官名額有限，官署事務卻需要更多的人手才夠，于是，各地就設置了若干員外官。這種臨時的官員，沒有編制，但是不能沒有待遇，于是，朝廷需要對此作出規范。員外和員外同正員，這兩者在俸祿上是有區別的：“其加同正員者，唯不給職田耳，其祿、俸、賜與正員同。單言員外者，則俸祿減正官之半。”“諸內外員外官同正員者，祿、俸、賜會、食料一事以上并同正員；其不以同正員者，祿、賜、食料亦同正員，余各給半。職田并不給。”“開元二十四年六月，乃撮而同之，通謂之月俸……員外官帶同正者，不減正員官食料錢，不帶同正者減半。”天寶十一載（752）十二月敕，“諸郡員外官無闕職處，均取正官料給。錢數不定，頗為勞煩。自今已后，闕料官收，員外官依式取官錢準給”。過去員外官取正員官料給，可是“無闕職”則正員官料給就會“錢數不定”，或有或無，或多或少，“頗為勞煩”。這次朝廷變大方了：“依式”取官錢準給。實際上是收支兩條線：闕官料錢收歸官府，員外官的料錢則從官府經費中支給。

開元初年，曾下詔給致仕官員送溫暖。天寶十二載（753），已經細致到職田地子的運送問題了，據說是楊國忠的主意。這年十月敕：“兩京百官職田承前佃人自送，道路或遠，勞費頗多。自今已后，其職田去城五十里內者，依舊令佃人自送入城。自余并限十月內，便于所管縣并腳價貯納，其腳價五十里外，每（？畝）各征二文，一百里外不得過三文，并令百官差本司人請受。”楊國忠當時初代李林甫主政不久，急于邀譽討好。

在安祿山叛亂的前幾個月，天寶十四載（755）八月，朝廷給在京百官加薪：“敕，在京文武九品以上正員官，既親于職務，可謂勤心。自今以后，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閣、庶仆等，宜十分為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永為例程。”正員官月俸即“俸食、雜用、防閣、庶仆”，加20%，同正員加10%。同時還做了釋囚、減免百姓庸調等善事，“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免今載租、庸半。賜侍老米”。顯然，官員加薪也是全部善政的一部分。

五、小結

唐承隋制，在俸祿制度方面有繼承，也有發展。總體而言，隋及唐前期俸祿制度的變化，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隋及唐初時期、高宗武后時期、盛唐開天時期。

隋文帝時期俸祿錢的四個方面都陸續出臺了措施，永業田作為權益限度姑且不論（因為并不實授其田），職分田、公廨田（錢）、祿米、祿力（手力課）的措施依次推出。唐朝前期逐一繼承并且加以改進（例如，隋代九品官無祿，唐初正九品四十石、從九品三十石；又如，隋代祿米數額比較高，唐代比較低）。高宗武后時期，是俸祿制度變化的一個重要時期，這種變化不完全表現為項目的增減，而是俸料錢來源的變化，如“其官人俸料以諸州租腳充”，不是從田畝出租中獲取。當然，最重要的變化是乾封元年對于力役待遇及俸料錢的總體規范。開元天寶時期的俸祿改革隨著李林甫開元二十四年“長行旨”的推行而進入一個總結性階段。

幾乎所有官員唐代俸祿的論述，都沒有清晰地解釋唐代官員俸祿的兩重用處，用于官員的薪資和用于官署的公費是不同的內容，盡管它們在食料、雜給之類開支中常常以官員的名義計算。自從開元二十四年把官員的月俸、食料、防閣（或庶仆）、雜用合并為了俸料一項，總錢額也有確定，但是，這些項目仍然存在，并且分項計費。只是把總名目統一了一下，叫“俸料”。安史之亂前一年給官員們漲薪20%或10%，也還是依這幾個名目分別計算的。這是我們研究唐代俸料錢的時候要特別予以關注的。

（本文承諸生吳姚函、張恩澤、唐瑾幫忙校閱，并糾正錯誤。特此致謝。）

（為方便閱讀，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原載于《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