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第一批土筑或石頭砌筑的城址是一種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觀,它好像是歷史長河中一種高聳的里程碑,把野蠻和文明兩個階段清楚地區分開來,中國歷史從此開始了新的篇章。——嚴文明
作者|山南 出品|夾饃星球
1981年8月8日,一架蘇聯造小型飛機從西安西關機場起飛,飛往延安。機上坐的有西安半坡博物館館長鞏啟明和館員魏世剛、高耀成。飛機到達延安后,他們又換乘車輛去往榆林神木縣。
距離神木縣城西南方40多公里,是高家堡公社(現為鎮),從其東邊沿一條小路往上爬,走上三四公里到了一處山峁,就是他們此行的目的地。峁讀mǎo,可理解為饅頭形狀的山丘。
接下來的幾天,他們帶著手鏟、羅盤、卷尺等工具,在山的周圍轉悠,隨時俯身去撿地上的骨頭、陶片,甚至玉器,細細觀察。
別看這地方位于窮鄉僻壤,地面溝壑縱橫,但在之前的考古調查中,發現它是一處史前時代的大規模城池,城墻由石頭壘砌,命名為“石峁遺址”。
這次半坡博物館就是對遺址進行試掘,最終確認它的確屬于距今4000多年的城池,但受交通、資金等條件所限,更深的研究并未展開。
△石峁遺址所在的位置和地形
30年后,2011年,考古工作者正式對石峁遺址進行全面發掘工作,它的重要價值終于顯現——面積達425萬平方米(相當于6個故宮大小),是目前所知中國規模最大的古文明遺址,有可能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石峁遺址結構復雜、建筑宏大、出土文物多而精美,在2012年、2019年兩次入選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2021年又入選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被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課題。
上個月,國家文物局辦公室、自然資源部辦公廳、農業農村部辦公廳聯合發布《關于加強大遺址保護規劃和用地保障的通知》,第一期全國共有36個遺址上榜,陜西省上榜五個,其中就包括石峁遺址。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前主任李伯謙教授為石峁遺址題詞——“中華圣城”。它的發現,為我們了解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據,中華文明發源變遷的秘密正在被揭開。
先大概了解下石峁遺址的形態和價值。
數千年來,中華文明的發祥地被認為是在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即今河南省、山西省南部一帶,這是早期王朝夏、商的核心統治區,因此有了以中原文化為正統的概念。
但近現代考古發現,在夏之前,其他地方已有文明要素的出現,比如浙江的良渚遺址、遼寧的牛梁河遺址、甘肅的大地灣遺址、湖北的屈家嶺遺址等。
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因而提出“滿天星斗說”,認為中華文明是多元發展的。他的學生嚴文明進一步提出“重瓣花朵說”,中原地區為花心,周圍地區文明為花瓣,呈多元一體格局。
石峁遺址的發掘,證實并豐富了這些理論,使位于西北的河套地區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嚴文明的中國古文化分區
根據研究,石峁遺址約建于公元前2300年,廢棄于公元前1800年,是一處龍山文化晚期遺址。
什么是龍山文化?1928年,考古學者在山東濟南龍山鎮發現了一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距今約4000多年,以黑陶為主要特色,并開始出現銅器,后來學界便將同時期類似的遺存命名為“龍山文化”。
石峁遺址存在的時代屬于龍山文化晚期,處于向夏文化過渡階段,而夏又是史書記載的第一個國家,兩者之間是否有關聯?所以,研究石峁遺址對于確定中華文明起源的意義是重大的。
△石峁遺址處于史前時期向歷史時期過渡階段
史書上沒有關于石峁遺址的確切加載,對于它的發現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石峁所在的高家堡鎮,是明代時設置的邊關軍堡,為延綏鎮下轄的三十七堡之一。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延綏鎮志》第一次將這處廢墟記入史冊,但認為它是唐代幽陵都督府遺址——唐玄宗時期為少數民族拔野古部建立的羈縻政權。
