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發黑的隔夜牛肉被倒進染色劑攪拌，凝固的剩菜湯汁重新加熱，發酸的香菇浸泡兩遍冷水后丟進砂鍋，健康證成了擺設,店員說“吃出問題是是飯店的事，和干活的員工無關。”這是新京報記者鏡頭下，多家楊銘宇黃燜雞加盟店后廚一景。

楊銘宇黃燜雞加盟店后廚污水橫流的場景，與官網上“匠心、初心、良心”的標語之間，構成了2025年開春一幕荒誕的蒙太奇。消費者咀嚼著回收的剩菜時，總部正忙著將“永久關店”的告示貼在三家門店的廢墟上，仿佛食品安全問題不過是幾個加盟商私自點燃的野火，撲滅便可宣告勝利。

然而這團火，早就在黃燜雞商業模式的骨髓里燃燒了十年。

滿大街的楊銘宇黃燜雞店，背后有一個“獨角獸”企業——濟南楊銘宇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在中國餐飲業的狂飆年代，楊銘宇黃燜雞用十年時間書寫了一個教科書級的商業神話。

從濟南街頭不足30平方米的小店，膨脹為門店突破6000家的“國民快餐”，日均銷售額一度突破3000萬元，加盟版圖覆蓋23個省、5個自治區和4個直轄市。

然而，隨著媒體曝光，多個外賣小哥爆料稱，點外賣最不能點的就是黃燜雞，人們突然意識到，這場以“規模為王”的資本盛宴，早已在其炫亮數據的夾縫中，埋下了系統性潰爛的種子。

楊銘宇黃燜雞的崛起密碼，藏在“2萬元加盟費+5000元保證金”的財務公式里。或許是為了極速擴張，其部分門店甚至不收加盟費。

相較于國際快餐巨頭動輒數百萬元的加盟門檻，近乎零壁壘的準入機制，更像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資本杠桿游戲：總部以近乎傾銷的姿態向市場拋售“品牌使用權”，通過海量加盟費快速回籠資金，而加盟商則需自行承擔門店運營的食安風險與成本壓力。

其巔峰期6000家門店中，大部分為加盟店，但低門檻吸引的，并非深耕餐飲的長期主義者，而是渴望“賺快錢”的投機者。所謂6000門店，實則是6000個獨立王國構成的散裝帝國。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黃燜雞門店頻頻被爆出食安風波。鄭州二七萬達店將顧客剩菜回收再售，商丘萬鼎店用色素掩蓋變質牛肉的操作邏輯，無內部監管、想快速套利回本，會極度放大門店經營者的貪欲。

有自稱外賣店老板的網友拆解過黃燜雞的成本構成，一般黃燜雞都是大份大概三四兩雞肉加配菜。目前冷凍雞腿塊7元一斤，三兩2.1元，醬料0.5元，配菜0.5元，米飯0.8元，打包盒1元。合計5元左右。

當雞肉成本占售價的42%，用劣質貨的道德風險便成了維持利潤率的唯一解。

供應鏈失控，則是這場資本游戲的另一面。

盡管官網上高調宣傳“統一醬料配送，溯本求源食材好”，成都銀泰城店“燉爛老鼠”事件中，楊銘宇黃燜雞米飯創始人、濟南楊銘宇餐飲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曉路曾回應稱，涉事門店為十幾年的加盟老店，此前口碑都非常好，原材料由總部統一配送。但媒體曝光該門店私自勾兌醬料包現象，徹底戳穿了這一敘事。其商業模式的核心矛盾在于：總部既無意愿也無能力掌控終端供應鏈。

“輕資產”策略看似降低了總部成本，實則將品控責任轉嫁給現金流緊繃的加盟商。鄭州門店能用發酸土豆制作黃燜雞，商丘門店敢將生肉堆在垃圾桶上，背后是加盟商在食材采購端瘋狂壓價的必然結果。

