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原水利部副部長、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劉向三到安徽亳州參加淮河水利會議。

也是在出席會議期間，劉向三偶然聽人說起，距離亳州大概15公里就是鹿邑，他一下子就想起來當年有個犧牲的老戰友、原中央紅軍干部團連長云宗連就是鹿邑人。

圖|劉向三

有著強烈愿望的劉向三當即驅車前往，幸運的是他這一趟并沒有白跑，他很順利的就查到了云宗連當年老家的住址。

更為關鍵的是，云宗連妻子王月英當時尚在。

劉向三在了解到這一情況后，立即指示鹿邑縣，要追認云宗連為革命烈士，并對其家人照顧。

2001年10月，劉向三所著《往事的回憶》中，特意提及了云宗連，并記載了他當年犧牲的經過，至此有關云宗連身份的秘密徹底被揭開。

一

云宗連說是紅軍連長，但以他在干部團的情況，他應該是紅軍團級干部。

這事兒還要從頭說起。

1903年，云宗連出生于河南鹿邑縣姚莊行政村王莊自然村一個書香世家。之所以是書香世家，是因為云宗連的太爺云萊珍、爺爺云寶申都是清朝時期的秀才，而父親云廣錦更是文武雙全。

云廣錦有四個兒子，云宗連為第四子。

在家庭的影響下，云宗連接受的是中國傳統的教育，他不但在私塾學習，同時還跟隨父親習武，也是在上私塾期間，云宗連接觸古典小說《楊家將》、《岳飛傳》，養成了憂國憂民的思想。

1919年，云宗連考入“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并赴開封求學，該校為河南大學的前身，當時馮玉祥主政河南時，將該校更名為“中州大學”，并為馮玉祥西北軍培養了不少的人才。

也是在校學習期間，云宗連結識了趙博生。

1921年，云宗連加入西北軍，并在趙博生麾下任見習排長。不久后升任警衛連連長，大革命時期，馮玉祥的西北軍也加入國民革命軍參與北伐，趙博生、云宗連此時也受到了在西北軍中工作的共產黨人的影響，思想逐漸進步。

不過，云宗連自從參軍后久不歸家，家里人非常擔心，出于傳宗接代的考慮，家里人在1928年以父親病重為由，把云宗連騙回家與本縣生鐵冢鎮黃臺村的王月英結婚。

云宗連返回部隊時，王月英已經懷孕，他在走之前特意把自己戎裝照留在了家里，并告訴妻子：

“等革命勝利了，我回來接你。”

王月英新婚不久就與丈夫分別，也是泣不成聲：

“我等你回來。”

大革命失敗后，馮玉祥所部清共，不久后蔣介石與馮玉祥翻臉，中原大戰后，馮部被蔣介石收編，蔣介石對西北軍中的共產黨人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

趙博生后來單獨率領一部，計劃入漢中舉義，但不久即遭到失敗，隨后受孫連仲邀請，出任孫部參謀長，不久后孫部被蔣介石收編，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不久后被蔣調到江西參與對紅軍作戰。

1931年11月14日，在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趙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余人起義。

當時，云宗連作為基層軍官，曾組織劉向三、耿萬福、呂咸等10多名思想進步的青年軍官，秘密開會，準備暴動。

為了起義順利進行，趙博生還成立了七人的執法隊，云宗連先后任執法隊副隊長、隊長。

趙博生、云宗連等軍官更是在起義前一個月就被組織批準入黨。

起義部隊改編為紅五軍團，軍團總指揮為季振同、副總指揮董振堂、參謀長兼14軍軍長為趙博生。

云宗連出任軍部作戰處處長。

二

云宗連加入紅軍后，屢立戰功。

1933年1月，中央蘇區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云宗連在黃獅渡一線與敵作戰中立功，升任13師37團團長，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期間，因功榮獲三等紅星勛章一枚。

考慮到云宗連能力突出，時任“彭楊”步兵學校校長的陳賡特意把他調來，出任瑞金步兵學校教員兼連長。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中革軍委決定把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分編出的紅軍大學、紅軍第一步兵學校（彭楊步兵學校）、紅軍第二步兵學校和紅軍特科學校再次合并，并組成干部團。

這個干部團在當時可以說是精銳云集，其所有成員都是從部隊中挑選出具有作戰經驗的班排長組成的，轄3個步兵營、1個特科營、1個上級干部隊，共1400余人。

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而云宗連則出任機槍連連長。

1935年，在經歷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主席指揮下四渡赤水河、佯攻貴陽城，在渡過金沙江后，中央召開會理會議，并決定大軍繼續北上，與紅四方面軍匯合，并建立川陜甘根據地。

