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國際漢學》主編）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摘要]本文對陳垣先生在明清天主教史的成就與貢獻進行了系統研究。本文認為，陳垣先生是明清天主教史文獻學的開拓者與奠基者，他開啟了以中文文獻為核心的研究路徑，從而扭轉了長期以來在這個研究領域以外文文獻為主、以國外學者研究為主的格局。他開啟了最早的明清之際西學漢籍文獻目錄編制，開啟了最早的明清西學漢籍文獻研究的整理。他確立的中國基督宗教史現代學術立場，至今具有指導性意義。

[關鍵詞]陳垣;天主教史;文獻學

陳垣先生是近代中國基督宗教研究的開拓者。陳垣先生自幼好學，十三四歲時，就開始讀《四庫全書提要》，為他以后中國歷史的研究打下基礎。年輕時他最初的現代教育是在美國教會所辦的博濟醫學學校完成的。在此期間他就和教會方面有所聯系，擔任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巍暢茂（Antoniu Fourquet ,1872-1952）所主辦的《震旦日報》工作，后在北京期間結識馬相伯和英斂之，將其引入了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縱觀陳垣的基督宗教研究，他所用力最大、著墨最多的是關于明清之際的天主教史文獻收集與研究。

一、陳垣先生是明清之際天主教文獻整理的奠基人

陳垣先生對明清天主教文獻的整理有著很遠的學術眼光。他曾專程到上海看望馬相伯，并到徐家匯藏書樓訪書，事后說“在徐家匯藏書樓閱書四日，頗有所獲。明末清初名著，存者不少，恨無暇晷遍讀之也”。

他始終關注這批文獻的收集和整理。1918年在《重刻鐸書序》中他已經提到龐迪我的《七克》、高一志的《齊家西學》、《童幼教育》、艾儒略的《滌罪正規》、羅雅谷的《哀矜行詮》等書。1919年在，《重刊靈言蠡勺序》中提到在《守山閣》、《指海》澄叢書中和《四庫全書》中收有《畸人十篇》、《西學凡》、《交友論》、《天主實義》、《辯學遺牘》、《七克》，他提到畢方濟的《睡答》與《畫答》這兩本書仍未見到。

陳垣先生不僅僅是收集文獻，而且也對文獻有所辨析，如在《重刊辯學遺牘序》中他就認為，書中編的利瑪竇復祩宏和尚書并非利瑪竇所作，他認為此文“必教中一名士所作”這里顯示出他敏銳的眼光和學術功力。而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跡》這篇文獻并沒有寫作時間，陳垣先生根據文中所寫的葉向高稱為謚文忠以及李之藻、吳宗達卒日，推斷出此文應寫于崇禎三年秋冬之間，從而明確了這篇文獻一個重要問題。在讀利瑪竇《交友論》時，根據王肯堂改校本和利瑪竇原本，認為“王所改未必優，利原本未必劣”，指出《四庫全書提要》所說《交友論》是士大夫潤色“實不足據”。

在談到這批文獻的整理時，他認為應該繼承李之藻的事業，把《天學初函》繼續出版下去，在給英斂之的信中說：

頃言翻刻舊籍事，與其請人膳抄，毋寧逕將要籍借出影印。假定接續天學初函理編為天學二函，三函┈分期出版，此事想非難辦。細想一遍，總勝于抄，抄而又校，校而付排印，又再校，未免太費力；故擬仿涵芬樓新出四部從刊格式，先將《超性學要》（21冊）影印，即名為天學二函，并選其他佳作為三函，有余力并復影初函，如此所費不多，事輕而易舉，無膳校之勞，有流通之效，宜若可為也。乞函商相老從速圖之。此事倘性行之于數年前，今已蔚為大觀矣。

