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諾貝爾獎官方

編譯 | 王啟隆

出品丨AI 科技大本營（ID：rgznai100）

杰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這位被譽為“人工智能教父”的科學家，于去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引起了全網一陣討論。

最近辛頓接受了諾貝爾獎官方的專訪，他回憶起接到諾獎電話時的趣事時，第一反應竟然是疑惑，因為自己研究的并非物理學（這點和全網的疑惑倒是一樣）。

作為深度學習領域的先驅，辛頓最廣為人知的成就是神經網絡。但很多人其實不知道，他曾說過自己這輩子“最自豪”也是“最失敗”的成就，其實是與特里·塞諾夫斯基（Terry Sejnowski）共同提出了玻爾茲曼機理論。

詳見：《》

他們的工作，以及另一位諾獎物理學獎得主約翰·霍普菲爾德（John Hopfield）等神經網絡先驅的早期研究，共同奠定了現代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

采訪中，辛頓表達了對人工智能未來發展的擔憂。他認為，人工智能可能在短短五年內超越人類智慧，并就此可能引發的社會風險，例如大規模失業和虛假信息等問題，提出了警告。更令人深思的是，辛頓暗示，人工智能的潛在風險可能遠超我們目前的認知。

接下來的正文內容，帶大家深入了解辛頓的最新觀點。

諾貝爾獎：您最初是如何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

杰弗里·辛頓：當時我正好在加利福尼亞一家酒店房間里睡著了，我的手機背面朝上放在床頭柜上，并且關掉了聲音。因為是側臥，手機正好在我的視線內。突然，手機屏幕亮了起來。我看到一絲光亮，然后手機開始震動。考慮到加利福尼亞與我認識的幾乎所有人所在的東海岸存在時差，我感到疑惑，到底是誰會在這個時候給我打電話？

我拿起手機，屏幕上顯示了一個我不認識區號和國家代碼的長號碼。這時，電話那頭傳來一個帶有瑞典口音的聲音，詢問我是否是杰弗里·辛頓。接著，他告訴我我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我的第一反應是，等等，我研究的不是物理學啊？這會不會是一個惡作劇？但隨后，他所說的內容聽起來非常可信。之后，又有其他帶有瑞典口音的人加入了通話。這時我才開始相信這是真的。

在接下來的幾天里，我仍然感覺像是在做夢。因此，我進行了一些統計學上的推理。我的推理過程是這樣的：一個真正致力于研究大腦工作原理的心理學家，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概率有多大？假設這個概率是兩百萬分之一，這已經是一個相當寬松的估計了。那么，如果這是一個夢，我夢見自己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這個概率又是多少？假設是二分之一。這樣一比較，夢境的可能性是現實可能性的百萬倍。

因此，我感覺這可能像小時候做過的那些會飛的夢一樣——夢里我可以自由飛翔，感覺美妙極了，但醒來后才發現那只是一場夢。過了一個月，我又做了一個會飛的夢。我記得上次做過會飛的夢，但那并不是真的，而這次卻感覺如此真實。我當時就想，這次會不會也是這種情況？所以有那么幾天，我一直處于一種等待醒來的狀態。直到現在，我仍然沒有醒來。

諾貝爾獎：在著名的研究人員家庭中長大是怎樣的體驗？

杰弗里·辛頓：在學術上取得成功的壓力一直很大。我從小就隱約地意識到，我必須在學術上有所成就，否則就會被（家族）視為失敗。

諾貝爾獎：是什么讓您對研究人工智能產生興趣？

杰弗里·辛頓：我高中時有個朋友，他總是比我聰明得多。大約在我們 16 或 17 歲的時候，有一天他來學校，開始談論大腦中的記憶，以及它們如何像全息圖一樣分布在大腦中。

當時全息圖剛剛問世，大約是 1965 年。他對心理學家拉什利提出的觀點非常感興趣，即記憶是分散存儲在許多神經元中的。我對這個觀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在思考大腦是如何運作的。