當時，國民黨軍已經意識到，我軍是想要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師，而大渡河就是必須要過的關隘，然而問題是，大渡河周邊地域彝漢混雜，民情十分復雜，加上河水水流湍急，想要順利過河并不是那么容易。

蔣介石得知此消息后，更是瘋狂叫囂：

“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今共軍入此漢彝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峻，給養困難的境地，必步石軍覆轍，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勛。”

同年5月，中央紅軍先頭部隊抵達大渡河邊，雖然紅一團順利過河，搶占了河對岸渡口，但因為水流湍急，根本無法架設浮橋，但如果是用小船渡河，幾萬紅軍部隊要好幾天，而國民黨軍尾隨追擊而來，根本不可能給紅軍從容過河的時間。

毛主席見狀果斷下令，大渡河左右兩岸紅軍夾江北上，紅一師及軍委干部團為右縱隊，歸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和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指揮，循大渡河左岸；紅一軍團軍團部、紅二師主力及紅五軍團為左縱隊，循大渡河右岸，均向瀘定橋疾進，協同襲取瀘定橋。

1935年5月29日凌晨，紅軍左縱隊先頭部隊紅二師四團當先一步趕到了瀘定橋，并發起了奪橋戰斗，戰況慘烈。

當時，隸屬右縱隊的紅軍干部團僅次于紅四團抵達瀘定橋對岸，為了掩護紅四團突擊部隊過河，立即發起了奪取橋頭的戰役，云宗連率領干部團機槍連發起猛攻。

瀘定橋橋頭堡遭到我軍兩面夾攻，頓時不支，但為了阻止我軍過橋，竟然打開了事先準備好的兩桶柴油澆在橋頭，并點起了大火。

當時，云宗連猛攻上去后，見兩個柴油桶燒起來后，立刻飛身上前，一腳把一個柴油桶踢下水，但另外一個柴油桶爆燃起來，隨時可能爆炸，為了保證后續部隊，云宗連不顧安危猛沖上去，抱著柴油桶墜下了河……

三

劉向三晚年在《往事的回憶》中，還提到了云宗連犧牲時的情形：

“鋪橋戰斗中，陳賡同志的干部團調上去掩護，干部團的連長云宗連壯烈犧牲了。提到云宗連同志，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行軍路上，他高高的個子，健壯的身影，總是替身體弱或年齡小的同志背槍支、拿東西。他常說，革命大家庭相互幫助是應該的。”

不光是劉向三，當時云宗連犧牲的場景，是很多人都看到的，可遺憾的是，云宗連在犧牲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被當成無名烈士。

包括劉向三在建國后，不止一次的查訪過云宗連，但始終也沒什么消息。

一直到1990年這事兒才算是有了下文。

云宗連1928年離開家時，妻子王月英已經懷孕，后來育有一女，名叫云素勤。

也因為云宗連離開家鄉很多年未回來，王月英在老家日子過得很艱難，周圍人說閑話的比較多，因為王月英手上只有一張丈夫的戎裝照，后來建國后不少人都說，云宗連是國民黨軍。

王月英卻始終堅信自己丈夫是個好人：

“我相信他是個好人，當什么軍官，他都不會辦壞事，坑害老百姓。”

在過去漫長的歲月里，也有很多人勸說王月英改嫁，但王月英始終沒有聽從。她一直小心翼翼的保存著丈夫的照片，內心不住的祈禱丈夫平安，但很遺憾直至六十年后才聽到他的噩耗。

劉向三在找到云宗連親屬的下落后十分高興，還特意通知了當年許多老戰友黃火青（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中共十二大顧問委員會常委）和袁血卒（曾任民政部副部長）。

黃火青在接到劉向三的信后，也立即指示了當地政府：

“按國務院規定，妥善處理烈屬繼承的相關事宜。縣委、縣政府立即認真落實優撫烈士家屬的各項政策，并把實施情況如實向上級領導進行了匯報。”

1992年11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正式批準云宗連為革命烈士，20天后，王月英病逝，她在臨終前留下遺言：

“把他的照片放在棺材里，夫妻同葬。”

云宗連的親屬后人時至今日仍然生活在鹿邑老家，從事各行各業的都有，繼續為祖國建設事業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