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醫療放開首診的腳步似乎正在臨近。

今年1月，國家醫保局價格招采司司長丁一磊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2025年，國家醫保局的立項指南對互聯網醫療業態做了前瞻性安排，專門預設了“互聯網首診”價格項目，一旦技術準入方面條件成熟，就可以立即放開，無縫銜接。此外，國家醫保局在上述新聞發布會上還表示，預設“互聯網首診”價格項目不僅是為了用價格工具更好賦能醫療服務行業，背后也有支持互聯網醫療等新業態發展的前瞻性考慮。

互聯網首診，指的是患者在未經實體醫院線下確診的情況下，在互聯網醫院進行問診開方等行為。此前的政策法規明確規定，不得對首診患者開展互聯網診療活動。這一方面保證了醫療安全，但另一方面也被業內視為互聯網醫療行業前行的最大障礙。

此前，醫保部門曾多次推動互聯網首診的地方試點。在2020年到2022年期間，天津、廣東、四川等多個省份都出臺了關于“互聯網首診”的醫療服務價格項目試行、醫保支付的相關政策。但這些政策多數都被叫停。

從職能劃分的角度來看，互聯網診療的主管部門是衛健委，但作為公立醫療體系最大的支付方，醫保局也影響著醫療體系一些核心政策的制定。因此，一些業內的樂觀派認為，在國家醫保局親自下場吹風的助力下，互聯網首診在年內放開的概率很大。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還是經過這么多年的數據沉淀，監管部門也發現，不管是首診還是復診，線上都沒有太大的風險因素。”

互聯網醫療資深從業者、藥賦能CEO邵清表示，雖然政策有明確限制，但過去幾年，互聯網首診都以某種形式實際存在，并且為老百姓帶來了看病購藥上的便利，這一點監管部門也是認可的。再加上互聯網醫療平臺在“居家快檢”業務上的探索逐步成型，也為互聯網首診的放開提供了技術條件。

對于互聯網醫療行業來說，放開首診，意味著其潛在用戶從一部分有復診需求的患者，擴大到了整個人群。基于用戶數量的指數級擴增，互聯網醫療的商業動機、盈利模式和行業格局都會發生巨大的改變。

監管政策的變化

對互聯網首診的禁令，最早出現在2018年發布的《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試行）》。

該辦法第十六條明確指出，醫療機構在線開展部分常見病、慢性病復診時，醫師應當掌握患者病歷資料，確定患者在實體醫療機構明確診斷為某種或某幾種常見病、慢性病后，可以針對相同診斷進行復診。不得對首診患者開展互聯網診療活動。

與其同時發布的還有《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試行）》和《遠程醫療服務管理規范（試行）》，這三份文件是國家層面對互聯網診療建立監管的開始，核心是劃出了兩條清晰的邊界，一是所有的互聯網診療活動都必須依托于線下的實體醫療機構進行，二是互聯網醫療只做復診，不允許首診。

這種政策設定并不是憑空想象。2015年底，國內首家互聯網醫院——烏鎮互聯網醫院開業之初，業務范圍就牢牢限定在“只對患者進行復診”。參與烏鎮互聯網醫院籌建的首任院長張群華后來也對媒體表示，烏鎮互聯網醫院三年的創新摸索，為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的出臺提供了借鑒。

對于當時的互聯網從業者來說，這三份文件背后的政策意味并不是限制，而是善意。因為作為新生事物，在此之前，并沒有任何一項政策法規承認互聯網診療行為的合法性。

“因為它是跟生命緊密相關的，我們最怕的就是像順風車這樣，出一個惡性醫療事故，做著做著行業沒了。”好大夫在線創始人王航在回顧2018年新規時曾說到，有監管文件，意味著互聯網診療和相應機構的正式合法化，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互聯網醫療的從業者才開始集體去觸碰行業里最核心的診療環節。

此后的三年時間里，互聯網醫療開始規范化發展，布局線下實體或和公立醫院達成戰略合作成為業內的標配動作。以公立醫療資源著稱的微醫，更是在全國建立了20多家互聯網醫院。所有的垂類互聯網醫療公司都嘗試在政策框架內建立商業閉環，但在互聯網首診的禁令下，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2022年，多方博弈下，《互聯網診療監管細則（試行）》正式發布。和2021年的征求意見稿相比，正式版文件雖然也明確表達了禁止互聯網首診，但卻在相應的細則表述中做了一處調整——征求意見稿中提出，接診醫師需要采集患者已經確診的紙質或電子憑證信息，這句話在正式版本并未出現。

