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17日，一場關乎中國未來的會議在位于古城西安的陜西賓館悄然召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身著深灰色中山裝，目光如炬地坐在會議桌前，他的面前，是一張攤開的中國地圖，西北五省區的輪廓被紅筆重重勾勒。這場名為“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的會議，即將成為改寫中國西部命運的起點。

江澤民

1997年8月，一封來自陜北的調研報告讓江澤民徹夜難眠，報告里的數據更是令人觸目驚心：榆林地區每年流失的土壤厚度，相當于剝去1厘米的表土，而延安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僅相當于上海的1/5。江澤民抓起紅藍鉛筆，在“水土流失”四個字下重重劃下線，并批示道：“再造西北秀美山川，要靠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這個晚上，江澤民書房的燈光一直亮到凌晨。工作人員后來回憶，總書記反復翻閱著《論十大關系》中關于沿海與內地的論述，又對著墻上的中國地形圖長久凝視——當時西部占我國國土71%，卻貢獻著不到18%的GDP。

西安會議前，江澤民專程考察了延安，站在黃土高原的溝壑間，他抓起一把干裂的沙土，眉頭緊鎖。隨行人員匯報說：“這里農民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遠處，放羊的老漢蜷縮在土坡上，羊群啃食著僅存的草根——這一幕深深刺痛了這位出生于江南水鄉的領導人。

江澤民（中）

當天晚上，江澤民在筆記本上寫道：“東西差距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這句話的背后，是鄧小平“兩個大局”戰略的延續——80年代沿海先富，90年代末該輪到西部了。但如何破局？江澤民在筆記本上重重寫下三個詞：生態、基建、民生。

6月17日的會議上，江澤民的開場白讓全場屏息：“加快開發西部地區，是全國發展的一個大戰略、大思路！”他舉起手中的報告，數據觸目驚心：西部人均GDP僅為東部的40%，荒漠化土地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張。

江澤民突然話鋒一轉，講起前日的見聞：“延安的老鄉告訴我，種一畝玉米只能賺200塊，但要是退耕還林，國家補貼的糧食比這還多。”

江澤民

此時會場響起低語，有人質疑道：“工業還沒搞起來，先投錢種樹？”

江澤民猛地站起身，手指用力敲擊桌面：“沒有青山綠水，哪來的金山銀山？這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

這場持續5小時的會議，最終凝聚成十六字方針：“退耕還林、封山綠化、以糧代賑、個體承包”。這也成為了后來西部大開發生態戰略的核心。

西安會議后，關于“西部大開發”的質疑聲接踵而至：某部委測算報告顯示，若在西部每修一公里高速公路，成本是東部的3倍；還有經濟學家向中央諫言：“投錢到沿海，回報更快。”

面對這些聲音，江澤民拍案而起：“如果只算經濟賬，當年兩彈一星還搞不搞？”他特意安排《人民日報》刊發《兩個大局》系列評論，用“先富帶后富”的政治邏輯統一思想。

1999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上再次強調：“實施西部大開發和加快小城鎮建設，都是關系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應該提上議事日程，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拿出方案，加緊實施。”

2000年元旦剛過，國務院西部開發領導小組火速成立，朱镕基親自掛帥。西部大開發的首批十大工程清單上，西氣東輸、青藏鐵路、退耕還林赫然在列。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的第一年，3400公里輸氣管道橫貫陜甘寧，退耕還林補貼讓許多農民都得到了實惠。在2001年APEC峰會上，江澤民特意戴上繡著西部風光的領帶，向世界宣告：“當上海金茂大廈封頂時，青藏鐵路也正在穿越昆侖山——這就是中國發展的辯證法。”

2006年7月1日，青藏鐵路正式通車。當列車駛過昆侖山口時，央視鏡頭捕捉到這樣一個畫面：幾位藏族老人向著列車拋灑青稞，用藏語高喊：“扎西德勒！”這條“天路”的年客運量很快突破千萬人次，西藏旅游收入10年增長17倍。

青藏鐵路通車

多年以后回望，1999年的那個夏天，江澤民在西安擲下的戰略棋子，已成長為支撐中國經濟的“西部脊梁”。從黃沙漫天的黃土高原到雪域高原的鋼鐵巨龍，從“孔雀東南飛”到“春暖雁歸來”，這段歷史印證著一個真理：真正的戰略家，既要看見報表上的數字，更要聽見山河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