他不僅整理和出版了入華傳教士的著作，如《辯學遺牘》、《靈言蠡勺》、《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利瑪竇行跡》等，而且在教外典籍中發現許多重要的文獻，他所寫下的《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涇陽王徵傳》、《休寧金聲傳》、《明末殉國者陳于階傳》、《華亭許纘曾傳》、《湯若望與木陳忞》等一系列論文不僅在學術上大大加深了天主教入華傳教史的研究，在歷史研究和文獻研究上也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

為此，他曾肆力搜集有關史料，并計劃仿《開元釋教目錄》及《經義考》、《小學考》體制而為《乾嘉基督教錄》，為中國天主教的文獻作一次全面的清理，也為《四庫全書總目》補闕拾遺。

這一計劃最終僅完成了一部分，即附刊在《基督教錄入華史略》后的《明清間教土譯述目錄》，這個目錄雖然限于當時的條件只收集了有關天主教士的教理和宗教史的部分，尚未更多收集到天文、歷算、地理、藝術等方面的傳教士重要的著述，但在徐宗澤《明清間耶蘇會土譯著提要》及羅馬梵蒂崗教廷及巴黎圖書館公布珍藏目錄之前，他的這份目錄是當時搜集天主教文獻最多的一個目錄，其中未刊本較多于已刊，由此可見其搜訪之勤。

為收集、調查天主教文獻，他遍訪國內公私收藏，并遠足日本。正是在馬、英、陳三人的努力下，民國初年在這批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出版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在《天學初函》以外，他們發現并開始抄錄和整理了：《名理探》，《圣經直解》，《利先生行跡》，《天學舉要》，《真主靈性理證》，《靈魂道體說》，《鐸書》，《天教明辯》，《正教奉褒》，《圣教史略》，《寰宇詮》，《圣夢歌》，《主制群徵》，《幼童教育》，《超性學要》，《王覺斯贈湯若望詩翰》，《教要序論》，《鐸書》、《代疑論》，天釋明辯》，《豁疑論》，《辟妄》，《代疑編》，《代疑續編》，《答客問》，《天教蒙引》，《拯世略說》，《輕世金書直解》，《古新經》，《三山論說》，《遵主圣范》、《康熙朝與羅馬使節關系文書影印本》。他對收集明清之際的西學漢籍文獻一直十分關注。他以下研究著作去定了他的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奠基人的地位。

陳垣有關中國基督教史論著、序跋編年

1943年，葉德祿編輯出版了《民元以來天主教史論叢》，其中收錄陳垣的文章就16篇之多，占全書的80%。

二、陳垣先生開啟了以中文文獻研究為主的研究路徑

長期以來在中國基督宗教史的研究領域主要是以西方學者為主，但陳垣確立足中文文獻研究中國基督教史，從而形成他的重要學術的特色。《元也里可溫考》橫空出世，這是近代以來第一篇關于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文。當時伯希和的著作《唐元時代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首次在國際學術界指出元代基督教的存在，他認為“這種十三四世紀的東亞基督教，大致可以說不是漢人之基督教，而為阿蘭人、突厥人之基督教，或者還有少數真正的蒙古人信仰此教。”伯希和的研究僅在陳垣先生前3年發表，但當時并未譯成中文，1934年馮承鈞才在出版。《元也里可溫考》是陳先生宗教史的開篇之作，也是他整個學術研究的處女作，其成功之處在于對中文文獻的使用，如他所說：

此編宗旨，固在專以漢文資料證明元代基督教歷史也。”他主要用了《元典章》這份文獻，在廣州是他就讀到這份文獻，十分感興趣，認為“假讀句日，恨未能致也。”這本書六百年來，此書傳本極少，《四庫》既以方言俗語故，擯而不錄，陳垣先生認為“元典章本當代官書，自世祖至英宗，分吏、戶、禮、兵、型、工各門，以類編次，足補元史所未備。乃紀呁則議其兼雜方言俗語，體例瞀亂，屏而不錄，魏源則譏其鈔集案牘，出于胥吏之手，不經館閣。

