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湖南師大的微博發了一句胡適的話，被一些正能量人士圍攻，湖南師大已經刪改了，但胡適的爭議還是在。

昨天我也寫了一個，摻和了一下，但引來一些人的謾罵，甚至有人直接舉報了，說我給漢奸說好話。

很多人比較二極管，覺得抗戰不堅決就等于堅決不抗戰，就等于漢奸賣國賊。

確實，在全面抗戰開始之前和抗戰初期，胡適都發表過一些消極抗戰的言論，和低調俱樂部勾肩搭背，眉來眼去。

但他的理由是日軍兵精糧足，裝備精良，而國軍軍紀敗壞，裝備低劣，戰斗力低下，打起來并沒有什么取勝的把握。

所以，他認為這時候還不是和日軍全面開戰的時候，國軍需要一些時間來做好準備，然后再開戰。因此，他認為當時還是應該繼續對日本的侵略忍讓，不惜放棄一部分領土主權來求和。

汪精衛后來確實也解釋說，投降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抗戰會亡國滅種，所以不如屈身事敵，以減少無謂的損失和傷亡。

但胡適和汪精衛仍然是兩碼事。

世界并不是二極管的，要么堅決抵抗，寧死不屈，要么屈膝投降，茍全性命。在這兩者之間，還有一大片地帶，就像從白到黑的光譜上，中間還有很多色彩一樣。

當然，這中間有個絕對的臨界點不能跨越，就是真的走出投降這一步。

哪怕是在全面抗戰已經開始之后，無論是淞滬會戰還是南京保衛戰，常公都寄希望于國際干涉，南京保衛戰甚至希望德國從中調停，促成停戰，只是雙方條件相去太遠，沒有達成而已。

在抗戰期間，武漢會戰之后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抗戰處在低潮，常公也和日本有過接觸，希望能在妥協的基礎上停戰。

也是在這個時期，汪精衛認為繼續抗戰已經毫無希望，只會亡國滅種，加上常公對汪精衛逼得太緊，他最終走上了賣國投降的路。

還有一大批淪陷區的知識分子，因為各種原因，沒有來得及或者沒有能逃離的，后來都曾在汪偽政權中出任偽職，成了可恥的漢奸。

其中比較著名的，比如周作人，后來的解釋是他母親年齡大了，居家逃亡不太方便，被迫留在北平，最后不得已出任偽職，才當了漢奸。

但在這種歷史大變動中，很多普通人的選擇，都是被動的，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

比如杜甫，在安祿山占領長安的時候，因為他職位太低，不夠資格跟著唐玄宗一起逃往四川，留在了長安，被任命過偽官。

后來，他冒死從長安逃出來，跋山涉水，翻山越嶺，路上眼瞅著自己的孩子凍餓而死，卻無能為力。到了成都后，又因為被彈劾他曾受過偽官，處境也很尷尬，后來一直窮愁潦倒，江湖飄零。

而很多著名的抵抗派，實際上也曾經有過動搖。

比如文天祥，本在江西做官，臨安被圍之前，朝廷下詔全國勤王，他才倉促招集義軍，趕往臨安。到臨安后，因為其他高官都不愿去和蒙古軍隊談判，又臨時把文天祥任命為右丞相，讓他去和蒙古談判。

南宋滅亡之后，文天祥第一次被押送北京的路上趁隙逃走，重新組織義軍抗元，兵敗后二次被俘，被解送大都。

在大都關押三年期間，忽必烈不斷派人勸降，其中包括被俘的南宋皇帝，都被文天祥嚴詞拒絕。

但在這三年期間，如果細讀他這段時間的詩文，也不難發現，他對抗元從報以希望到逐步希望破滅，最終發現自己的堅持已經毫無意義，但他仍然選擇了從容赴死。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正能量的標準，這三年期間文天祥的動搖，也足以讓他背上漢奸的罵名。

還有清初三先生，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都曾在南明擔任過職務，并在不同時期參與過抗清活動，在南明徹底覆亡之后，他們逃亡隱逸，就是不肯出仕清朝。

但他們也不是完全沒有動搖過，比如清廷曾以參與修訂《明史》為名，征召他們參加，他們也仍然拒絕了。

即使如此，他們在晚年也都被迫承認，明朝大勢已去，清廷統治逐漸穩固，但他們還是堅守士大夫忠臣不事二主的信念，保持名節，而對子孫出仕清朝則都報以默許態度。

這實際上也意味著他們晚年的政治態度發生了變化，按照今天正能量的看法，也同樣可以被打成漢奸了。

但因為他們終究還是沒有越過投降這條紅線，所以歷史上仍然沒有把他們歸為投降派。

所以說，不要輕易把人打成漢奸，畢竟在歷史大變動的洪流中，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洞察未來，選擇正確的道路，只要沒有越過最后的紅線，就還是應該保持起碼的尊重。

尤其是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不能被一筆抹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