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和我一樣年輕的阿珍說，不就是給廠長登記一雙鞋號嗎，何必這樣興師動眾？

阿珍兩只圓圓的眼睛盯住我看了好半天：怕什么，天會塌下來？

那是早上上班不久，我正伏案起草一份文件，廠器材庫來電話，說庫里最近要派人去上海購批勞保皮鞋，讓我們廠長辦公室速將廠領導的鞋號報過去。主任探親不在，我速將情況匯報給臨時負責室里工作的阿珍。阿珍當時正坐在打字室和三個打字員談什么熱點新聞，開心的笑聲從樓上直傳到樓下。聽了匯報，阿珍就皺了眉，說廠長出差去了深圳，一時半時還回不來，事情有些難辦。我說好辦，人的身高是腳長的七倍，只要知道廠長的身高，就能知道廠長的鞋號。阿珍一瞪眼，說我廢話。滿臉卑鄙的微笑。她讓我把全室人喊到打字室，說要開個短會，研究一下廠長的鞋號問題。阿珍這人向來辦事認真，連走路的步子都邁得不緊不慢，不大不小，穩穩當當，深得主任和廠長的賞識。

阿珍首先深刻分析了廠長鞋號登記準確與否的厲害關系。登鞋號事小，反映出我們廠長辦公室工作作風、辦事效率和為廠領導服務的態度問題。眼下正遇砸“三鐵”削減人員，小事情辦不好，會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和切身利益。可廠長調廠里上任還不到一個月，家又不在本地，這鞋號從何找起呢？聽阿珍這么一講，我們大家深深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我也不再認為阿珍是在興師動眾，反而由衷地欽佩起她的干練與成熟，就學著她的樣兒皺起了眉頭。

阿珍到底是阿珍，一擺手讓打字員立刻打印了七份“關于尋找廠長鞋號的最佳建議表”分發給我們全室人均一份，要求每人至少填寫三條以上，下午上班提交給她。

文件自然是起草不成了。我們幾乎全停下了手里的活，關了各自辦公室的門，手捧著腦袋，替自己的前途命運著想，挖空心思地等待著靈感的降臨。都想在這件事情上將自己的聰明才智發揮到空前絕后，都想到時候美美地露上一手。

午覺自然是沒有睡成。大家都怕在宿舍或者家里會使靈感的降臨受到干擾，竟不約而同地早早地胡亂吃了頓午飯就往辦公室跑。

我懷疑我們的思維是不是出了毛病，二十多條建議竟像同出一轍?？蛇@些小小的智慧果，最終還是被我們又殘酷無情地否定了。與廠長早先的單位聯系，倒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可正如阿珍說的，那都是些無憑無據的老黃歷了，誰敢打保票說廠長的腳就一直那么點大，再沒有長呢？給他家發電報吧，但誰敢拍著胸脯說出人家家屬的確切地址呢？至于說廠長辦公室的地方，不錯，值班床下倒是有一雙鞋，可那是雙拖鞋，誰敢說拖鞋與勞保鞋的鞋號就沒有區別呢？

為了各自的飯碗，大家誰也不敢輕易地拍個胸脯，甚至不敢輕易地打個響鼻。我們像是一群失落在林子里的鳥兒，被饑餓驅趕到了一個無形的籠子里，時不時地發出些還能證明自己存在的悲嘆聲。萬般無奈之際，只有學著阿珍的樣兒，耷拉下平時高傲的腦袋。

阿珍究竟是阿珍，說聲馬虎不得，大家的腦袋就又旋拉到了原位。我想我們的腦袋或許原本就該是耷拉著的，何須當初非要制造出一副高傲狀來嚇唬人呢？

這時候，不知是誰打開了一扇窗戶，就聽一束刺眼的光柱忽地射進潮濕的空氣里發出嗞嗞的脆響。機靈的小通訊員叭地一拍腦袋，說幾天前他在廠長的辦公室里打掃出一雙繡花鞋墊，一時疏忽扔到了三樓的垃圾洞里。阿珍的一雙圓眼倏地亮了許多，直亮到我們大家的心里。

我們興奮得將“小通訊”拋起好高。

整個下午，我們身著工服，頭頂初秋的毒日聚集在一樓的垃圾總出口處尋找那雙鞋墊。為了消掉早上對于阿珍的那點敵視，我不惜丟下臨產的妻子，在垃圾口爬進爬出。

男士們挽了袖筒，奮力揮鍬，汗落如雨，女士們全戴口罩、手套，全副武裝，由阿珍領著，在蚊蠅的吶喊中，一人捉一根細木棍，弓腰圈背，不停地翻刨著那積壓了整整一個夏季的垃圾。那副目不轉睛的可愛模樣，遠遠望去，與其說像一群美國西部的淘金者，莫如說像一群尋食的鳥兒。

（《鳥兒》首發于《百花園》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