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浩瀚的醫學長河中，總有一些前輩如同璀璨星辰，照亮著后來者的道路。讓我們隨著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楊永弘教授（曾任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常委、呼吸學組組長）的筆觸，一同緬懷在他求學道路上曾給予過的無私關懷與悉心指導的諸福棠教授、江載芳教授以及John Robbins博士；感受他對三位兒科醫學界巨擘的感恩與追思；看到“醫者仁心”的傳承與發揚；感悟醫者成長與中華醫學會蓬勃發展的緊密關聯。

楊永弘 教授

諸福棠教授、江載芳教授和John Robbins博士，這三位兒科醫學界的巨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他們不僅教會了我專業知識，更教會了我如何做人、如何做學問、如何做一名好醫生。如今，三位專家雖已離世，但他們對學術一絲不茍的態度和崇高的醫德值得一代代醫者傳承與發揚。

初入師門：諸福棠教授的言傳身教

圖1 楊永弘教授（左）與諸福棠教授（右）的合影（1982年）

（一）首都醫學院的求學

1979年，我有幸成為北京第二醫學院（后更名為首都醫科大學）第一屆研究生，師從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創始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諸福棠教授（曾長期任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主任委員）和江載芳教授（曾任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主任委員）。在充滿希望和挑戰的時代，中國的醫學教育事業正處于蓬勃發展的初期，而我有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開啟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諸福棠教授常說：“兒科醫生是守護天使的人。”這句話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成為我一生的追求。

（二）諸老的挽留與教誨

畢業后，我本想回到安徽，但諸老極力挽留我。他用自己從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后短暫返回無錫的經歷，告訴我留在北京的重要性。他說：“北京是全國的醫學中心，這里有廣闊的平臺和更多的機會。”他的這番話，讓我下定決心只身“北漂”，成為了兩位導師家中的“常客”。

恩師關懷：江載芳教授的引薦和諸福棠教授的悉心指導

（一）赴美進修的契機

圖2 楊永弘教授（中）與江載芳教授（左）、Rechal Schneerson教授

江載芳教授是我學術生涯的一位重要引路人。她不僅在學術上給予我悉心指導，更在人生道路上為我指明了方向。1984年初，在悉尼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江載芳教授偶遇出身兒科的美國兩院院士、美國疫苗專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John Robbins博士。她毫不猶豫地推薦我前往John的實驗室進修，John當即應允。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她的智慧和遠見，讓我有機會站在國際舞臺上，開啟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她的鼓勵和支持，讓我在面對困難時從不退縮。

（二）諸老深夜幫我修改英文信件

圖3諸福棠教授寫給楊永弘教授的親筆信和修改過的英文稿（部分）手跡（1984年）

江教授讓我寫一封英文信給John，但當時的我英文基礎很差，勉強完成后，我帶著忐忑的心情來到諸老家，希望他能幫我修改。當時已經83歲高齡的諸老，欣然答應幫我修改信件，還鼓勵了我一番。

當晚，他“一口氣作了修改”，并附帶寫了一封信托人第二天轉交于我。信中說：“這是你給John的第一封信，能給他一個好印象才好。”他不僅鼓勵我“寫得比較清楚”，實際上英文稿上留下了他用紅筆修改的密密麻麻的痕跡。他告訴我：“信的末了，先留出自己簽名的地方，普通可留二三格，在簽名之下，一般用打字機打出自己的外文名字（都將姓放在后邊），加上自己的學位。”他還建議我的職稱用“MD”即醫學博士。

諸老還附給我帶有醫院地址的英文正式信紙四張和信封兩個，并囑咐我：“信封左上角寫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當時沒有電腦，只能用打字機打印，他囑咐我：“可打印出來趕快寄出。”“如要我校對打出來的英文信，可于這兩天任何晚上來我家。”“如果要用我的打印機，可隨時到我家里來打。”

大概是后來又想起一些事，諸老在一張日歷紙的背面補寫：“外國重視醫學會會員。”“楊大夫是否要即日向中華醫學會兒科學會申請做會員，如辦好，亦可加一項。”“手續可問江大夫。”。諸老建議我將主治醫生改為北京兒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一位八旬的老人能如此，不僅體現出他對學生即將赴美的喜悅和期望，更體現出他對后輩的關懷和愛護。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更是一位溫暖的師長。他用自己的行動教會了我如何對待每一個學生，如何用愛和關懷去溫暖每一個患者。

國際舞臺：John Robbins博士的培養

圖4 楊永弘教授（左）與John Robbins博士（中）和Rechal Schneer

（一）在NIH學習的三年

1985年，我帶著諸老和江教授的期望，踏上了前往NIH的旅程。在那里，我遇到了John Robbins博士——一位在兒科醫學和疫苗研究領域聲名顯赫的科學家。他和藹可親、對學生關懷備至，他雖出身兒科，但我到他的實驗室時他已經是著名的細菌學和疫苗學專家，他對流感嗜血桿菌、百日咳鮑特菌和傷寒桿菌及其疫苗有深入研究，更因流感嗜血桿菌蛋白結合疫苗的卓越貢獻，與我的另一位導師Rechal Schneerson及紐約的兩位學者一起榮獲了1996年的Lasker獎。John對中國有很深感情，他幫助蘭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單位制備多種兒童疫苗，他也是2009年中國政府“友誼獎”的獲得者。

在John的實驗室，我度過了人生中最充實的三年。他嚴謹的治學態度、對科研的執著追求和對學生的無私關懷，深深地影響了我。他教會了我如何在國際舞臺上展示中國醫生的風采，也讓我明白了科研的真正意義。他還在我即將完成學習回國時，告訴我中國的流感嗜血桿菌腦膜炎很多，20世紀50年代上海就報道過120例，在他的幫助與指導下，我獲得了WHO的資助，取得了中國兒童B型流感嗜血桿菌腦膜炎的北京和合肥的流行病學資料；也獲得了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瑞典國家開發署（SIDA）和德國教育部的資助，回國后我開展了肺炎鏈球菌、A族鏈球菌和百日咳鮑特菌等細菌疾病的研究，為我國相關疫苗應用提供了幫忙和參考。

（二）國際交往與合作

在John的培養下，我得以參與多個國際項目，與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合作。這些經歷不僅拓寬了我的視野，也讓我在兒童呼吸道感染和疫苗免疫領域作出了一些貢獻。

傳承與感恩：緬懷三位恩師

諸福棠教授、江載芳教授和John Robbins博士，這三位兒科醫學界巨匠的精神將永遠留在人間。他們用一生詮釋了什么是“醫者仁心”，也讓我明白了醫生的真正使命。作為他們的學生，我深感榮幸。我將用一生去踐行他們的教誨，將他們的精神傳承下去。我相信，他們的精神將在每一個兒科醫生的心中閃耀，為孩子們的健康保駕護航。

（作者：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

楊永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