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早

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經淪陷的香港，宵禁中黑夜格外漫長。兩位滯留在港的朋友無事可做，只能在黑暗中長談等待黎明。其中一位是知名報人、《光明報》經理薩空了，當時他正在讀英國報紙發展史，于是順便談到中國“最早的報紙”，在薩空了的記憶中，那應該是他小時候最喜歡的《啟蒙畫報》：“這個畫報灌輸了許多科學常識給我，像瓦特因為水沸發明蒸汽機，世界人種的分類，五大洲的形狀，我都是由該畫報而知道的……《啟蒙畫報》，在北方是一個中國畫報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畫報。”

令人驚異的是，與他對話的朋友，知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告訴他，《啟蒙畫報》的創辦人彭翼仲是自己的姻伯與啟蒙老師。小時候，梁漱溟幾乎目睹了每一期《啟蒙畫報》與《京話日報》的印刷！薩空了大為驚嘆，他感慨說：“彭翼仲是我在很小的時候，便留有強烈印象的一個新聞界前輩……在文體上講，用通俗文字，在報紙上述說大道理，他也是開山大師，可是這個名字已漸在中國社會中被遺忘了！”（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

薩空了的感慨正好描繪了一條路線圖：《啟蒙畫報》對科學常識的普及——彭翼仲《京話日報》為代表的清末啟蒙運動——輿論版圖中心轉移，彭翼仲的名字也“被遺忘了”，這正是清末民初北京啟蒙運動與輿論版圖的變化軌跡。

北京的報業，清末時期基本集中于琉璃廠尤其是五道廟一帶。一九0四年，彭翼仲從兒童教育入手，漸及“開民智”與“開官智”，先后創辦《啟蒙畫報》《京話日報》《中華報》。此時的北京，稱得上現代報紙的，無非是日資的《順天時報》（一九0一年創辦），德資的《北京報》（一九0四年創辦），前者館址在北新華街（“進了和平門，望著靠東邊第一家”），后者館址在琉璃廠，彭翼仲創辦的三種報紙（包括他自辦的“蒙養學堂”），館址在五道廟路西。鄰近的此前黃中慧創辦的《京話報》（停刊于一九0二年），設在琉璃廠工藝廠。而以京話日報館為起點，向西北則有早年位于安徽會館的強學報館舊址，向西南則有位于魏染胡同的京報館，以及位于棉花頭條的林白水舊居（《公言報》《社會日報》）。因此，繪制清末民初北京的輿論版圖，當以琉璃廠五道廟為中心。

二

琉璃廠五道廟會成為清末民初北京輿論版圖中心，是清中葉以后北京的文化格局決定的。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的大工程，導致全國的圖書都涌進北京，涌向琉璃廠。當時四庫全書館的工作方式，是把琉璃廠書店當成圖書館來使用。

另外一個因素，是琉璃廠五道廟緊鄰韓家潭等著名的八大胡同，再加上前門之外有多座戲園子，周邊又星羅棋布著五百多座會館。書店、妓院、會館與戲園子，構成了我們今日稱之為“宣南士子文化”的主體氛圍，也建構了清末民初北京的公共空間。近代報紙一旦形成，自然以此為發源地。張恨水《春明外史》描寫的報人生活，就是這種空間內部不同部分（報館、會館、酒樓、妓院）相互呼應的寫照。

《京話日報》領銜的清末北京啟蒙運動，也繼承了這一公共空間既有的形式與路徑，如茶館發展出的閱報處與講報所，由戲園子演出衍生的啟蒙演講，包括由彭翼仲與其出身妓院的妾室段耘藍共同倡議發起的濟良所，都與宣南公共空間的構成與特點息息相關。像本是教書先生的醉郭，庚子事變后痛心國事，自發在街上宣講圣諭，《京話日報》創辦后，他又開始義務講報。彭翼仲索性雇他當了《京話日報》的講報員。醉郭無兒無女，去世后葬在陶然亭，很多北京市民懷念他，視他為北京中下層社會的城市英雄。