諾貝爾獎：人工智能帶來的最大風險是什么？

杰弗里·辛頓：人工智能的風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 一類是相對短期的風險，這些風險既重要又緊迫。它們主要源于人們對人工智能的誤用。目前，人工智能仍然受人類控制，但已被濫用。這些短期風險包括人工智能取代大量工作崗位，加劇貧富差距。因為當人工智能提高生產力時，收益分配并不均衡。一部分人會失業，而另一部分人則會變得更加富有。這對社會發展是不利的。這是一種風險，我們需要思考應對之策，盡管具體的應對方法尚不明確。

• 另一種短期風險是虛假視頻，它們可能會被用來干擾選舉，這種情況已經開始出現。還有網絡攻擊的風險，一些不良分子可能會利用大型人工智能模型來策劃更復雜的攻擊。最初可能只是為了更有效地進行網絡釣魚。例如，去年到現在，網絡釣魚攻擊事件增加了 1200%，這很可能與大語言模型的出現有關，因為它們使得網絡釣魚更具欺騙性。

• 此外，人工智能還可能被用于設計生化武器，而且使用人工智能可以更高效地完成這類設計。在不久的將來，設計這類武器可能會變得相對容易，這意味著一個心懷不軌的人就可能制造出難以想象的混亂。如果大模型的參數被公開，情況會變得更加糟糕。因為他人可以輕易獲取這些大型模型，并進行微調。而現在已經有人開始公開大模型的參數，我認為這種做法非常不明智。

• 除了以上風險，還有一些其他的短期風險，例如歧視和偏見。例如，如果你訓練一個人工智能模型來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囚犯假釋，而歷史數據表明白人囚犯更容易獲得假釋，黑人囚犯則不然。那么，基于這些歷史數據訓練出來的人工智能模型，很可能會得出與歷史數據相同的結論。但我個人并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對此感到過分擔憂。因為對于人工智能模型，我們可以凍結其參數，并量化其中的歧視程度，這在人類身上是難以做到的。如果我們試圖衡量人類的歧視程度，人們會意識到自己正在被評估，從而產生“大眾汽車效應”，即他們在被評估時會表現得與平時不同。

  因此，我認為在人工智能系統中衡量歧視和偏見，實際上比在人類行為中衡量要容易得多。而且，我認為我們的目標不應該是創造完全沒有歧視和偏見的事物。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創造出相比于現有系統，歧視更少、偏見也更少的人工智能系統。

以上討論的是短期風險。此外，還存在一個長期風險，即人工智能可能會超越人類并控制一切。我們正在創造比我們自身更智能的實體。對于人工智能超越人類的時間節點，研究人員的看法不盡相同，但在頂尖研究人員中，對于這件事終將發生幾乎沒有異議，除非人類自我毀滅。因此，問題在于，當我們創造出比我們更聰明的生物時會發生什么？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因為之前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任何斷言一切都會好起來或者必然能掌控局面的人，都是瘋子。正因如此，現在就進行大量基礎研究，探索我們是否能夠駕馭比我們更聰明的造物，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所知的由不夠聰明的事物控制更聰明事物的例子并不多。我所知的唯一較好的例子是嬰兒對母親的控制（此處指嬰兒的需求和哭鬧會影響母親的行動和決策）。然而，這兩者之間的智力差距并不大，而且進化花費了漫長的時間才促成這種情況。

現在，有些人認為這不成問題，因為這些智能體由我們創造，并且我們會以一種確保始終能掌控它們的方式來構建。但是，這些事物會非常聰明，它們會像我們一樣，實際上，它們的工作方式與我們非常相似。它們并非像計算機代碼那樣運作——盡管人們有時將它們稱為計算機程序，但它們根本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程序。你編寫計算機程序是為了指導神經網絡如何學習，即一個模擬的神經網絡。然而，一旦神經網絡開始學習，它就會從數據中提取結構，最終形成的系統是從數據中自行構建結構的，而非由人編寫的固定程序。我們并不確切知道這種系統會如何運作，而且它們會像我們一樣具備自主性。