他反其道而行之，將《元典章》、《通制條格》這一類看似雜言俗語的書作為史學研究的重要文獻，從而開啟歷史文獻研究的新領域，“受到研究者愈來愈多的重視，不僅為也里可溫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新資料，而且也為整個元史研究開辟了新的途徑。”

陳垣先生廣閱中文文獻的能力在《湯若望與木陳忞》研究中表現的最為典型，他充分利用在擔任故宮博物院委員會理事的機會，在他看到了收入雍正正實錄和圣訓中的四通關于佛教的諭旨后，又多方找到散落在一座寺廟中的木陳忞的《北游集》。加之，此時楊丙辰又將魏特所寫的《湯若望傳》翻譯成中文，從而促成他寫下這篇比較宗教學的論文。細讀此文可發現他引證文獻之廣。這包括了《天童寺志》、《玉林年譜》、《憨璞語錄》、《青琱雜記》、《董小宛考》、《御制行狀》、《清太祖實錄》、《清太宗實錄》《待香記略》、《御制董后行狀》、《辯天說》、《原道辟邪說》、《城南海會寺記》、《續指月録》、《五燈全書》、《茆溪語錄》、《日知錄》、《梵綱經》、《孟子》、《西堂集》、《西堂雜俎》在內的各種文獻，從正史到儒家著作，佛教典籍，禪學文集、和尚語錄、詩文話本等，文獻之雜多令人驚嘆。為做好這篇文章，他后來又尋到康熙年間的《茆溪語錄》，嘉興藏本《弘覺語錄》、嘉興藏及龍藏本《憨璞語錄》，又寫了《語錄與順治宮廷》、《順治出家》兩篇文章加以補充。

這些研究成果證明了他對中國天主教史文獻的開拓并具有史學之新意。

如果從中國天主教研究史來看，甚至從整個中國近代學術史來看，陳垣先生這一研究不僅開啟了中國天主教史研究，而且也開創了與國外學者中國天主教史研究，尤其是在傳教學內的研究完全不同的路向，即中國天主教史不再僅僅是傳教士在華的活動的歷史，而且是作為元明清史的歷史，作為中華文明對外來文明的吸收、融通的歷史。他的《元也里可溫》的學術意義在于，正象中華文明對印度佛教的吸收一樣，中華文明也同時與基督教文明有著長期的互動、融通的歷史。他的這個研究方向直接影響了方豪，并一直成為當代中國學者所努力的方向。

三、陳垣先生確立中國基督宗教史文獻研究的基本原則

（一）確立了基督宗教入華史研究的現代學術立場

首先，陳垣先生首次確定基督教入華研究的歷史分期，從總體上厘清了中國基督宗教發展的歷史軌跡。

陳垣先生的對基督宗教入華史研究的這一貢獻應該將其放在當時的基督宗教入華研究的學術脈絡中加以評價。在陳垣以前，當時在中國出版的天主教入華史主要是西文著作，代表性的就是高攀龍（Auｇ.Ｍ.Colombel，S.J.1833-1900)五卷本的《江南傳教史》這是本法文著作，當時并未中文出版。在當時，中文出版的中國天主教史著作只有兩本，其中一本就是樊國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1837--1905年）的《燕京開教略》，1905年出版，樊國梁是北京主教，法國神父。此書是由法文版翻譯成中文，全書三篇，上篇是從圣多默到印度傳教，唐代景教傳入中國，元代方濟各會來華，柏朗嘉賓來華，孟高維諾來北京傳教。中篇從耶穌會利瑪竇入華到耶穌會解散，從晚明到清中后期，遣使會接管北京教區。第三篇從1754年一直到光緒二十六年（1990年），對晚清教案多有記載，尤其是義和團運動。因為在義和團圍攻北堂時，樊國梁就在里面。這本書談不上使用中文材料，即便是對明清之際耶穌會的記載，也多是引用西文材料。從體例上，這是按照歷史年代來記述的，雖然書名為“北京史略”，但實際上這本書是一個中國天主教通史。這也是第一部中文本的中國天主教通史。作為傳教士，樊國梁的文化立場在書中表現得十分清楚。樊國梁在著作序言中說：