而梅蘭芳一九一四年搬演濟良所新聞的《孽海波瀾》，不但呼應新聞時事，緊貼市民生活，而且請到了彭翼仲等當事人到場，據說連劇中被拐賣的某妓女都潛往觀劇。這出戲在北京上演的盛況，可以看作清末北京啟蒙運動的余韻，也可以視為宣南公共空間的又一次資源整合。

從城市管理的角度，《京話日報》發起的啟蒙運動，面對的正是庚子之后，袁世凱從天津引入北京的現代警察制度。無論是協巡營幫統楊欽三接受彭翼仲的建議，設立濟良所救助被拐妓女，還是外城巡警廳聽從《京話日報》的倡議，獎勵上演《女子愛國》的義順和班一面銀牌，甚至彭翼仲在家門口被盡忠職守的巡警攔住不讓通行，都反映了清末新政之后，城市管理者與輿論界之間的新型關系。

三

當彭翼仲一九一三年從發配地新疆回到北京，試圖重辦《京話日報》，他發現北京的輿論版圖已經截然不同。版圖中心仍在宣南，但領頭的報紙已經變成《群強報》，以刊登戲單供給大眾娛樂為特色。

一九〇四年如上海《警鐘日報》贊嘆京師“擔夫走卒居然有坐階石讀報者”，到一九一三年已不是新鮮事，只是報業的下沉是以去政治化、娛樂化為代價的。復刊后的《京話日報》不復往日風采，而緊接著是北洋政府對全國報業的全面打壓與控制，史稱“癸丑報災”，至一九一三年底，全國出版的報紙僅剩一百三十九家，比一九一二年減少了三百多家，北京一百多家報紙僅剩下二十多家。《京話日報》毫不意外被勒令停刊，復刊只是曇花一現。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去世后，《京話日報》再度復刊，一直辦到一九二二年停刊（一九一八年主筆梁濟、吳梓箴相繼自殺后，由梁漱溟兄弟接辦）。這段時間的《京話日報》，在北京的輿論市場已經無法占據多大的份額。此時《群強報》《民福報》《民治日報》一類小報吸引了中下層社會的眼光，而上層社會的文化格局，較前又有很大的不同。

當清末《京話日報》風靡京師之時，彭翼仲等人著眼于發動中下層社會啟蒙，但并不意味著《京話日報》的影響力僅限于中下層社會。“京話”為居于諸民之首的旗人口頭語，其地位遠非南方與文言相區隔的“白話”可比。彭翼仲以京話為號召的兩種報紙，都受到滿族統治者的關注，《啟蒙畫報》封面寫上“進呈兩宮御覽”，西太后還曾遣內侍到《京話日報》報館傳諭說每天要看這份報紙。

進入民國之后，情形大變。南北議和成功后，大批來自南方的新式知識分子涌入首都，短短幾年內，南方知識分子遍布京華，從大學校園到報紙雜志，從出版到教育，幾乎全是南方人的天下。而本地知識分子，以及他們背后的市民社會，則幾乎處在被忽略被遮蔽的狀態。這方面的最好例證，莫過于清末北京啟蒙運動的領袖之一梁濟，入民元后完全無法與南方知識分子溝通。梁濟曾兩次求見梁啟超，均被婉拒（《桂林梁先生遺書》）。

在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移京之前，北京的輿論版圖中心仍在宣南。主要媒體除了“日本人學了中國人口氣”，但也“間有很確，為中國人自己不肯說的話”的《順天時報》外，尚有老報人林白水于一九一六年八月創辦的《公言報》，同時創辦的還有梁啟超、藍公武等“研究系”主持的《晨鐘報》（后改名《晨報》，館址在菜市口胡同，李大釗為第一任主編）。