因此，要讓這些系統表現得合理，就像教育孩子一樣。我們主要的控制手段在于強化和訓練：獎勵良好行為，懲罰不良行為。更重要的是，通過展示和示范良好的行為來訓練它們，使其觀察并模仿。對于這些系統而言，情況也是如此。所以，對它們進行我們期望看到的行為類型的訓練至關重要。目前，大型聊天機器人是基于它們所能獲取的所有數據進行訓練的，這其中甚至包括連環殺手日記之類的內容。試想一下，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你會讓孩子通過閱讀連環殺手的日記來學習嗎？相信你會意識到那絕對是一個糟糕的主意。

諾貝爾獎：在人工智能超越我們之前，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杰弗里·辛頓：我個人認為，在未來的 5 到 20 年內，我們很有可能，大概有 50% 的概率，會創造出比人類更智能的人工智能。當然，這個時間可能會更長，也可能稍短一些。但我認為在 20 年內，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相當大。其他研究人員對此的預測時間或長或短，這只是我個人的猜測。實際上，這個預測和我一年前的猜測相同。所以，如果現在讓我重新猜測，我可能會將時間范圍調整為 4 到 19 年。

諾貝爾獎：作為一名科學家，取得成功的重要個人品質是什么？

杰弗里·辛頓：我認為這取決于你所處的領域，以及你是否嘗試在研究方向上與領域內的普遍標準有所不同。就神經網絡領域而言，很長一段時間里，它都被視為荒謬的，許多人都認為它永遠不會奏效。因此，要在這樣一個領域取得成功，你必須有自信，堅信自己是對的，即使所有人都認為你是錯的。

實際上，我在很小的時候經歷過幾件事，這對我的成長有所幫助。其中一件是，我的父母都是無神論者，卻在我七歲時把我送進了一所基督教私立學校。學校里的每個人都信仰上帝，包括老師和其他學生。但在我看來，這簡直是無稽之談。事實證明，我是對的。這種經歷讓我體會到，當周圍的所有人都相信某件事，而你卻清楚地知道他們是錯的，并且隨著年齡增長，你發現越來越多的人也不再相信他們所相信的，這是一種非常有益的體驗。

這對我堅持研究神經網絡起到了很大的幫助，即使當時幾乎所有計算機科學領域的人都認為神經網絡是無稽之談。當然，并非所有人，但幾乎是所有計算機科學領域的人。

另一個我很少提及的經歷是，大概在我九歲左右的時候，具體年齡記不太清了。我聽到了一個廣播節目，我的父親在節目中談論大陸漂移學說。在當時，關于大陸是否會移動，存在著很大的爭議。幾乎所有的地質學家都認為這完全是荒謬的。這個理論最早是由氣候學家魏格納在 1920 年左右提出的，他提供了許多證據來證明大陸是會移動的。但他并非地質學家，因此地質學家們認為他的理論完全是胡說八道，并對此嗤之以鼻。例如，他們拒絕將大陸漂移學說納入教科書，認為這會誤導學生，完全是無稽之談。

諾貝爾獎：您對年輕研究人員有什么建議？

杰弗里·辛頓：我不確定自己是否適合給出建議，但我通常會給出的建議是：如果你有一個想法，并且你認為它是正確的，但它又與大多數人的看法相悖，那么在你想清楚它錯在哪里之前，不要輕易放棄。

因為大多數時候，你所持有的這類與眾不同的想法，其實都是錯誤的。可能是你忽略了某些因素，或者對某些問題理解不夠深入。但極少數情況下，你會遇到一個與眾不同且正確的想法。除非你堅持自己的信念，不斷探索，直到找到它錯誤的原因，否則你永遠不會發現那個正確的想法。同時，你也應該忽略別人的質疑和否定。我很擅長忽略別人的看法。

