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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3月18日，美俄元首再次通話，雙方達成包括“俄烏30天內不攻擊對方能源基礎設施”在內的多項共識。次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又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話，就實施“部分停火”達成一致。就目前而言，俄烏沖突離全面停火似乎又近了一步，但涉及烏克蘭土地劃分等關鍵議題的談判尚未展開，各方角力仍處膠著狀態。

此前，特朗普曾表示，俄烏沖突永久和平協議可能包括基輔就領土問題做出讓步，以及俄方擁有對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站的控制權，還曾稱將進一步討論俄烏“分割特定資產”。俄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杰夫近日則以“餐廳隱喻”形容當下局勢，“餐廳里只有俄羅斯和美國，烏克蘭和歐洲在菜單上”。這不禁讓外界聯想起1945年雅爾塔會議中，美蘇瓜分歐亞勢力范圍的那段歷史。

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國際政治教授兼學術院長Monica Duffy Toft近日在《外交事務》上發文指出，盡管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端倪尚未顯現，但當今地緣政治格局與二戰時有著驚人的相似：主要大國正試圖通過彼此協商重構全球秩序，恰似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盟國領袖重塑世界版圖。大國正重新以硬實力劃定勢力范圍，這或將使全球秩序經歷動蕩。

圖源：Foreign Affairs

2022年爆發的俄烏沖突延宕至今，已不僅僅是一場地區沖突。

自2014年吞并克里米亞以來，俄羅斯便開始全面試探所謂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并不斷測試西方捍衛這一秩序的底線。這場戰爭不僅迫使歐洲重新審視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也促使美國決策層重新評估對外承諾的意愿。此外還有并非戰爭當事方的中國，被塑造成了俄羅斯的“支持者”。

其余國家也不得不思考一系列問題：如何平衡與強國、交戰國之間的關系？當下出于實際利益的考量與道義、立場，站在未來數十年后來看，到底還是不是明智之舉？

18日，美國新興新聞機構“旗語”（Semafor）獨家報道稱，特朗普政府正考慮承認克里米亞地區為俄羅斯領土，作為未來結束俄烏沖突的和平協議的一部分。圖源：新華社

冷戰后二十年間，上述的問題似乎一直退居次要地位。蘇聯解體極大緩解了西方對世界大戰的恐懼，這種恐懼曾讓西方容忍蘇聯在中東歐的勢力范圍。很多政治領袖與戰略分析家都寄希望于多邊主義與新型集體安全機制，期待零和式地緣政治博弈就此退出歷史舞臺。

然而，國際局勢的演變打破了這種幻想：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機重創西方經濟體；普京不斷鞏固權力；中國加速拓展全球影響力。國際政治迅速回歸傳統的強權邏輯，大國再度倚仗軍事威懾、經濟制衡與外交脅迫來劃分勢力范圍——即便并不對某地區行使主權，但仍舊可以通過各種手段施加經濟、軍事與政治影響。

就目前而言，盡管還沒有世界大戰的端倪，但地緣政治格局與二戰時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主要大國正試圖通過彼此協商重構全球秩序，恰似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盟國領袖重塑世界版圖，彼時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和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會面，并協商劃分歐洲劃勢力范圍。?

雅爾塔會議標志著二戰后的國際秩序重塑，但也加劇了東西方陣營的對立，成為冷戰的起點。圖源：Wikimedia Commons

這類談判甚至不需要出現在一場正式會議上。就比如在俄烏沖突的和平談判中，如果中、美、俄三方都達成共識，即權力比意識形態分歧更重要，那么他們實際上就是在重演雅爾塔會議，決定周邊國家的主權與未來。

與雅爾塔會議上兩個民主國家（美國、英國）與一個專制政權（蘇聯）博弈的局面不同，在當今世界，政體差異已不再構成共同利益認知的藩籬。換句話說，實力就是硬道理，這實質上就跟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描繪的一樣：