到了近代,石峁再次因為玉器受到關注。上世紀二十年代,一位美籍德國人在北京遇到來自榆林府的農民售賣玉器,他買下了一塊長53.4厘米的黑玉牙璋。同時期,很多榆林的玉器流散到歐美,后來證明都是出自石峁遺址。
△流失在西方各博物館的玉牙璋
1927年7月16日,天津《大公報》曾刊發一則訊息《陜北發現漢匈奴古物》:“陜北神木縣高家堡東十里許有崔家峁山頭,四邊隱有朽腐石墻,中有亂石陶片、牛馬朽敗骨片……”
這是關于石峁的最早報道,當時認為是漢朝匈奴的壘寨。
報道中提到,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委派一名來自神木的學生回鄉調查,但并沒有相關結果。因為此處離明長城比較近,還有人以為是長城的城墻。
△《大公報》的報道
1958年,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時,四位文物普查隊員在此發現了古城遺址,初步劃定了范圍,認為它是龍山文化時期的石城,并將其命名為“石峁山遺址”。
當時中國正在搞“大躍進”,這一發現沒有引起重視。隊員們所寫的《遺址調查記錄》被放在神木市檔案館,長期無人關注,直到2015年編撰《高家堡鎮志》時才被發現。
△高家堡古鎮
陜北貧瘠,生活本就困難,當地農民把從遺址里撿到的、挖出的玉器,賣了換糧食。后來“文革”爆發,文物保護更成為空談,有人把城墻的石頭搬回去蓋房子、壘豬圈。
1976年,陜西省文管會干部戴應新到石峁調查,從當地征集到120多件玉器和陶器,研究之后,他撰寫了文章《陜西神木縣石峁龍山文化遺址調查》,發表在《考古》雜志1977年第3期。
這是“石峁遺址”幾個字首次出現在公開發表物上,開始引起學界注意,當時被認為是研究夏文華的重要入口。
△《考古》雜志1977年第3期的文章
正是在此背景下,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館受陜西文物局委托對石峁遺址進行考古試掘工作,也就是本文開頭所講述的情景。
工作人員撰寫了調查簡報,認為遺址范圍約5萬平方米。顯然,受條件所限,關于遺址規模、性質等諸多問題,評估還不到位。
也是從那開始,石峁遺址受到保護,但級別并不高。1982年被評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992年成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直到2006年才成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轉折點發生在2010年,陜西省文物局接到神木縣文物部門的報告,說石峁遺址出土的玉器大量流落民間,當地一位收藏家手上就有幾百件。
看來,再不保護不行了,陜西文物局向國家文物局申報,請求對石峁遺址進行主動地調查和發掘,并獲得批準。
△石峁遺址出土的玉
2011年起,由省市縣等文保單位組成的聯合調查隊,對石峁遺址正式進行全面發掘。時任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孫周勇擔任項目領隊,后升任院長,現為陜西省文物局副局長。
此時考古技術已有顯著提高,運用數字化測繪技術,歷時45天,確認遺址范圍達400多萬平方米,大于良渚(300萬平方米)、陶寺(280萬平方米)等遺址,刷新古文明遺址規模紀錄。
考古界用一個詞來形容這一發現——石破天驚。
石峁遺址南臨黃河的一級支流禿尾河,西臨禿尾河的支流洞川溝,符合古人依水而居的習慣,且位于兩河交匯處,顯然是特意選擇。
整個城池由外到內分為外城、內城和皇城臺三重結構,是有設計規劃、有權力結構、有防御意識的城市聚落。因此,考古學家認為它應該是一個國家(地區)的都城。
△石峁遺址的位置和城墻分布圖
外城面積約190萬平方米,2012年開始發掘時首先動工的地方就是外城東門。這里是石峁城的制高點,門址由甕城、墩臺、門塾等組成,結構復雜而成熟,安全性高,被譽為“華夏第一門”。
城門外有一道U形城墻,將城門遮蔽住,這便是甕城。此前學界認為甕城建筑起源于漢,到宋朝時才成熟,而石峁遺址的發現,將這種設計提前了2000多年。
同時,進入城門的道路并非直線,而是呈兩段拐尺形狀,延長了進入城內的時間,讓敵人沒法輕易突破,可見石峁城的防守意識很強。
△外城東門現狀和俯視圖