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年的北京輿論界，可謂有報業以來的低谷期。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指出，北京為政治中心，“輿論顛倒，道德墮落，因利津貼而辦報者有之，因謀差缺而為記者者有之，怪狀尤百出”。更有甚者，只是為出報而出報，“用他報之文字，換自己之報名，僅印一二百張，送給關系人閱看而已”（管翼賢：《北京報紙小史》）。多數報紙的規模也小得可憐，全體職員不過“編輯、仆役各一人，既無機器以印刷，又無訪員之報告”（熊少豪：《五十來年北方報紙之事略》）。當時北京報界流行用語，稱剪子、糨糊、紅墨水三樣對象為“報之素”，又叫“新聞膽”，可見報業的粗制濫造與蕭條敗落。

四

一九一七年，陳獨秀受北京大學新任校長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并將《新青年》編輯部移到北京（印刷發行仍由上海群益書社承擔），由此形成“一校一刊”的結合。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四卷一號刊出啟事：“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這意味著北京輿論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同人雜志模式。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每周評論》創刊，與《新青年》承擔著不同的時效與功能。幾乎同時，北大部分學生主辦的《新潮》創刊，《新潮》將受眾下調至“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小學生”，與《新青年》《每周評論》構成立體的傳媒矩陣。這三家刊物的編輯部地址均在沙灘一帶，再加上外圍受新文化影響、著眼社會輿論的《國民》，提倡舊文明、反對新文化的《國故》（均由北大學生創辦），《京報》創始人邵飄萍也應邀加入北大，擔任新聞學研究會講師，如此一來，以沙灘為中心的輿論新陣營成形，并與琉璃廠五道廟為中心的舊輿論陣營形成某種對峙的態勢，標志著北京公共空間權力的分化與轉移。

這種分化與轉移不僅僅體現于空間與形式，更大的嬗替在于輿論環境的裂變。戊戌變法之后，京師大學堂雖未廢除，但命懸一線，民國元年幾乎被政府因經費短絀下令停辦，對北京輿論環境沒有任何影響。反過來，民元之后，南方知識分子進京上學、任教、為官，與清末外官介入輿論的方式也截然不同。新華門、東交民巷、中央公園、沙灘、吉祥戲園之外的世界，很少出現在知識階級的眼中和筆下。顧頡剛于一九二五年“發現”了北京市郊的妙峰山香會后，不禁感慨道：“我們所知道的國民的生活只有兩種：一種是作官的，一種是作師的，此外滿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兩種為了娛樂而聯帶知道的優伶和娼妓的生活）。”（《妙峰山》）張恨水更是以新聞記者的敏感，描繪了民初北京的“兩個世界”：“東西長安街，是北京最廣闊、有最美麗的所在”，“頭兩天，下了一陣大雨，半空中的浮塵，都洗了一個干凈”。而走到德勝門外的貧民窟，則是另一番景象：地上是成堆的馬糞，護城河里撲鼻而來的奇異的臭味，蒼蠅亂飛的小茶鋪，露天的茅廁外污水橫流。“這一種臟象，簡直不堪寓目。”這讓本為“尋覓芳蹤”而來的主人公周秀峰忍不住惡心，大吐一場，直到被人發現送回內城（《天上人間》）；富家少爺樊家樹第一次去天橋，也震驚于臭氣熏人的大寬溝，溝里是黑泥漿和藍黑色的水，攤上賣醬驢肉和羊腸子，“將一小張污爛報紙托著給人”（《啼笑因緣》）。后來卞之琳用“垃圾堆上放風箏”來形容北京，也是準確地捕捉到了北京城市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就是我提出的“浮城”的概念：在“北京”之上疊加著“首都”。人在首都，關心的是政治風云，天下大事，文化建設，上層角力；而住在北京的市民，雖然對國家大事不乏好奇，但關心的仍是切身的體驗。老舍作為旗人，住在相對“高貴”的北城，他筆下的祥子和虎妞，也住在西安門內大街與北長街，但祥子和虎妞的生活與南城貧民差相仿佛。一九二八年后的北平褪去首都的光環，某種意義上才重回完整的市民生活。即使因大學和文化機構眾多被稱為“文化城”，北平的城市輿論精英化程度也遠不如首都時期。