宣傳正教乃余本職，故于累朝圣教行使止泥之跡搜輯尤詳。俾余同志之士來華傳教者有所遵循，又知傳教之不易，而鼓勵其志勇，庶中國終有圣教昌明之日。

另一本在陳垣前出版的中國天主教史著作是由黃伯祿（1830-1901）所寫的《正教奉褒》，該書1883年出版，1894年上海慈母堂出版第二版。這本書在體例上不是通史或斷代史的寫法，它關注的歷史事件。將歷史上有關天主教的各種記載，無論是官方文書，還是碑刻，無論是中文還是西文，只要關于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歷史事實，將其整理或者翻譯收入其中，文獻是能收盡收，史料價值較大。這部書是一部歷史文獻匯編，尚談不上是一本歷史性研究著作，而且其中文獻的選擇雖然參考價值，但因為是教內出版物，宗教立場鮮明，史料有些也尚待佐證。

第三、四本是肖靜山寫的《圣教史略》和《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圣教史略》1906河間府勝世堂排印，直隸東南主教馬遵，以后這本書多次再版，有1913年，1914年，1932年等多個版本，該書三卷本從基督教起源說起，第二卷分上中下三冊，進入明末利瑪竇入華，到1901年庚子賠款結束。此書完全是教內出版物，尚談不上是學術著作，而且在歷史編年上中國歷史與歐洲歷史混編在一起，把中國史納入到基督教歷史之中。此書對基督宗教入華歷史沒有一個清晰地歷史線索。《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是由《圣教史略》改編而來，因為在1931年出版，在陳垣研究基督教歷史之后，這里不做討論。

這幾部作品盡管也有一定的史學價值，尤其是《正教奉褒》，提供一些基礎性史料。但三者均為教內人士。樊國梁是法國神父，北京主教，其文化立場顯然是西方教會立場。書中基本不涉及中文文獻。《燕京開教略》的文獻價值不大，而且錯誤較多，陳垣多次糾正其文中問題，例如，1937年曾寫《燕京開教略畫象正誤》等。肖靜山的《圣教史略》龐雜，只是在第二冊涉及到基督宗教入華史，但歷史線索也雜亂。黃伯祿自幼入教，在教會接受教育，護教立場自然十分明確，如他所說“教士以勸人昭事真主、崇奉正教為己任，雖萬死一生，總不瞻顧逡巡，畏葸中止，每讀教中史冊，歷代同然，不禁為之黯然神傷，而景慕我教士之蒙難愈貞也。”值得注意的是黃伯祿是中國神父，自己也勤于寫作，這樣《正教奉褒》中提供了一些中文歷史文獻，在文化傾向上則試圖希望通過史料說明中國天主教已經是中國的宗教，而不是洋教。當然這樣的文化傾向只是暗含在文獻的梳理中，這是《正教奉褒》不同于《燕京開教錄》的地方。但以上幾本書都是從護教立場出發，而不是嚴格的現代學術立場。

陳垣先生從事中國天主教史寫作時，基督新教入華已經多年，但從偉烈亞力的《1867年以前來華傳教士列傳及著作目錄》中，我們可以看到，基督新教的來華傳教士很少寫關于中國教會歷史的著作，他們的出版物，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主要布道著作，或者介紹西方宗教文化的書。

陳垣是當時中國學術界第一個展開基督教入華史的中國學者，1917-1919年，3年間他發表了關于基督宗教的論文13篇之多。將其稱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開創者，乃至中國宗教史的開創者是當之為無愧的。