在城墻體內發現了不少的玉器,是在筑墻時有意放進去的,昭示了石峁人的一種信仰:以玉石來辟邪御敵,增強城門的防護能力。
上古神話和文獻中所說的“玉門”,很可能就是這種。
△墻體內的玉器
城門外墻上還有幾百塊殘存的幾何圖形壁畫,以白灰為底,圖形為紅黑黃顏色,是目前發現的最大的史前壁畫,對于中國美學史的研究意義重大。
△石峁遺址發現的壁畫殘片
內城面積約210萬平方米,石墻隨山的走勢蜿蜒曲折,構成了比較封閉的空間。
考古人員在內城發掘了幾十處居所、墓葬。居所多為里外間一室一廳的窯洞,室內有明顯用火痕跡。墓葬有大有小,并發現有人殉現象,可見當時社會等級已分化。
2016年開始,考古人員重點發掘皇城臺,它位于城址中部偏西,占地面積約8萬平方米,呈金字塔形狀。皇城臺頂端有夯土臺基,很可能是宮殿基址,是石城的政治中心。
△皇城臺外觀
皇城臺區域內出土了4萬多件玉器、陶器、骨器、石雕等珍貴文物,足以顯示石峁城當時發達的文明。正因如此,石峁遺址再次被評為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是石雕,它們隨城而建,是石峁人自己的創作。
這些的石雕大多鑲嵌在石墻上,清晰可見,有的是動物造型,栩栩如生,顯示出精湛的技術;有的具有敘事性,比如人射馬,展示了石峁人的圖像記錄意識,也是文字的起源。
△動物造型石雕和人射馬石雕
其中有一個塊巨型神面紋石雕,長2.5米、重1噸,已成為石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還有一具雕著雙神面的石柱矗立在地上,被認為是石峁人的圖騰柱。
△神面紋石雕(上)和雙神面石柱
墻面上還有兩個龍形石雕,造型類似洛陽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夏朝綠松石龍,兩者之間或有關聯。
△石峁遺址的龍形石雕(上)。二里頭遺址的綠松石龍(下)
在皇城臺一個雙鋬鬲中,發現了一具嬰兒尸骨,尸骨外殘存著少量紡織品殘片。這是中國北方同時代的遺址中首次發現紡織品,材料為苧麻類纖維,說明當時的人已掌握了人工紡織技術。
我們可以還原當時的情形:孩子早夭,父母用布包裹后裝于陶器中埋葬。經歷了數千年時光,布還沒有完全腐爛,成為后人研究文明的密碼。
△石峁遺址發現的紡織品殘片
皇城臺也發現了近兩萬枚骨針,很是精巧,表明當時出現了手工業生產者,社會階層有了分化。
還發現了用骨頭打造的上古樂器——口簧。《詩經·小雅·巧言》中所說的:“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簧就是指這種樂器,現在已演變為口弦琴。
△石峁遺址發現的樂器口簧
石峁遺址的城墻長度達10公里,寬度普遍在2.5米,以目前殘存的最高城墻5米計算,起碼需要石料約12.5萬立方米,這些石頭多就近取材,城址附近也發現了較為明顯的采石坑。
如此龐大的工程量,不是小聚落能完成的,必須有強大的組織能力,可謂是“國家工程”。而在石峁遺址周圍也發現了100多處龍山文化遺址,很多也是石城,說明這是一個大區域聚落群。
△石峁遺址的城墻
那么,石峁城到底是什么部族或國家的都城?目前還未定論,但有學者認為它就是華夏始祖黃帝的都城。黃帝部落曾活躍在黃土高原地區,在南邊400多公里處的延安有黃帝陵。
還有人從字面意義上找答案。秦朝在陜北地區設上郡,“上”就是對黃帝的尊稱。上郡曾下轄23個縣,其中有平都、京室、原都、宜都等縣名,含有“京”或“都”字,似乎暗示此地曾是都城。
石峁古城的主人還需要進一步發掘和研究來確證,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距今4000多年的時候,這里是一處繁華之地,是文明的勃興之地。
石峁遺址出土的文物中,玉器是一大特色,光是考古發掘的就有2000多件,還不算長期以來流落民間的,整體數量必定極為龐大。
但石峁本地并不產玉石,這些玉器種類繁多,原料龐雜,有來自遼寧的岫巖玉,也有來自新疆的和田玉,有些體型扁薄,似乎是對原來玉器的再加工。
這說明了一個現象:在4000年前,石峁城是多種文化交往交流的中心。
△石峁遺址出土的種類繁多、形體各異的玉器
從位置上看,石峁處在歐亞草原廊道的南端,中原和內亞地區之間。當時曾出現過玉器工藝的“東工西傳”和玉石原料的“西玉東傳”現象,石峁相當于中轉站,才匯聚了各種形態的玉器。
今天,石峁古城所在的神木市,地處陜晉蒙三省結合部,也暗示了它是各種文化交融之地。
如果不是石油的發現,神木就是陜北一個普通的縣城,氣候干旱寒冷,地表溝壑縱橫,本世紀之前常住人口僅37萬。那么在上古時期,先人為什么選擇在此筑建如此大的城池呢?