業內的解讀是，強制性采集首診的紙質或電子憑證等材料可能會增加就診的難度，尤其是對于不善使用互聯網設備的中老年人；另一方面，區域內的衛生信息共享、處方流轉系統尚不健全，而互聯網醫療機構，對于大部分患者上傳的首診證明材料實際都難以核驗真偽，難以落實管理責任。

但更核心的影響是，這一處改動，為互聯網首診留下了可以變通的空間，它意味著，只要用戶自證已經在線下醫院有過診斷，就可以接受互聯網診療的服務。而這種自證，并不需要紙質或電子憑證信息，更多時候只是一種承諾。

如果放開，整個行業將重塑商業模式

事實上，不管對問診流程進行何種包裝，互聯網平臺上的首診服務都始終存在。

在大多數互聯網問診平臺上，當用戶發起問診需求后，平臺都會在對話窗中以系統彈窗或灰色字體標注的形式，讓用戶自行承諾已經在實體醫療機構就診過，以此規避“不得向首診用戶提供診療服務”的監管要求。

一位在頭部問診平臺坐診多年的皮膚科醫生告訴《健聞咨詢》，他在線上服務的患者，大部分都是首診。平臺僅在入職時做過培訓，告知過相關的政策法規，但在實際的問診流程中并沒有什么限制，更不會有處罰，“感覺大家都心知肚明。”

邵清給出了一個更準確的數字，7:3。在他看來，互聯網問診的人群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諸如感冒發燒的小病患者，一類是慢性病或者重病，有開藥續方需求的患者。從最后開藥的情況看，處方藥只占了3成，而不需要處方藥的7成患者里，絕大多數都是首診。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互聯網首診的禁令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縛著互聯網醫療行業的發展。因為顧忌政策風險，互聯網問診平臺在首診業務上都很低調謹慎，更不會有大規模的成本投入，所有的商業模式都是圍繞“復診”來設計，而復診的核心盈利點就是購藥，這也是整個行業里只有賣藥能賺錢的根本原因。

“互聯網首診如果放開，對這個行業來說肯定是一個大機會。”某知名醫藥互聯網企業創始人劉小宇（化名）告訴《健聞咨詢》，互聯網首診帶來的是一個增量市場，它對應的是民眾輕度的健康問題，“比如說女性痛經，你說有幾個人會因為痛經跑醫院的，但如果放開網上首診，開點止痛藥，暫時緩解一下疼痛問題，這就是一個很龐大的消費需求。”

而從商業的角度來看，那些手握上億用戶的大平臺，完全可以以互聯網問診為核心重新設計業務模型。以抖音、快手這樣的短視頻平臺為例，過去受制于政策監管等原因，平臺只能通過素人直播，拉粉絲群，做私域流量轉化后的問診服務。而一旦互聯網首診全面放開，這些私域業務完全可以做成平臺業務，“整個流量轉化的路徑跑通了，從患者到首診到購藥，這里的商業空間就太大了。”

對于放開互聯網首診的風險，各方看法不一。邵清表示，消費者自己會做判斷，小病線上看，大病去醫院，這本來就是兩撥不同的人群，不需要過分擔心。上述皮膚科醫生則認為，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比如皮膚病的癥狀，醫生可以通過視頻、圖文等方式確診，誤診概率很小。但諸如腹痛等需要依賴于查體手段明確診斷的癥狀，僅靠線上問診確實存在風險。

對此，劉小宇認為，比較理想的解決方式是先放開準入，并在后續的管理規范上做文章。比如，參照醫藥行業的GM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和GSP（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范），單獨制定一個互聯網首診的質量管理規范文件。

劉小宇說，“互聯網的問診數據，哪怕是圖文、視頻，都是可以留存的。關鍵是當出現問題時，讓監管部門知道如何判斷，而不是因為怕出問題，把準入的口子堵上。”

文 / 毛曉瓊

編輯 / 龐貝貝 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