陳垣最早提出基督教入華分期說。1924年在華北第十六次大學夏令會上他發表了《基督教入華史》的講演稿，在這里他明確提出中國基督教史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唐朝景教，第二個時期是元朝的也里可溫教，第三個時期是明朝的天主教，第四個時期是清朝以后的耶穌教。在當時學水界尚無關于基督教入華史的研究，也沒有通史性的著作。當時教會方面關于這個問題有一些書，認為圣多默在漢代以前就來到中國，但陳垣是從一個歷史學家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他對當時唯一用中文出版的《燕京開教略》的歷史分期提出批評。所以，陳垣先生“這種分期，四個時期特點明顯，明晰地勾畫了基督教入華歷史的基本輪廓，這對研究基督教史具有十分重要意義，至今仍為學界所認同。”

陳垣1924年所寫的《基督教入華史略》和1930年《基督教入華史》是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界第一次對基督教入華史做整體研究和概括分析的論文，即便今天看起來較為簡略，但確是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開山之作，這兩文章奠基了他在基督教入華史研究上的地位。

更為重要的在于他是當時中國第一個站在客觀的學術立場，開啟了宗教學的現代學術性的先河，他再不是從護教的立場展開基督宗教入華史研究，因此，在看待明清之際這批西學漢籍時，完全是從一個學術立場發的。這是他與他以前的那些研究中國天主教史著作的根本區別。在《燕京開教略》中樊國梁說“后漢馬援征交趾時，基督教已入中國”，又有“三國時關云長奉基督教之說”陳垣認為“此種說法，太無根據，吾人不能相信”就是在陳垣以后的基督教入華史研究中，也有相當多的是站在宗教立場中展開的研究，而陳垣則是完成了現代宗教學的建立，劉賢在其論文中對陳垣這種在歷史大變革中所完成的宗教研究的轉變給予了很好的分析。她認為陳垣在宗教學上：

其開拓意義不僅在于領域的拓荒，更在于研究態度和方法的現代性轉變。陳垣宗教研究的現代性體現在對客觀性的重視以及對信仰外宗教的平等與尊重。結合中西宗教學術史背景，可以發現陳垣代表著中國宗教研究三方面的現代轉變：其一，視角上，從教內信徒宣教式的宗教研究轉向兼具教外視野的、客觀的、為學術而學術的宗教研究；其二，方法上，從護教性的‘神學’式宗教研究轉向描述性的 ‘史學’式宗教研究；其三，態度上，從區分優劣差等的不平等的宗教研究轉向平等的宗教研究。

黃一農先生認為陳垣在天主教史研究上有揚教心態，這主要是指陳垣在如何看待晚明金聲是否有天主教信仰一事的研究上，即他的《休寧金聲傳》一文。從黃一農的研究分析來看，其研究是基于歷史事實的，是合理的。陳垣在金聲是否信教問題上的結論應該修正。但如何看待陳垣此次研究之誤仍待討論，陳垣此處之誤是學術之誤還是因個人信仰的揚教心態而有意為之，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研究之誤。前者是在學術研究中常有之事，幾乎所有學者無能避免，后學給予糾正是完全正確的。后者涉及到其研究者是現代學術立場的客觀研究，還是護教立場的主觀性研究。

陳垣的《休寧金聲傳》一文最早發表于1918底或1919年初，首次公開發表于1927年1月。他的《華亭許纘曾傳》成于1927年4月。陳垣在《華亭許纘曾傳》中通過具體分析《寶綸堂》這份文獻得出許纘曾并非教內所說，糾正了以往教內的流傳。顯然，這是一個站在現代學術立場上分析的結論。兩篇文章的發表時間相差只有3個月，一個人的研究立場在3個月內突然就從護教的研究立場轉變為客觀學術的研究立場，這是不可能。應該承認陳垣在《華亭許纘曾傳》中的失誤是學術之誤，而非護教立場的揚教心態所造成的錯誤。從《元也里可溫》一文開始，陳垣已經同樊國梁所代表的那種宣教式的宗教研究有了根本性的區別，中國的宗教研究由他開始轉變為客觀的、為學術而學術的宗教研究。