“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在此種世界格局下，北約、歐盟等多邊機制都會被邊緣化，而小國的自主權也可能遭受擠壓。

在過去二十年里，推動權力政治回歸的國家——包括俄羅斯和美國——無一例外地由推崇“讓國家再次偉大”的政治強人掌舵。這并非歷史巧合。此類領導人一面渲染國家當下國家的處境受制于內外敵對勢力的“屈辱現狀”，一面虛構出輝煌的往昔圖景，并由此激發屈辱感，進一步強化了一種信念，那就是國家的復興只能依靠硬實力來實現，而掌控與拓展勢力范圍就能恢復日漸消逝的強國榮光。

對于俄羅斯而言，烏克蘭遠不足以實現普京對俄羅斯應有地位的構想；而對于美國而言，甚至開始設想吞并加拿大。

另一種情形也是可能的，即歐盟和北約在大國擴張、博弈中不斷適應新的環境，并在其中充當制衡力量，阻礙美國、俄羅斯等強權國家利用硬實力實現自身狹隘的國家利益。然而這些潛在的制衡力量必須積極爭取支持，同時利用全球化對大國分割世界的擴張企圖形成天然障礙。

特朗普支持者拉起“MAGA”橫幅。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勢力范圍”回歸國際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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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范圍”這個詞最早出現在1884-85年的柏林會議（Berlin Conference）上，當時歐洲列強制定了瓜分非洲的規則。但其實這個概念起源更早，早已在影響多國的國際戰略了。

比如1803-1815年的拿破侖戰爭時期，法國試圖通過武力占領周邊國家、并扶植忠誠的傀儡政權來擴大其影響力。再比如英國和沙俄為了爭搶中亞（尤其是阿富汗）的控制權，也經歷了長期的斗爭。美國1823年的“門羅主義”更為直接，直接宣布歐洲國家不許插手美洲事務，相當于把整個拉丁美洲劃為美國的勢力范圍。

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由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于1823年提出，主要目的是阻止歐洲列強在美洲大陸的殖民擴張，并確立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圖源：Wikimedia Commons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列強構建勢力范圍的角逐催生出新型同盟體系，最終誘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總統威爾遜在戰時為削弱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與奧斯曼帝國的合法性，將殖民主義稱作是“對民族自決的暴行”，動搖了其道義基礎。此舉也使美國盟友——尤其是法國和英國遭受損失，面對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潮，兩國愈發難以維系海外殖民地。

到二戰結束時，因為“勢力范圍”與“殖民主義”有緊密關聯，兩個概念已被國際社會視為落后且易引發沖突的政治遺產。

但雅爾塔會議卻讓“勢力范圍”這一概念回歸國際舞臺。雖然雅爾塔體系本質上是所謂民主國家陣營的妥協，被認為是阻止另一世界大戰的權宜之計。彼時英美兩國均已深陷厭戰情緒，難以繼續維持軍事動員。在缺乏有效威懾手段的情況下，阻止蘇聯紅軍西進的唯一途徑就是滿足其地緣政治訴求。

在十九世紀，強權競爭聚焦軍事與經濟硬實力；而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冷戰催生了新的大國博弈維度：美國通過好萊塢文化、對外經濟援助、頂尖高等教育吸引力、海外投資以及其他海外項目（推行美式民主以及創立“和平隊”等組織）構建了全方位的“軟實力”影響力網絡；

蘇聯則在全球范圍展開共產主義宣傳，更以“積極措施”（Active Measures）為綱領開展針對民主國家的認知戰，長期散布虛假信息分化西方社會。

隨著1991年后意識形態對抗讓位于市場化改革、民主化進程與全球化浪潮，勢力范圍這一概念看似失去現實意義。在冷戰時期涇渭分明的意識形態鴻溝消解后，國際政治學者普遍認為，世界政治將轉向經濟相互依存的模式。另外，通過協作解決全球性難題的實踐也體現了多邊主義的優勢。

