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竹尺打在課桌上的聲音，嚇得我鋼筆尖戳破了作業本。這是小學三年級時，父親盯著我寫作業的日常。那時候我總想，他要不是我親爹該多好。

幼兒園時期的父親，是二八大杠后座上舉著糖葫蘆的巨人。每逢周末，他總變魔術似的從工裝褲口袋掏出玻璃彈珠，或帶我去糧站看運糧車。直到書包換成雙肩款，他忽然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每天放學必須寫完作業才能看《大風車》，錯字超過三個就要重寫兩頁。

記得有次數學考了89分，他讓我在樓道聲控燈下罰站背公式。鄰居張叔打趣："老陳，孩子考得不錯啊。"父親板著臉："差一分都是沒盡力。"可那天半夜起夜，分明看見他蹲在廚房就著咸菜喝酒，桌角放著我的考卷。

初二那年，我迷上了租書店的武俠小說。當班主任在家屬院門口逮住逃課的我時，父親當著全院人的面，把我藏在床底的《射雕英雄傳》撕得粉碎。紙片像雪片般飄落的瞬間，我盯著他暴起青筋的脖子，指甲掐進掌心發誓要恨他一輩子。

直到三個月后，母親翻修衣柜時抖出張泛黃的借書卡——原來那些被撕毀的書，都是他下班后蹲在租書店，一本本檢查過"不適合青少年"的內容才借回來的。最上面那本《倚天屠龍記》的押金，抵得上他半個月飯錢。

高中三年，他成了人形鬧鐘。五點半準時掀被子，十一點半準時關臺燈。有次模考失利，他整晚沒睡幫我謄錯題集，天亮時我發現本子里夾著降壓藥說明書。那年春節，他帶我去工地看鋼筋水泥森林，手背上皸裂的紋路比鋼筋混凝土還深刻。

大學錄取通知書到的那個雨夜，他破天荒開了瓶五糧液。酒過三巡突然說："當年不該撕你書。"還沒等我反應，又補了句："但逃學就該揍。"這種別扭的道歉，像極了他藏在工具箱里的鐵皮青蛙——那是我六歲弄丟的玩具，原來他下班后打著手電找了三個晚上。

大四那年差點掛科退學，我在電話里吼："反正你從來都看不上我！"卻不知道他連夜坐綠皮車來學校，駝著背給系主任遞"中華"說好話。這些事，都是多年后在母親病床前聽到的。那天他蹲在走廊啃冷饅頭的背影，和朱自清筆下買橘子的身影重疊成同一個剪影。

如今我也成了守著孩子寫作業的父親。兒子偷看漫畫時，我會下意識說出當年最恨的那句："現在苦總比將來哭好。"直到有次兒子哭喊著"爸爸是法西斯"，我才驚覺窗玻璃映出的，是二十年前那張嚴厲的臉。

上周收拾老房子，在父親枕下翻出包著塑料布的"三好學生"獎狀——那是我初中賭氣撕爛的，原來他用糨糊粘了整夜。裂痕處的透明膠帶已經發黃，像條永遠愈合不了的傷口。

父親的竹尺還躺在老宅抽屜里，裹著當年包糖炒栗子的舊報紙。現在才懂，這油亮發黑的竹片從來不是刑具，而是他丈量愛的標尺——那些落在我身上的印子，早在他心里烙得更深更疼。

中國父親大概都是這樣的匠人，把愛鍛打成戒尺，把牽掛擰成教鞭。當我們終于讀懂這份笨拙的溫柔時，自己的手心也長出了同樣粗糲的繭子。這大概就是父愛的宿命：總要隔著二十年的光陰，才能看清那些嚴厲背后，藏著怎樣滾燙的期待。原來我們都在笨拙地重復著同一個故事，就像他總說的："等你當爹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