《元也里可溫教考》后他又寫了《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祅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這幾篇論文被學術界稱為“古教四考”以及以后又寫了關于伊斯蘭教、佛教、道教等著作，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對基督教入華史文獻的收集與整理是由這種研究的基本學術立場所決定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說，陳垣先生是 20 世紀我國宗教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在這方面的許多論著，迄今仍是這門學科研究者必讀的著作，具有指導意義，”確立了基督宗教入華史研究的現代學術立場，成為我們展開中國天主教史文獻研究的出發點。

（二）開啟中國天主教史目錄學研究

1919 年，陳垣在《萬松野人〈言善錄〉跋》中說: “丁巳( 1917) 春，居京師，發愿著《中國基督教史》，于是搜求明季基督教遺籍益亟，更擬仿朱彝尊《經義考》、謝啟昆《小學考》之例，為《乾隆基督教錄》，以補《四庫總目》之闕。”整理出一份明清之際中國天主教史的文獻目錄一直是陳垣的學術理想之一。

1942年1月10日，他在輔仁大學司鐸書院發表了《國籍司鐸之新園地》講演。在演講中，陳垣通過比較天主教與府佛教、道教的比較，認為“公教漢文譯著過少，而留存教外著作中之史料尤少。”“普通書目，不載公教書; 普通論文索引，不載公教雜志論文。”但佛教文獻已經進入中國歷史研究之中，文獻都有記載，也有專題的目錄，例如《隋志》的四部之外，附有道經、佛經，而且有目錄。為此他很感嘆的說：“佛教有《開元釋教錄》一書。卅年前，余發愿撰《乾隆基督教錄》，曾與英斂之先生借閱公教諸書，終因材料太少，久未著成。”

由此，他1927年在《基督教入華史》一文后做出了一份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的著作目錄。這個目錄在中國天主教史文獻學上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特抄錄如下：

明末清初教士譯著現存目錄

只錄說教之部，其天文歷算地理藝術之部從略

（一）現有刊本通行者

（二）現無刊本通行者

（附錄）

這個目錄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如目錄中所提到的“現有刊本通行者”均為當時陳垣過眼的書目，但有些文獻至今仍未見到，盡管筆者在歐洲各國尋找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但陳垣先生在幾十年前所列出的書目，我們至今仍未找到。例如：

朱宗元的《輕世金書直解》；尚無作者文獻有：《圣教淺說》、《家學淺論》、《婚配訓言》、沈若瑟的《易簡禱藝》、林德瑤的《照永神鏡》。在《現無刊本通行者》是陳垣所知的書目，但并未見過。在這個目錄中，也提供了一些至今尚未見到的重要文獻：

教士的著述有：耶穌會士陸思默的《億說》、葉宗賢的《宗元直指》、陸丕誠的《徐啟元先生行實》、方壎的《息妄類言》、教友徐依納爵的《歸真集》、歐加略的《人類真安》。

信徒的文獻有：福建黃鳴喬的《天學傳概》、教義施鑒儀《指迷小引》、周志的《身心四要》、沈宗彥的《天主精義》、教友徐慕義《祭祖答問》、郁蓀《艇燈閑論》、言善錄《神慰奇編》。

尚無作者的文獻有：無作者的《易經本旨》、《詮真指妄》、《欽命傳教約述》、《瞻禮日鐸》、《性學醒迷》、《性理參證》、《用夏解》、《天學雜談》、《經書精蘊》。

國外的文獻有：高麗國教友奏明教友致命被難《東國教友上教皇書》

官方的文獻有：《御史黃恩彤奏請刪禁天主教之條文》

陳垣列出這些文獻，說明他閱讀之廣，同時這個目錄也是他對繼續收集這批明清之際西學漢籍文獻的一個期望，列出書目，希望學術界加以收集。應該說，陳垣先生所提出的象“開元釋教錄”那樣整理出一個中國你基督教史文獻目錄，至今仍是中國學術界尚未完成的任務。