民主原則在全球范圍的傳播，以及前蘇聯及東歐集團國家快速融入國際制度體系，更強化了“權力應當（且能夠）通過多邊合作機制實現分散化”的觀念。

1997年《北約-俄羅斯基本法案》（NATO-Russia Founding Act）作為冷戰結束后確立北約與俄羅斯關系框架的關鍵，被視為典型案例。它明確規定締約方承諾避免構建勢力范圍，要求北約與俄羅斯致力于在歐洲建立“不存在割裂界限或限制任何國家主權的勢力范圍的共同安全空間”。

強權政治的強勢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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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強權政治在俄烏沖突前就已經死灰復燃。1999年北約在美國主導下對科索沃進行軍事干預；2003年美國不顧盟友反對發動伊拉克戰爭。這些均表明領導者們仍篤信軍事升級可作為鞏固強國地位的可行選項。

近年來，中美圍繞全球科技經濟主導權的博弈愈演愈烈——美國對華為等中國科技巨頭實施制裁，而中國則投入重金構建替代性供應鏈，并推進規模空前的“一帶一路”倡議。與此同時，美國及其盟友正將金融制裁武器化，作為遏制戰略對手的重要工具。

俄羅斯的戰略選擇則始終體現著“以弱制強”的博弈智慧。面對物質實力差距，其運用混合戰爭手段持續削弱西方：通過網絡攻擊（如干預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與美國大選）、系統性信息操控等非對稱戰術，成功穿透傳統防御體系。

從普京近年來的多次演說可見，其地緣政治觀念始終植根于勢力范圍邏輯——他始終無法理解北約在蘇聯解體后繼續存續的合理性，更難以接受北約東擴將整個歐洲轉化為美國勢力范圍的事實。這種認知分歧最終演化為行動：自2008年格魯吉亞戰爭起，俄羅斯逐步升級混合戰爭策略（包括利用代理人武裝力量），2014年吞并克里米亞標志著戰術轉折，最終在2022年以全面戰爭形式攤牌。

如今，正在浮出水面的烏克蘭危機解決方案，更加標志著19世紀式地緣政治的強勢回歸——即大國對弱勢國家單方面強加規則。俄羅斯與美國參議員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聯合施壓，要求烏克蘭接受領土割讓并承諾不加入西方軍事聯盟，這種安排幾乎將使烏淪為俄戰略附庸。

美國媒體10日報道，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當天稱，烏克蘭在未來達成的任何俄烏和平協議中都必須做出領土讓步。圖源：Wikimedia Commons

若施壓成功，戰爭的結局將使動用武力推進國家利益的行為成為常態，這種轉變是前所未有的。盡管過去數十年間大國屢屢試圖通過武力實現訴求，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案例均證明軍事干預代價高昂且適得其反。俄在敘利亞支持阿薩德政權的軍事行動未達預期，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更是陷入泥潭。諷刺的是，美國自二戰以來最大的外交政策轉向（指戰略收縮），卻在此刻給了俄羅斯戰略優勢。

一種較為古老的權力政治模式正在迅速回歸。

確立勢力范圍意味著主導大國削弱地理上鄰近國家的主權，就比如現在特朗普正試圖對加拿大、格陵蘭和墨西哥做的那樣。基于勢力范圍的政治秩序還依賴于其他大國的默認共識，即不干涉彼此的勢力范圍。

1月9日，特朗普在社交平臺“Truth Social”上發布一張地圖，其中美國、加拿大和格陵蘭島都用黃色標記，暗示其心中所想的美國地理版圖。圖源：真實社交

多方博弈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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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濟和軍事實力衡量，俄羅斯已不再是一個大國。然而，今天的俄羅斯經常被與蘇聯混同，這使其擁有超出實際能力的“光環”——它仍是不容忽視的核力量。在美國、中國和俄羅斯都認同避免核戰爭的情境下，相互承認各自的勢力范圍可以作為遏制沖突升級的機制。

