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Russ Greene

文章編譯：Block unicorn

2024 年 7 月，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其博客“邊際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氛圍的變化——為何會發生？”的文章。這篇文章發布于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競選集會上遭遇刺

殺未遂后的第四天。考恩首先聚焦于共和黨提名人，稱其為“下屆選舉的明顯熱門人選”。

考恩針對自己的問題提出了 19 個答案，涵蓋了從社交媒體崛起、高通脹和利率上升，到高等教育公信力下降等因素。特朗普的當選證實了考恩的觀點。

到了就職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埃茲拉·克萊因（Ezra Klein）也認同了考恩的論點，同意“大眾文化正在向特朗普的方向移動”，盡管克萊因認為選舉結果是“險勝”。

克萊因關注了考恩提到的幾個相同因素：共和黨在社交媒體上的勝利、企業界潛在的右傾愿望、男子氣概的復蘇、大型科技公司與左派的分歧，以及對“覺醒主義”的反擊。

事實上，氛圍的轉變早已有跡可循。最明顯的例子是：企業在特朗普明確成為去年共和黨提名人之前，就已經開始在多樣性、公平與包容（DEI）項目以及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倡議上退縮。

例如，根據 AlphaSense 的數據，企業財報電話中提到“DEI”或“多樣性、公平與包容”的次數在 2021 年第二季度達到頂峰，此后急劇下降。《洛杉磯時報》報道稱，根據分析公共就業記錄的 Revelio Labs 數據，“大型企業在 DEI 職位的支出”在 2022 年科技行業大規模裁員時開始下降。到 2023 年底，CNBC 報道了大型科技公司對 DEI 的“撤退”。谷歌和 Meta 也在此時裁減了一些 DEI 員工和項目。

大科技公司對 DEI 的退縮似乎并非主要出于意識形態或與國家政治掛鉤。根據數據分析公司 Statista 的費利克斯·里希特（Felix Richter）的數據，“蘋果、微軟和 Alphabet 在 2022 年的表現明顯遜于整體市場”，而亞馬遜和 Meta 的估值分別下跌了一半和近三分之二。這些公司在適應更艱難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對利潤增長放緩的擔憂時，裁減非核心職位是合情合理的。

事實證明，2022 年也是 ESG 的轉折點。據彭博社今年 1 月報道，“自 2022 年初以來，隨著疫情時期的緊急措施（包括危機低點的利率）開始消退，標普全球清潔能源指數已損失了大約一半的價值。同一時期，標普 500 指數上漲了近 30%。”

晨星 Sustainalytics 可持續投資研究負責人霍滕斯·比奧伊（Hortense Bioy）在 1 月對彭博社表示，“在高利率環境下，清潔能源、清潔技術和氣候解決方案的表現并不好。”

美國 ESG 基金在 2019 年至 2021 年間經歷了大量資金流入，2022 年變化甚微，隨后在 2023 年和 2024 年出現資金流出。盡管拜登政府急于鼓勵可持續投資，并出臺了旨在推動向“綠色”能源過渡的重大立法，這一下降趨勢依然發生。

對此變化的一種解釋來自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高級研究員彼得·厄爾（Peter Earle）。他在 2023 年 3 月認為，ESG 投資是“零利率政策（ZIRP）”的產物。他寫道，低利率會導致泡沫，例如 ESG，但“當利率正常化并恢復理智時，成本結構會重新顯現。企業又回到了商業本質。”

換句話說：當資金免費時，瘋狂的想法會獲得資助。當資金有成本時，資助者和投資者希望看到與價值的直接聯系。這意味著意識形態的寵兒項目最先被砍掉。

利率的解釋并非包羅萬象。觀念仍然有其后果。一些美國人真誠地相信激進的氣候行動主義和廣泛的進步政治，他們并不全是在 ESG 泡沫上投機。還有其他幾個重要因素有助于解釋氛圍的轉變，例如三年前開始的俄烏戰爭、2022 年埃隆·馬斯克收購 Twitter，以及 2023 年 10 月 7 日對以色列的襲擊。

盡管如此，公眾輿論與精英機構之間的脫節仍需解釋。長期以來，進步派在氣候、種族等眾多問題上一直是少數派。然而，大約十年來，感覺上進步派活動家似乎掌控了幾乎所有精英機構。而現在，這種感覺不復存在。這就是氛圍的轉變。

需要解釋的不是大眾文化為何日益反映公眾輿論，而是機構為何一開始就與公眾如此脫節。例如，如果昂貴的氣候政策和明確的種族偏好普遍不受歡迎，為什么這么多機構表現得像是這些政策不可避免？

這正是零利率政策時代獨特的政治經濟學的用武之地。美國生活的首席執行官和其他領導者很少是政治意識形態分子。如果一個活動團體要求 CEO 啟動某個新項目，遵從可能比反抗更容易，但前提是成本低。如果這意味著他們必須犧牲年度獎金，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決定。

隱含的免費資金假設也定義了過去的政治時代。2020 年民主黨初選候選人競相將全民醫保、綠色新政、就業保障和全民基本收入納入全國性運動。這些數字從未增加，但當利率較低且通脹仍是遙遠的記憶時，這似乎更為合理。然而，高通脹和高利率導致卡馬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的 2024 年競選活動忽視了她過去的大部分進步承諾。

在右翼，零利率政策時代多年來一直熱議產業政策和行使行政國家權力。有限政府的時代已經結束，里根主義過時了，我們現在都是社會民主黨人，新右派如此說道。這些人現在正面對特朗普第二任白宮任期的現實意義：一個更熱衷于刪除政府機構、減稅和反對歐洲監管的共和黨，而不是將左翼經濟政策與右翼社會政策相結合。

氛圍轉變的經濟驅動力似乎將持續存在，即使某些共和黨政策引發社會反彈。美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最近對國會表示，他認為中性利率（經濟在充分就業和穩定通脹下運行的利率）現在高于新冠疫情前。通脹仍然是個問題，零利率政策時代已徹底過去。繼續像資金免費一樣行事的 CEO 和政治家將付出高昂代價。氛圍可能已轉變，但美國的本質仍是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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