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研究領域出現了一個趨勢：論文的作者數量大幅增加。這一現象不僅反映了科學研究的復雜性和合作性，也引發了對科研貢獻分配的討論。

從個體研究到團隊合作

過去，很多研究的重大發現往往由少數幾位研究者完成。以神經科學為例，Alan Hodgkin和Andrew Huxley首次在魷魚軸突中模擬了動作電位；James Olds和Peter Milner發現了大腦中的獎賞中心；David Hubel和Torsten Wiesel揭示了神經元與視覺感知之間的聯系。這些研究通常以兩人合著論文的形式發表。

然而，隨著技術的進步，神經科學研究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單個研究者甚至實驗室已難以獨立完成。2024年10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Mala Murthy和Sebastian Seung領導的團隊在《Nature》上發表了FlyWire項目，這是一個由9篇論文組成的系列研究，旨在構建果蠅大腦的完整圖譜。這項研究因新穎性而成為國際頭條新聞。值得關注的是，FlyWire的旗艦論文作者名單有46人。

作者數量激增的背后

近年來，神經科學領域的論文作者數量顯著增加。2023年，《Nature Neuroscience》雜志發表的66篇論文中，作者數量均達到兩位數，其中一篇論文的作者數量高達209人。這一趨勢不僅限于神經科學領域，其他學科如物理學和基因組學也出現了類似現象。例如，2015年一篇果蠅基因組學論文有1000多位作者；在物理學方面，關于希格斯玻色子質量的論文更是列出了超過5000名作者，創下了紀錄。

The Transmitter的一項檢查發現，1996年-2023年，在《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上發表論文的平均作者人數從3.9人增加到6.3人。在同一時期，《Neuron》每篇論文的平均作者人數從4.6人增加到8.6人。《Nature Neuroscience》也是類似：1998年，該雜志每篇論文的平均作者人數為4.2人，但到2023年，平均人數接近9人。

圖. 3家期刊1994-2023年發表文章的平均作者人數

這種變化的背后，是技術進步和數據量的爆炸性增長?？茖W研究需要處理海量數據，并運用多種復雜的技術手段。例如，2024年10月，《Nature Neuroscience》發表了一篇關于大腦連接分子基礎的研究，涉及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結構磁共振成像（sMRI）、質譜分析、樹突棘形態學分析以及RNA測序等多種技術。這篇論文的作者有20人，涵蓋了多個領域的專家。

合作的優勢與挑戰

大規模合作的優勢顯而易見：它能夠整合多學科的專業知識，解決復雜的科學問題。FlyWire項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團隊中包括計算機科學家、軟件工程師、神經網絡專家、生物學家和解剖學家，甚至還有社區組織者來協調工作。Murthy表示：“構建果蠅大腦的完整連接組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需要大規模的協調努力?！?/p>

然而，作者數量的增加也帶來了新的挑戰。紐約大學的神經科學家J. Anthony Movshon指出，作者過多可能會模糊論文的責任歸屬：“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難以確定你正在閱讀的論文究竟是誰的成果的時代”。

如何公平展示貢獻程度？

隨著合作規模的擴大，如何公平展示科研貢獻成為一個重要問題。許多研究團隊和組織正在嘗試不同的解決方案。例如，FlyWire項目在其網站上列出了所有貢獻者的名字，共292人。然而，學術論文的作者名單則更為嚴格，僅包括對項目有重大貢獻的研究者。

國際腦實驗室（IBL）則采用了另一種方法：在“平臺項目”中，IBL本身被列為第一作者，隨后按字母順序列出貢獻者，并在論文末尾詳細說明每個人的貢獻。IBL的執行主任Hannah Bayer表示：“我們嘗試了多種方式來展示貢獻程度，但這仍然相當混亂。”

未來

盡管長作者名單帶來了挑戰，但大多數科學家認為，隨著這一現象逐漸成為常態，學術界將逐步適應。正如《Nature Neuroscience》主編Shari Wiseman所說：“決策者逐漸認識到科學更像是一項團隊項目，他們可能更好地認識到中間作者的貢獻?！?/p>

總地來說，神經科學研究的合作化趨勢反映了該領域的成熟和復雜性。盡管在貢獻程度和責任歸屬方面仍存在挑戰，但這一趨勢無疑推動了科學的進步，并為解決復雜的科學問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本文整理自：https://www.thetransmitter.org/academia/the-last-two-author-neuroscience-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