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晚間，湖南師范大學發了一篇微博，引用了胡適先生的一段名言：

教育是給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鏡，能明白觀察；不是給人穿一件錦繡的衣服，在人前夸耀。——胡適

一段再正確不過的教育名言，卻未料引發軒然大波，引來各方輿論“圍攻”，各種上綱上線的“扣帽子”層出不窮：有講胡適是“反動派戰犯”，有講胡適是“漢奸”，有的更是上升到了“意識形態責任制”，質問“該校有沒有黨委”。

迫于這些輿論的壓力，湖師大隨后將該條名言的作者“胡適”進行了“除名”。這場莫名其妙掀起的輿論風暴，表面上是打著維護意識形態純潔性的旗號，實則暴露了非黑即白的極端思維對公共理性的踐踏，堪稱典型的“低級紅”“高級黑”。

讓我們首先來對標對表權威部門對“低級紅”“高級黑”的相關定義：

“低級紅”指用低層次的、夸張的甚至極端的形式表達“政治正確”，把黨的信念和政治主張簡單化、庸俗化，通過夸大事實、無原則的吹捧來引發人們的反感情緒。

“高級黑”是一種居心叵測的刻意的“黑”，甚至有時披著學術的外衣，偽裝性、欺騙性、迷惑性更強，或明褒實貶、或指桑罵槐、或指東打西，以精心策劃但又不易察覺的方式進行攻擊抹黑。在政治表現上，就是極端化地解讀黨的理想信念、宗旨、方針政策等，用一種看似合理的言行攻擊黨、國家和軍隊，進而達到“黑”的目的。

我們看到，當攻擊者將胡適簡化為“反動文人”“漢奸戰犯”時，他們選擇性遺忘的是：胡適先生是中國近現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他27歲便執掌北大教席，領導了新文化運動，推動了白話文革命，其《文學改良芻議》被譽為“新文學開山綱領”。

抗戰期間，胡適任駐美大使時，促成美國對華援助，連蔣介石都承認“沒有胡適就沒有抗戰轉機”。而對于所謂“戰犯”指控，在1948年我黨公布的戰犯名單中，根本查無此人。這種對歷史人物功過的全盤否定，直接違背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強調的“歷史不能割斷”原則。

當攻擊者以“維護意識形態純潔性”為名，全盤否定作為新文化運動主將的胡適之時，實質上是在解構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根基與歷史脈絡，也是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破壞。

胡適一生中，有相當多的共產黨朋友，早期有李大釗、陳獨秀，后來更有蔡和森、毛澤東。李大釗被捕時，胡適曾全力奔走營救；陳獨秀被捕后，他又前往營救；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被國民黨政府逮捕，胡適理所當然的再次挺身而出，施以援手，不曾想吳稚暉從中作梗，陳延年遇害。君子“論跡不論心”，以上行為足可見胡適的君子之風。

根據陳毅元帥的傳達，1947年12月毛主席在陜北楊家溝中央會議期間的談話中，在說明糾正三個過左傾向時，說道：“你到北京，胡適捉不捉？……還是不捉。可叫胡適當個圖書館館長。”

上世紀五十年代，曾經開展過針對胡適思想的集中批判。然而，毛主席曾經在批判運動后這樣說過；“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筆抹煞，應實事求是。”還說：“到了二十一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按照毛主席的意見，21世紀的今天，至少我們應當以正常的眼光，來審視和評價胡適的歷史功過了吧。

實際上，我們今天對于胡適的評價，整體上也是客觀公正的。位于安徽績溪的胡適故居，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北大紅樓里設有胡適專題復原展；上海青浦福壽園有胡適的雕像；《胡適全集》早已在大陸出版。如果胡適真的是所謂“漢奸反動派”，那么以上建筑和出版物，都應當統統銷毀才對。這場風波的本質，是極端思維對意識形態工作本質的曲解與異化。正如胡錫進指出的，真正的意識形態安全絕對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建立在“對復雜歷史的辯證認知”之上的。當攻擊者用極端對立，“上綱上線”的態度來定義胡適，他們所制造的，恰是意識形態工作最需防范的“低級紅”“高級黑”陷阱。

湖南師范大學作為一所培養老師的大學，引用胡適這樣一位我國著名學者、教育家、思想家的名言，是一件何等天經地義的事情。該起事件引發上綱上線式的圍攻，折射出當前意識形態工作中“低級紅”“高級黑”問題的嚴重性。

湖師大隨后被迫刪除“胡適”署名而保留原文的妥協，也暴露當前意識形態工作中的某些困境。真正的文化自信、思想自信，應如毛主席對待胡適的態度：既肯定其文化貢獻，又批判其政治立場。攻擊者表現出的歷史虛無主義，本質上是一種錯誤的意識形態觀念——若連百年前的文化學術遺產都不能批判繼承，何談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自主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