更致命的是，總部設計的“督導檢查”機制在現實中形同虛設。媒體暗訪視頻中顯示，楊銘宇總部工作人員稱“安排各地區負責人巡查加盟店衛生”的做法并未得到落實。

規模幻象的破裂，則揭開了這場資本狂歡的終極悖論。紅餐大數據今年3月11日更新的數據顯示，楊銘宇黃燜雞米飯的門店數量為3031家，僅為高峰期一半。

“規模不經濟”的困局，源于加盟模式的先天缺陷：門店過度飽和導致單店盈利能力驟降，而總部為維持擴張速度，不得不進一步降低加盟門檻，吸引更多缺乏餐飲經驗的投資者入場。

負向循環還容易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死亡螺旋，同為黃燜雞加盟店，賣同樣價格的餐品，堅守食安規范的加盟商因成本過高被擠出市場，而使用僵尸肉、回收油的投機者反而活得更好。

上述問題，歸根結底都是加盟模式必然滋生的病灶。畢竟在楊銘宇黃燜雞總部眼里，加盟店存活率遠比食安合格率更有價值。

監管套利的灰色空間，則為這場崩塌按下了加速鍵。鄭州綠地新都會店20人食物中毒事件，最終以“送檢留樣未發現致病菌”草草收場，系列食安風波暴露出餐飲業監管的定價機制失靈。

現行《食品安全法》對涉事企業的處罰上限看似嚴厲，比如，除了對企業進行處罰外，還要對企業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以罰款，最高可處其上年度從企業所獲收入的10倍。

但在實際操作中，基層執法更傾向于“責令整改”或小額罰款（通常5000-5萬元）。對于日均流水過萬的加盟店，這相當于變相發放“違法許可費”。

如果監管部門對食安丑聞涉事門店的處罰停留在“送檢留樣”，“突擊檢查”演變成提前通知的劇本彩排，法律威懾力便淪為稻草人。

更值得警惕的是行業集體沉淪，頭部品牌尚且放任腐肉上桌，無數山寨品牌更敢于突破底線，外賣小哥說炸雞也是食安重災區，恰恰說明全行業的“比爛競賽”，將整個品類拖入了“不做假必虧本”的死亡循環。

也因此，所謂楊銘宇黃燜雞致歉信里“最深切的歉意”，洋洋灑灑的內容，居然連一個字都沒提到對相關門店消費者的補償，如同隔夜發黑的牛肉，用再鮮艷的色素也遮不住腐爛的本質。

畢竟，鄭州二七萬達店的剩菜回收、商丘萬鼎店的色素牛肉、康復前街店的變質食材，在六千家加盟店構成的帝國版圖上不過是三個被偶然戳破的膿包。

當消費者追問“為何不公布全國排查結果”“為何不建立先行賠付制度”，楊銘宇黃燜雞總部正忙著將“全員強化培訓”的狗皮膏藥，貼在千瘡百孔的管理體系上。

這種左手高舉致歉信、右手藏起對受害消費者補償方案的把戲，活脫脫演繹了該企業面對食安危機時的標準流程：鞠躬、切割、冷處理。

黃燜雞帝國的興衰史，本質是一場資本算力與食安成本的殘酷博弈。總部將“門店數量”作為估值核心指標時，食品安全便成了資產負債表上待攤銷的無形資產。

這場潰敗留給行業的啟示，遠不止于某個品牌的存亡，它暴露出中國餐飲業在資本狂飆年代的結構性病灶：對規模的病態崇拜、對供應鏈的失控縱容、對監管紅線的精準算計。

而維權成本高企的消費者，不得不在“吃出老鼠索賠無門”與“舉報后店家換個招牌繼續經營”之間艱難抉擇。成都銀泰城店停業三個月后，不過是換個加盟商重掛“楊銘宇”招牌的戲碼，在快餐業早已司空見慣。

或許只有當資本市場學會將食安成本內化為企業估值的核心參數，消費者意識到便宜背后隱藏的健康對賭，黃燜雞們的后廚才可能真正擺脫發黑牛肉與回收剩菜的陰影。否則，今天的楊銘宇，不過是明天某個新晉“國民美食”的預演劇本。

人們終將明白：沒有雷霆手段的監管，沒有刮骨療傷的勇氣，再誠懇的致歉信也不過是食安墳場上的墓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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