結束烏克蘭戰爭的談判可能類似于一場新的雅爾塔會議，而中國的角色或許會類似于1945年英國的角色。在雅爾塔會議上，英國雖然因二戰而削弱，但憑借其帝國遺產仍被視為大國，在平衡美蘇利益的同時，也維護了自身的地緣政治關切。

3月11日，美國和烏克蘭代表團在沙特阿拉伯吉達會談。圖源：新華社

但跟當年雅爾塔會議那樣清晰地劃分勢力范圍不同，現在劃分勢力范圍比較棘手。在一個全球化程度不高、大國都依賴鋼鐵和石油的世界里，劃定并尊重地理上連貫的勢力范圍要容易得多。但在今天，大國所需的關鍵資源遍布全球，使勢力范圍的劃分更加復雜。

比如，臺灣地區就是一個敏感點，因為其生產的芯片對各國的經濟增長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美國斷然無法接受中國在芯片供應鏈上的主導地位，同時也不希望俄羅斯獨占烏克蘭的稀土資源。

此外，國家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正在不斷上升。如今，盡管日本和臺灣地區在地理上靠近中國大陸，卻更有可能被納入美國的勢力范圍。正因如此，中國正努力發展為海洋大國，并竭力破壞美國的海上影響力。

即便在未來，中美俄三方走向更具合作性的關系，歐洲國家也不得不自謀生路。德國和法國等國可能會制定獨立的安全戰略。而東歐國家，尤其是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很可能會要求歐洲盟友提供更多防務承諾，但對于這些承諾，歐盟國家可能既沒能力也不愿兌現。這種局面不僅會削弱美國在亞洲對盟友的戰略地位，迫使這些國家尋求其他防務合作，甚至走上擁核道路。而歐盟或許會因此加速轉型，變成一個更接近美國體制的聯邦制國家。盡管法國、德國和英國仍具備一定實力（其中法英還擁有核武器），但只有歐洲真正實現聯合，才能在軍事和經濟上有效應對來自中國、俄羅斯和美國的多重壓力。

如果美國與俄羅斯聯合對抗中國，那么日本和韓國可能會在中美之間采取平衡策略，推動更加獨立的外交政策，增強軍事自給能力，并努力實現其安全和經濟協議得多元化。日本可能加快軍事擴張，并尋求與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地區伙伴建立更緊密的聯系，而韓國可能通過深化與中國的關系來對沖其地緣政治風險。

如果俄羅斯進一步靠攏中國，歐洲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這種格局將強化類似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但如果俄羅斯和歐洲國家尋求更加獨立的外交路線，這可能促成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使它們成為“搖擺力量”，在中美之間施加影響，獲取戰略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地緣政治將呈現19世紀大國博弈與21世紀戰略集團競爭的混合模式。

澳大利亞將在經濟與安全戰略上面臨艱難選擇。它可以加強與美國的防務合作，深化與印度和日本的關系，并增加軍費開支以增強威懾力。但如果中國成功在亞洲建立其理想的勢力范圍，澳大利亞可能會選擇作為地區穩定力量崛起，強化自主性，而不是繼續作為美國主導集團中的附庸角色。

總體來看，勢力范圍很少是靜態的，而是不斷受到各方爭奪。勢力范圍這一概念的重新浮現也表明全球秩序正在經受考驗。這可能導致全球政治回歸到早期的權力政治模式。

但另一種可能性正在浮現：經歷數次動蕩危機的洗禮后，國際體系可能重拾以多邊合作、經濟全球化，以及美國主導（或集體協作）的安全機制為核心的規則秩序。

然而現實是，美國已不再是穩定力量。盡管不久前，美國還被視作遏制地區擴張主義的主要力量，如今卻似乎正在助長甚至效仿這類行徑。未來格局究竟會回歸可控的均勢平衡，還是陷入長期動蕩與對抗，取決于各方在勢力范圍爭奪中的博弈烈度——尤其是中、印、伊、俄、美等國為實現自身戰略訴求所愿付出的代價。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編譯 | 周浩鍇

審閱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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