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庫倫辦事大臣的書法作品，歷史文化的價值

作者/孫樹恒

一

在收藏家任志勇先生的珍藏中，以蒙古近代350年歷史為脈絡、四大主題為綱領的豐富藏品，是一座塵封的歷史寶庫，靜靜訴說著往昔的故事。其中，承載著清朝庫倫辦事大臣印記的文物，更是散發著獨特的記憶，讓我走進那個遙遠而又充滿傳奇色彩的時代。這些文物不僅與清朝邊疆治理緊密相連，還與古老的萬里茶道息息相關，而庫倫辦事大臣留下的書法作品，更是其中的瑰寶，折射出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與社會風貌。

二

庫倫辦事大臣的歷史溯源。

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開啟了萬里茶道的大門。晉商們敏銳地捕捉到商機，開始從南方茶源地精心采購茶葉，歷經千辛萬苦運往恰克圖。恰克圖這個原本并不起眼的地方，迅速崛起成為中俄茶葉貿易的重要集散地，萬里茶道的運銷線路由此正式形成，一條連接著中國內陸與俄羅斯乃至歐洲的經濟文化紐帶，國際大商道。

1727年，清朝政府為了加強對喀爾喀蒙古地區的管理，設立了庫倫辦事大臣。這一官職全稱“欽差庫倫辦事大臣” ，駐地位于現今蒙古國的烏蘭巴托，其品級為從二品，職權大致相當于省級巡撫。庫倫辦事大臣這一職位大多由滿人出任，首任滿族大臣是諾木琿，而首任蒙族大臣則是喀爾喀郡王桑寨多爾濟。在清朝的歷史中，滿缺庫倫辦事大臣至少有22任，由于部分人物存在重復任職的情況，實際擔任這一職務的人數約20人。

庫倫辦事大臣肩負著眾多重要職責。在邊務方面，他們嚴密守護著邊疆的安全，時刻關注著邊境地區的動態，防止外部勢力的侵擾；在互市管理上，積極促進中俄貿易的有序開展，制定相關規則，保障貿易的公平與繁榮；司法領域，他們秉持公正，處理各類糾紛案件，維護社會的法治秩序；驛站管理同樣不容忽視，確保了信息的快速傳遞和人員、物資的順暢流通。此外，庫倫辦事大臣還負責與俄羅斯進行交涉事務，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大庫倫及其徒眾事務，以及大庫倫和恰克圖的漢商和喀爾喀東部土、車二盟事務。通過履行這些職責，庫倫辦事大臣在清朝政府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有效地統治了喀爾喀蒙古，促進了漠北蒙古各部落之間的和睦相處，維護著北疆的安全與穩定。其轄區恰好處于中俄貿易的要沖地帶，見證了茶葉之路的興衰榮辱，成為這段輝煌歷史的重要見證者。

三

清朝官員及庫倫辦事大臣的素質要求

一是深厚的文化功底。在清朝，官員的文化素養備受重視，庫倫辦事大臣也不例外。當時科舉應試所要求的館閣體書法，以其工整規范而著稱。這種字體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個性，但卻充分體現了制度對文人的規訓。官員們從小就開始刻苦練習館閣體，一筆一劃都嚴格遵循規范，這不僅是為了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更是為了展現自己的文化修養和對朝廷制度的尊重。能夠熟練書寫館閣體書法，意味著官員具備扎實的文字功底和嚴謹的治學態度，這也是他們進入仕途的重要敲門磚。

二是精通多門語言文字。由于庫倫辦事大臣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復雜的民族環境，懂漢文、滿文和蒙文成為必備技能。漢文是清朝官方通用的文字之一，是與中央政府溝通、處理公文的基礎；滿文作為滿族的母語，是清朝統治者的重要文化符號，也是維護滿族統治階層內部交流的關鍵；蒙文則是喀爾喀蒙古地區的主要文字，庫倫辦事大臣需要與當地的蒙古王公、百姓進行溝通交流，處理政務，精通蒙文能夠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了解民情，有效地開展工作。只有熟練掌握這三種語言，庫倫辦事大臣才能在不同的場合、面對不同的人群時，準確地傳達信息，處理各種事務，促進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三是廣泛的知識涉獵。清代滿漢大臣大多對國學有著深入的研究，甚至精通醫術，正所謂“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在那個時代，國學被視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官員們通過學習儒家經典、歷史、文學等知識，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和政治智慧。而精通醫術則體現了官員們的濟世情懷和對生命的尊重。在邊疆地區，醫療條件相對落后，庫倫辦事大臣如果具備一定的醫術，不僅可以為自己和身邊的人治病，還能在必要時為當地百姓提供幫助，贏得民心，增進民族之間的感情。這種廣泛的知識涉獵，使得庫倫辦事大臣在處理政務時能夠從多個角度思考問題，更好地應對各種復雜的情況。