諾貝爾獎：科學家在社會中有什么責任？

杰弗里·辛頓：我認為，相比于政治家和普通大眾，科學家們對人工智能這項技術的本質有著更深刻的理解。當然，科學家之間也存在分歧。仍然有一些科學家認為，這些大型聊天機器人并沒有真正理解它們所說的話。盡管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它們確實具備理解能力，但一些科學家仍然堅持認為這只是一種統計學的技巧。

諾貝爾獎：回顧您的職業生涯，有什么可以做得不同的地方嗎？

杰弗里·辛頓：我希望自己能更早地開始關注人工智能帶來的生存威脅。我過去一直認為，超級人工智能還很遙遠，我們可以以后再考慮這個問題。而當時的首要任務是讓這些人工智能變得更加智能。我真希望自己能更早地思考這個問題，即人工智能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可能會帶來什么。

回顧 20 世紀 50 年代初圖靈的著作，他談到了創造比人類更智能的機器。他有一句話，大意是，當然，當機器變得比我們更聰明時，我們就“完蛋了”。他雖然沒有明確這樣說，但他的話語中暗示了這一層意思。然而，大多數人直到問題迫在眉睫時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而問題是，現在這個問題已經非常接近了。所以我希望自己能更早地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諾貝爾獎：您打算如何使用獎金？

杰弗里·辛頓：我將我個人獲得獎金的一半捐贈給加拿大的一個組織，該組織致力于培訓原住民社區的居民掌握安全飲用水生產技術。這樣做的好處是，接受培訓的人們可以留在自己的社區，并為社區提供安全的飲用水。在加拿大這樣一個富裕的國家，例如在安大略省，仍然有 20% 的原住民社區無法獲得安全的飲用水，這簡直是難以置信的。

我對這個問題深有感觸，因為我曾在秘魯收養了一個孩子，并在那里生活了兩個月。秘魯的自來水是不能直接飲用的，它是有毒的。因此，如何獲得安全飲用水成為了你生活中的頭等大事。這確實給日常生活帶來了巨大的額外負擔。在加拿大，仍然有人需要遭受這樣的困境，這太不應該了。所以我將一半獎金捐給了這個組織。

至于另一半獎金，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我曾與特里·塞諾夫斯基合作研究玻爾茲曼機理論，特里實際上是霍普菲爾德的學生。我們在玻爾茲曼機理論的研究中貢獻相當，可以說，沒有與他的交流，就不會有我的理論，反之亦然。特里最初是一名物理學家，后來轉向神經科學研究。我們當時認為，玻爾茲曼機一定揭示了大腦的工作原理。

因為它是一個如此精妙的學習算法，我們深信它必然與大腦的工作方式有關。我們甚至認為，我們可能會因為發現大腦的工作原理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我們在 20 世紀 80 年代曾達成一個協議，如果諾貝爾獎只頒發給我們中的一人，我們將平分獎金。所以，當諾貝爾獎出乎意料地頒發給我，并且獲獎理由之一是玻爾茲曼機時，我立即聯系了特里，詢問他希望我將屬于他的一半獎金寄到哪里。但他表示，他覺得接受這筆錢不太合適，因為這次諾貝爾獎的表彰不僅僅是因為玻爾茲曼機，也包括了其他他參與度較低的后續研究成果。

因此，他拒絕接受這筆錢。最終，我們達成了一個折衷方案，我用我那部分獎金的一半，設立一個以特里·塞諾夫斯基命名的獎項，用于獎勵年輕研究人員，特別是那些對大腦工作原理提出“瘋狂”理論的年輕研究人員，就像我們當年一樣。這個獎項將在我們研究領域的年度會議上頒發。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折衷方案。我認為特里完全有資格成為諾貝爾獎的第三位獲獎者，但他最終沒有入選。我對此并沒有抱怨，但他的確有這個資格。通過設立這個獎項，也是為了肯定他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采訪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6WiF8fXL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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