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解手電影

由肖央、春夏主演的電影《陽光照耀青春里》即將于4月4日上映。影片講述程序員何立為因“偏執行為”擾亂公司融資計劃，被強制送入精神病院的故事。這一設定不僅引發觀眾對“精神障礙污名化”的反思，更掀起關于“職場高壓致心理創傷是否應認定為工傷”的激烈討論。

何立為的“偏執”是工傷，還是職場霸凌的犧牲品？

1. “被精神病化”的職場反抗者

影片中，何立為（肖央飾）因堅持優化游戲功能而拒絕配合公司融資需求，被高層以“偏執型人格障礙”為由強制送入“青春里”康復醫院。這一情節映射現實中企業為規避勞動糾紛，將員工異議行為病理化的操作——通過醫學標簽消解勞動者的話語權，將勞資矛盾轉化為“個人健康問題”。

2. 荒誕設定下的真實職場生態

“融資至上”的資本邏輯：何立為開發的游戲因不符合短期盈利目標被公司視為障礙，折射互聯網行業“唯KPI論”對創新力的扼殺。

精神暴力制度化：企業以“治療”名義剝奪員工自由，實為對異見者的規訓，暗合現實中“員工援助計劃”（EAP）被異化為心理操控工具的現象。

“青春里”的雙重隱喻：既是精神障礙者的庇護所，也是資本權力構建的“規訓監獄”，呼應福柯“瘋癲與文明”的哲學思辨。

精神損傷能否納入工傷范疇？

1. 現行法律框架的空白

根據我國《工傷保險條例》，工傷認定需滿足“工作場所、工作時間、因工作原因”三要素，但精神損傷因難以量化、歸因復雜，長期被排除在保障范圍外。影片中何立為的遭遇暴露了這一制度漏洞——他的偏執行為雖由工作壓力誘發，卻因缺乏醫學證據鏈無法索賠。

2. 國際經驗與本土困境

日本“過勞自殺”認定：若證明精神疾病與超負荷工作直接相關，家屬可獲賠償，但需長達數年的司法博弈。

國內司法實踐困境：2024年深圳某程序員因抑郁癥自殺案中，法院以“個人心理素質”為由駁回工傷認定，引發輿論嘩然。
《陽光照耀青春里》通過何立為的荒誕遭遇，叩問勞動法對“精神安全”的保障缺位。

3. 企業責任邊界的倫理爭議

影片中公司以“治療”名義支付醫療費用，實則將員工送入封閉機構以消除“麻煩”。這種“偽善關懷”揭露資本對勞動者身心健康的雙重剝削：既要求員工承受高壓，又拒絕承擔心理創傷的修復責任。

從“何立為”到“我們”，集體心理創傷何以療愈？

1. “被瘋癲化”的打工人群像

“青春里”的病友實為不同職場創傷的化身：

林春春（春夏飾）：因職場性騷擾導致創傷后應激障礙，隱喻女性在職場中的系統性弱勢。

李大宇（蔣奇明飾）：考試焦慮癥患者，象征“35歲危機”下中年人的技能恐慌。

洪兆慶（陳明昊飾）：手握鑰匙的“權力癥候群”，諷刺管理層以控制欲掩蓋能力焦慮。

2. “瘋癲”與“正常”的辯證重構

影片通過角色特輯中“當我和世界不一樣”的質問，顛覆傳統精神疾病敘事：何立為在“青春里”反而獲得創造力自由（如用摩托車爆爆米花），暗示職場“正常”標準本身可能是壓迫性建構。監制饒曉志直言：“他們甚至可以爆出一個新世界”，挑戰主流社會對“生產力”的狹隘定義。

3. 療愈機制的公共性缺失

“青春里”作為烏托邦式存在，反襯現實中心理健康資源的匱乏：我國每10萬人僅有2.7名精神科醫生，企業EAP覆蓋率不足15%。影片以荒誕治愈情節呼喚社會支持體系的完善。

黑色幽默如何解構沉重議題？

1. 《無名之輩》團隊的社會觀察基因

監制饒曉志延續其對邊緣群體的關注，將精神病院轉化為觀察社會的棱鏡。導演曾海若（《眾神之地》）注入紀錄片式的人文關懷，通過“病歷本”道具（破碎手表、ESC鍵）實現隱喻敘事。

2. 演員的顛覆性表演與共情建構

肖央的“社畜式癲狂”：通過肢體語言（如抽搐、碎碎念）外化心理崩潰，讓觀眾直觀感受職場高壓對身心的摧殘。

春夏的“創傷詩意化”：以照料樹木的細節，將PTSD轉化為生命韌性的象征，消解疾病污名。

3. 類型化敘事的社會動員力

影片將勞資矛盾包裹在“越獄喜劇”外殼中：何立為與病友策劃的荒誕逃脫計劃（召喚外星人、變裝出逃），實為對職場壓迫的象征性反抗。這種“笑著流淚”的敘事策略，降低公眾討論精神健康議題的心理門檻。

當“何立為”成為時代注腳，我們如何重建職場人性之光？

《陽光照耀青春里》以精神病院為舞臺，上演了一出資本與人性博弈的現代寓言。它迫使觀眾直面兩個殘酷問題：當企業將員工逼至精神崩潰，是否構成新型工傷？當“正常”成為壓迫工具，我們是否都是潛在的“何立為”？影片未給出簡單答案，但通過何立為在“青春里”的重生暗示：唯有打破績效至上的異化邏輯，承認心理健康的勞動價值，才能真正實現“陽光照耀”每個職場人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