四是赴任之路的艱辛與挑戰。清朝官員赴任邊疆，需遵循嚴格的行程制度。庫倫辦事大臣作為二品大員，其赴任路線通常由兵部與理藩院共同規劃，以驛道為核心，串聯起直隸、山西、內蒙古直至喀爾喀蒙古的驛站網絡。據《清會典》記載，從北京至庫倫的驛道全程約2500里，單程耗時需40-50日。這一過程充滿不確定性。途經大漠、戈壁、草原，夏季烈日炙烤，冬季寒風刺骨，常有沙塵暴與暴風雪阻斷行程。驛站補給有限，官員需自備馬匹、帳篷與糧食，部分偏遠路段甚至需依賴蒙古牧民的接濟。邊疆地區民族關系復雜，官員需時刻警惕潛在的安全威脅，如匪盜滋擾或部落沖突。

首任庫倫辦事大臣諾木琿在日記中記載：“出張家口后，黃沙蔽日，人馬皆裹氈而行。七日未遇人煙，唯見白骨橫道。”這種艱辛歷程，使官員們對邊疆治理的復雜性有了切身體會。長途跋涉不僅是地理遷移，官員們沿途接觸漢、滿、蒙等多民族文化，穿越蒙古草原時，官員多拜訪喇嘛寺廟，其書法中偶見藏傳佛教元素。松筠任庫倫辦事大臣期間，曾在歸化城停留月余。

四

庫倫辦事大臣的書法作品賞析

在任志勇先生的收藏中，有十幅珍貴的書法作品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套壽聯（上下兩聯）是時任庫倫辦事大臣哈爾哈扎薩克固山貝子納穆吉勒多爾濟為母親85 歲大壽所精心書寫。這對壽聯，從字體看，結構嚴謹，布局整齊，筆畫圓潤飽滿，給人一種端莊、肅穆的美感。這種書法風格不僅體現了清朝官方對書法的審美標準，更反映了庫倫辦事大臣嚴謹的工作態度和對朝廷制度的嚴格遵循。從內容上看，壽聯中充滿了對母親的敬愛和祝福之情，用詞文雅，對仗工整，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尊老敬老的美德。每一個筆觸都仿佛蘊含著辦事大臣對母親的深深眷戀，以及對家族傳承的重視。

另外八聯則是由當地旅蒙商號聯合題寫。這些書法作品風格各異，但都展現出極高的藝術水準。它們的內容圍繞著對庫倫辦事大臣及其家族的贊美和祝福，以及對當時社會繁榮、商業興旺的美好期許。這些書法不僅是藝術珍品，更是當時社會風貌和人際關系的生動寫照。旅蒙商號聯合題寫壽聯，一方面表達了他們對庫倫辦事大臣的尊重和敬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商業階層與官方之間的緊密聯系，以及他們對當地社會穩定和商業發展的共同期望。

四

這些承載著清朝庫倫辦事大臣印記的文物和書法作品，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它們是歷史的見證者，為我們研究清朝時期的邊疆治理、民族關系、商業貿易以及文化藝術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一是學術合作是深入研究這些藏品的重要途徑。通過與歷史、文化、藝術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合作，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藏品進行分析和解讀，挖掘出更多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專家們可以運用專業知識和研究方法，對書法作品的風格、年代、作者進行考證，對文物所反映的歷史事件和社會現象進行深入研究，為公眾呈現一個更加全面、準確的歷史畫面。

二是數字建檔也是保護和傳承這些藏品的有效手段。利用現代數字技術，對藏品進行高清拍照、三維掃描等，建立詳細的數字檔案。這樣不僅可以永久保存藏品的信息，防止其因時間、環境等因素而損壞，還可以通過互聯網平臺，讓更多的人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欣賞到這些珍貴的文物和書法作品。

三是主題展覽則是讓藏品與公眾直接接觸的重要方式。可以舉辦以清朝庫倫辦事大臣為主題的展覽，將這些文物和書法作品集中展示，配以詳細的文字說明、歷史背景介紹和多媒體展示手段，可以讓觀眾更加直觀地了解清朝時期庫倫地區的歷史和文化。展覽還可以舉辦講座、研討會等活動，邀請專家學者與觀眾進行互動交流，進一步加深觀眾對藏品的理解和認識。讓這些珍貴的歷史記憶在當代社會中煥發出新的活力，成為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橋梁，讓后人銘記那段輝煌而又充滿故事的歷史。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內蒙古大盛魁公司文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