（三）開拓出教外文獻研究的新領域

關于明清之際的天主教文獻主要是傳教士所寫的漢文西書，但同時在中國的官方文獻、民間文獻中也記載了大量的關于天主教史的歷史文獻。陳垣先生是最早關注這列文獻，并給予專門研究的學者。他在《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一文逐一列出從教外文獻展開研究天主教史的價值，所列理由，條條可立，皆有事例可證。其一，教外典籍可補教史之不足，教內文獻重傳教士及其著作，而教外典籍則有中國修士之事跡，例如鐘鳴仁、鐘鳴禮兄弟。而在故宮文獻查到的《雍正十年廣東省城天主堂調查表》，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二，可正教史之偶誤，例證之一，就是他讀到許纘曾的《寶綸堂》原稿，知其納妾，并非信教，而柏應理的《許太夫人傳》說其是教徒，顯然不實。其三，可與教史相參證。在教內文獻不著真名，只有洗名，這樣教外典籍可與真名，例如清簡親王德沛，就是教內文獻中的宗室若瑟。其四，可見疑忌者之心理。通過研讀梅文鼎、全祖望的詩句，可以看出明清間文人對天主教的猜疑之心。陳垣在此文中從他在故宮懋勤殿發現的宮中的多份新的文獻，從《南宮署牘》，從清軍機處檔案，從奉教文人的教外文集等多種教外文獻來證明明清間天主教史的各個歷史事實。

通過這篇文章，陳垣指出了展開明清間教會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獻收集的重要領域在教外的漢文文獻之中。他1918年所寫的《浙西李之藻傳》是我國近代以來天主教人物研究第一篇，也是充分利用教外漢文資料的典范之作。這篇傳記不僅僅敘述介紹了李之藻的主要作品，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傳記，也提供了很多歷史的細節，李之藻重病時利瑪竇親自護理，病痊愈后，李之藻感到生命再生，遂加入天主教。利瑪竇去世后，他和龐迪我一起辦理利瑪竇的喪事，返家后用自己家中房子提供傳教士，使天主教在浙江開教，楊廷筠棄妾入教，徐光啟、李之藻上奏疏請澳門葡萄牙炮隊來京等。這些歷史事實為方豪后的《李之藻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線索。

陳垣所開辟的這個學術方向至今仍待學術界努力。

總之，清末民初以來，陳垣先生是明清之際天主教文獻整理的奠基之人，他所開啟中文文獻研究為主的研究路徑，所確立中國基督宗教史文獻研究的基本原則，至今啟迪著當代學界。

從陳垣先生以上的研究說明，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起家于中文文獻，并且是在中國學術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的歷程中成為新的學術典范，在中國近代歷史的研究中中國基督宗教史并不是作為“西學”，而是作為中國史的一部分展開的。陳垣研究起步于中國基督宗教史，他不僅僅開拓出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史研究這個新的領域，而且使宗教史研究、基督宗教史研究成為新史學發展的重要方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寅恪說：

中國史學，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獨由于意執之偏弊，亦其知見狹隘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學者之學識，更不逮宋，故嚴格言之，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整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實近新會援庵先生之著述始。

作者簡介

張西平現為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導，國務院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國際漢學》主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學院首席專家。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明與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長，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研究會會長。

2019年由西班牙外交部，代表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六世，授予張西平教授西班牙國民成就十字勛章，2021年被意大利外交部，代表意大利總統授予意大利之星指揮官勛章。

研究領域主要以現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漢學史和中國基督教史為主要研究領域。先后承擔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梵蒂岡圖書館藏明天主教文獻整理研究》（2014年）、《17-18世紀西方漢學的興起》（2022年）等項目。

代表著作：《儒學西傳歐洲研究導論》（中國文、英文、俄文版）、《歐洲早期漢學史》、《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研究導論》（中文、英文版）、《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英、法、西、葡、德等文）等專著。

張西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