專家對石峁遺址出土的動植物遺存進行鑒定,發現植物種類不少于30種,常見的有松科;動物至少有15個屬種,包括揚子鱷(又叫鼉,音tuo)、梅花鹿、中華鼢鼠、狍等如今少見動物。
原來,當時的石峁其實是一片植被茂盛、動物成群之地,并非現在的荒原景象。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黃土高原的又深又陡的溝壑,當時還是地面河流,因而水源充足。
城墻內也發現了側柏做的纴(ren)木,相當于現在建筑用的鋼筋。柏樹生長很慢,能有這么多的木頭來筑墻,可見樹林面積很大。這也可解釋為什么榆林產煤,也是“神木”得名的原因。
△技術還原出的石峁當時景象
石峁人來自哪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和古人類研究所的專家通過古基因組研究,發現石峁人與陜北仰韶文化晚期和黃河流域人群有更近的遺傳聯系,他們就是來自本地,根就在中國北方。
所以,史前的陜北曾是人口密集區域,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有了國家組織,有了自己的都城。但后來為什么衰敗了?
因為城墻保存完整,也沒有出現大面積的尸骨,排除了地震原因和戰爭原因,那么最有可能的是氣候原因。
因季風氣候發生變化,本地開始變得寒冷干燥,從森林逐漸演變成荒漠草原,不再適合大規模的人群聚集,城池逐漸被廢棄,人們紛紛遷徙他處。
△今天的陜北高原景象
石峁人去了哪里?
在石峁遺址南方約400公里處的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有一個陶寺遺址,面積280萬平方米,也是一個大規模的史前文明遺址。
陶寺遺址和石峁遺址建造的時間大體相當,前期兩城相似性不多,但陶寺遺址中晚期卻呈現出與石峁遺址高度相似的狀態,兩地人的基因上也有密切關聯。
很可能,石峁人因氣候變化向南遷徙,融入陶寺遺址,再接著進入中原。但是否有這樣的演化過程,還需進一步研究。
△陶寺遺址的位置和1984年發掘現場
目前關于石峁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只是“冰山一角”,隨著接下來的深入考古,中華文明起源的密碼將逐漸顯現,這是非常激動人心的事。
2017年,《陜西省石峁遺址保護條例》出臺,石峁遺址得到依法保護。其實,要是能夠早幾十年就發掘保護,當時損毀程度小,文物流失少,能有更好的研究成果。
2023年,位于神木市高家堡鎮的“石峁博物館”開館,展出了遺址出土的各類珍貴文物688件(組)。對歷史和考古感興趣的人,來博物館參觀,可以直觀地感觸到石峁古城的偉大。
△位于高家堡鎮的石峁博物館
考古學家嚴文明曾說:“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第一批土筑或石頭砌筑的城址是一種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觀,它好像是歷史長河中一種高聳的里程碑,把野蠻和文明兩個階段清楚地區分開來,中國歷史從此開始了新的篇章。”
今天,當我們震驚于AI的強大時,如果回頭看,會發現幾千年前的人類也是非常強大的。他們在有限的工具和技術條件下,能建造出堅固的房子,打造出精美的器具,同樣需要突破的力量。
以古鑒今,人類文明并不全都是進步的,某些層面甚至是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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