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得知傅作義擔任了新中國的水利部部長后，陳長捷的心里便感到很不平靜，并因此多次當著其他人的面，指責傅作義忘記了兄弟情義……

1949年10月1日，傅作義以新中國領(lǐng)導(dǎo)人的身份，參加了開國大典。

新中國成立后，將接收過來的“河北第二監(jiān)獄”，也就是功德林監(jiān)獄，改名為“北京戰(zhàn)犯管理所”。

后來，在天津俘虜?shù)?span search-type="3" search-href="newsapp://nc/search?entry=articleKeyword&word=%E9%99%88%E9%95%BF%E6%8D%B7">陳長捷，被遷到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進行學習改造。

在功德林陳長捷見到了王耀武、杜聿明、黃維、康澤和沈醉等人。那時候，王耀武還寫了一副對聯(lián)：“早進來晚進來早晚進來，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橫批為“全都來了”。據(jù)說，王耀武寫的這副對聯(lián)，還得到了毛主席的稱贊。

在功德林學習改造期間，陳長捷聽說傅作義當了水利部部長后，心里感到忿忿不平。

陳長捷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執(zhí)行了傅作義的命令，才導(dǎo)致這樣的結(jié)果。所以，不管走到哪兒，傅作義應(yīng)該帶著他，就算是起義，也應(yīng)該有他的份。

1948年1月，“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將總部從張家口遷到北平。

那時候，傅作義感覺到天津的戰(zhàn)略位置非常重要，便決定派一位忠于自己的得力干將守衛(wèi)。

經(jīng)過思考后，傅作義選中了陳長捷。不久后，陳長捷被任命為天津警備司令。

5月，陳長捷從蘭州飛抵北平。

見到陳長捷時，傅作義向他介紹了天津的情況。那時候，基于東北錦州、沈陽、長春等戰(zhàn)略要地仍然在國民黨軍隊的手中，傅作義便囑咐陳長捷，一定要扼守天津，確保北平的安全。

對于大哥傅作義的囑咐，陳長捷非常用心。很快，兩人便商定了守衛(wèi)天津的三大任務(wù)，即：“完成城防工事；迅速擴軍；控制軍政實權(quán)。”

在這方面，不得不說陳長捷是有才華的。

在完成城防工事方面，陳長捷在到達天津后，立即按照和傅作義商定的三大任務(wù)，開始趕修天津的城防工事，修筑了大量水泥暗堡，構(gòu)成了十至二十里的縱深陣地帶，三道鐵絲網(wǎng)，以及筑有掩體和射擊位置的交通壕。這樣的工事，是非常專業(yè)的。

在擴軍方面，陳長捷和天津市長議定，由市政府財政局擔負軍費開支，市兵役局征收壯丁，從“華北剿總”領(lǐng)取裝備和彈藥。就這樣，擴軍的問題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在控制軍政實權(quán)方面，陳長捷召開軍政會議，下令稽查處、憲兵團、警察局不得亂捕亂殺、敲詐勒索，逐步制止了軍統(tǒng)勢力在天津市的許多非法行為，排擠了軍統(tǒng)勢力，最終將軍政實權(quán)交給了他任命的副參謀長。

11月，東北野戰(zhàn)軍秘密入關(guān)，給了傅作義和陳長捷很大的壓力。

那時候，為了守衛(wèi)天津，陳長捷不僅將天津警備司令部改為天津城防司令部，發(fā)布了戒嚴令，還成立了偵緝大隊，捕殺中共的地下工作者。

1949年，陳長捷下達了作戰(zhàn)命令，表示如果他戰(zhàn)死，由副司令繼任城防司令，各軍長也要預(yù)先指定繼承人，以此來表達他死守天津的決心。

期間，陳長捷雖然被動與解放軍進行過接觸，但最終選擇了頑抗。然而，陳長捷精心準備的天津防務(wù)僅僅支持了不到三天，便被徹底摧毀。

就連陳長捷本人，也在地下室以無線電話向傅作義詳報無力繼續(xù)抵抗的情況時，被沖進來的幾名解放軍指戰(zhàn)員俘虜，送到了設(shè)在河北井陘華北軍區(qū)政治部軍法處看守所。