五

《京話日報》開創的北京輿論環境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它是中國近代少有的自下而上影響城市生態的傳媒模式。此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從《萬國公報》到“奉旨辦報”，都是自上而下的傳播，南方的啟蒙報紙如《中國白話報》《安徽俗話報》《寧波白話報》等，也都是啟蒙精英自上而下的改換語言將就之舉。民元之后，北京由南方知識分子創辦的報紙，無論是《亞細亞報》《公言報》還是《晨報》《京報》，接續的乃是晚清自上而下的傳播模式，《新青年》《每周評論》起而與之頡頏的，也是這樣一種模式，要點是對上層社會、文化精英的影響。

而以《京話日報》為代表的北方報紙，重點首先在于與中下層社會的溝通與互動，啟蒙者的主張并不新鮮，大都是康梁等輩的余緒（彭翼仲清末曾加入強學會），但這一傳統對市民的針對性是最強的。《京話日報》與《新青年》同樣是利用報刊推進社會文化運動，但前者啟蒙形式如貼報欄、閱報處、講報所、戲曲改良、濟良所，都是對北京的市民生活的改造。《新青年》《 每周評論》則無論是反對孔教、王敬軒的雙簧戲、關于《荊生》的大討論，包括以《公言報》為平臺的林紓、蔡元培的往復書信，都與市民生活無涉，而著眼于政治與文化的高層博弈。彭翼仲遠戍新疆之后，《京話日報》傳統斷絕，繼起的《群強報》等小報，托賴《京話日報》創設培養的白話傳統與市民接受度，風行一時，但內容與啟蒙并無關涉。

狹義的五四運動，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之后爆發的政治、社會運動，可以算是兩種輿論傳統的捏合。盡管胡適將之目為“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胡適口述自傳》），但也不得不承認，借助這場政治社會運動的偉力，一年之中，新增的白話報超過四百種。在五四運動中，學生們組織的平民講演團，以及后來出現的愛國十人團，走向街頭，向市民宣講國家大事與科學新知，長辛店的工人夜校，北大發起的民謠調查與“到民間去”的民俗運動，無不體現了《京話日報》提倡的“眼光向下”。而《群強報》《民福報》《民治日報》等小報，也開始關注五四運動的敘事與意義，兩種輿論傳統在五四運動這一焦點議題上有所交叉匯合，雖然并不代表北京的“兩重世界”能夠連成一片，但至少讓整座城市的文化生態有了變化與溝通的可能。畢竟是在“垃圾堆上放風箏”，垃圾堆不只是放風箏的背景板，它可以成為風箏的基礎與助力。

就像梁濟之子梁漱溟自己，也可算是近代北京兩種媒體傳統融會的一個象征。他從小就讀于彭翼仲創設的蒙養學堂，完全沒有受過四書五經的傳統教育，中學畢業后在京津同盟會機關報《民國報》擔任外勤記者兼編輯，一九一六年末接受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講授佛教哲學。梁漱溟從五道廟，走到了沙灘。

一九一八年父親梁濟自沉，也是因為梁漱溟的緣故，《新青年》展開了關于“自殺”的討論。五四運動后，梁漱溟獨持己見，發表《論學生事件》，認為不能以“國民公意”或正義性，掩蓋火燒趙家樓事件背后的法律責任。一九二二年將主持的《京話日報》收結之后，一面宣講自己的儒學心得，一面投身村治研究與鄉村建設運動，一九四0年，梁漱溟成為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人之一。綜其一生所要，想嘗試的，也是“眼光向下”“自下而上”地改造中國社會。

在一九四一年困頓香港的那些長夜里，梁漱溟想到、談及《京話日報》與彭翼仲，從晚清到民國的報業與社會，其感想如何？他后來說：“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我總認為中國革命運動是愛國維新運動之一種轉變發展，不認為是社會內部階級矛盾的爆發；我總認為是先知先覺仁人志士領導中國革命的，不承認是什么階級領導；所有那些見解亦都源于此。”（《回顧家世與生平并試作檢討》）梁漱溟堅持終身的理念證明，清末五道廟為中心的輿論環境形成的氣韻，仍在中國近代歷史中不絕如縷。

這是六根推送的第3575

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