天津解放后，傅作義感到北平已經(jīng)是一座孤城，最終選擇了接受和平改編。

1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了正式的入城儀式，北平和平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考慮到傅作義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功勞，和他自己想要在水利方面做些事情的個人愿望，任命他為首任水利部長。

后來，陳長捷在功德林得知傅作義當了這樣大的官后，心里極不平衡，還當著眾人的面，責備傅作義道：“要我死守天津，戰(zhàn)至一兵一卒，他卻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義，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個不仁不義的家伙，一個不知羞恥的東西！”

聽到陳長捷忿忿不平，黃維也拱火說：“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談判桌上就沒有籌碼。所以，他還是一個玩弄權(quán)術(shù)的政客，一個損人利己的小人！”

那段時間，陳長捷心里極不平衡，還以絕食表達了抗議。

見陳長捷這樣，沈醉勸說道：“老陳，你這才算個啥事兒呀，不管怎么說，你造成了人家的人員傷亡和財產(chǎn)損失，我呢？我就沒打過仗！我還在起義通電上和盧漢一起簽了字。那通電上頭，可有我沈醉的大名啊！我還命令我的手下，放下武器就地投誠。可是，起義成功了，盧漢逮捕了我，把我送到這兒來……”

在說這話的時候，沈醉不由地想起了云南起義時的情景。

1947年，沈醉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國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長。

1949年，云南警備司令部及中央駐云南的稅務(wù)、審計和特務(wù)機關(guān)被撤銷。然而，沈醉卻被以國防部駐云南區(qū)專員的身份，留在了昆明。其任務(wù)是指揮一大批未暴露身份的特務(wù)，繼續(xù)潛伏活動，伺機捕殺共產(chǎn)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

期間，毛人鳳還特意來到昆明，向沈醉交代了刺殺盧漢的工作。

11月，沈醉被任命為云南專員公署主任、游擊總司令。

12月9日，盧漢宣布云南起義。當天晚上，沈醉就被盧漢軟禁了起來。

12月10日，在盧漢的壓力下，沈醉書面號召所有在云南的部屬服從盧漢的命令，停止一切特務(wù)活動，交出武器和通訊器材。

然而，在盧漢宣布云南起義后，依然危機四伏。那時候，作為保密局在云南的最高領(lǐng)導(dǎo)人，沈醉無疑是一個變數(shù)。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沈醉雖然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字，但卻盧漢控制了起來。

1950年2月，解放軍第四兵團司令員陳賡和政委宋任窮率部進入昆明。隨后，盧漢把沈醉等人作為要犯，移交給了昆明軍管會。

后來，沈醉被押往功德林關(guān)押。那時候，沈醉覺得自己雖然是一個大特務(wù)，但也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字，不應(yīng)該被當作戰(zhàn)犯對待。

1959年12月，陳長捷被特赦后，沈醉羨慕了很久。

1960年，沈醉的名字出現(xiàn)在第二批特赦人員的名單上，獲得釋放。重獲自由后，沈醉被安排到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擔任了文史專員，與陳長捷等人成為了同事。

此時，陳長捷也早已與傅作義冰釋前嫌。此后，傅作義、陳長捷和沈醉在各自的崗位上，為新中國的建設(shè)做貢獻。

1979年9月，沈醉參加云南起義的全部檔案被完好地清理出來，送到了北京。

這些檔案證實，沈醉確實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字，發(fā)表了起義廣播，并親筆頒布了命令，要求下屬特務(wù)組織，上交了特務(wù)器材，并到了指定地點報到。

1980年，中央有關(guān)部門經(jīng)審定后宣布，沈醉的身份也由戰(zhàn)犯改為了起義將領(lǐng)。此后，國家相應(yīng)地為沈醉提升了行政級別，給了他更好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