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按語：

2012年，我與林順夫先生因《西游補》結緣。在他的引薦下，2014年我赴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學。次年6月，我從波士頓飛赴西雅圖，采訪了榮休后定居此地的林先生。由于忙于出版自選集《文本解讀與文化意趣》等工作，2023年初他才終于有比較充裕的時間來補充修訂原先的訪談稿。

林順夫教授游西湖于孤山入口照

考慮到整個修訂稿有近四萬字，而最后一部分專門談教學，故將其獨立出來，并再加以補充，而成了這篇教學訪談錄 。

趙紅娟：

您已經在《窺其門徑，識其意趣》那篇學術訪談錄里簡要說明了東海大學教育的特殊處，以及四年的本科學習對您后來作為人文研究者的影響。現在能否請您談一談東海四年教育對您后來“為人師”的影響？

林順夫：

東海創校者（尤其是時任聯董會執行秘書的芳衛廉博士[William P. Fenn]， 1903-1993）在近30年于中國辦大學的經驗基礎上，仿照美國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的理念，并應東亞特殊的社會環境，來構想這所新大學。

根據第二任（1957-1971）校長吳德耀先生（1915-1994）的記述，東海實施的是當時美國大學教育的主要潮流，尤其深受哈佛大學通才教育的影響 。

東海早期的通才課程包括基本語文（大一、大二中文及大一、大二英文）、歷史（中國通史及西洋文化史）、人文學科（邏輯、宗教、哲學和藝術）、自然科學（生物、化學和物理），以及社會科學（可以于政治學或社會學中選一）。語文、歷史和人文課程必須于大一、大二修完，而自然及社會科學則可于大三修完。

1970年代聯董會開始遞減其支持經費，迫使東海擴大招生名額以及開設夜間部以求自立。最嚴重的損失是這所新大學竟放棄其創校的教育理想和特色，而于1972年宣布停辦通才教育。

東海大學辦公樓

直到1984年東海才再跟其他大專一起依照教育部的規定開設通識教育。可嘆的是，這種改稱通識的教育并不是東海原先通才教育的恢復，在廣度和深度上，都無法跟早期東海相比。

作為東海創校時另一重要理想的勞作制度，也遭遇類似通才教育但比較不嚴重的轉變。我讀東海時，基本勞作等同一門必修課程，為期兩年，每星期有五天必須勞作，而主要的項目包括在餐廳洗餐具，打掃教室、校園以及學生宿舍的水溝和浴室廁所等。其用意在培養學生負責、服務、勤勞及團隊精神。

基本勞作從來沒有被停辦過，但后來時間被縮減為一年，甚至廁所的清掃也于2021年被取消。除此基本勞作外，東海還有完善的工讀（也稱助學）策劃，來幫助像我這樣家境比較不富裕的學生。

基本勞作之一部分：男生餐廳洗餐具（攝于1961年秋）

因為是私立大學，加上住校的規定，讀東海所需費用當然就比公立學校昂貴。除了大四外，其余三年都是我自己靠打工來掙生活費的。我開始打工時是打掃圖書館并在其地板上打蠟，后來在圖書館雜志部門做整理及編排工作，最后大三時還當了基本勞作的清掃小組長等。當然，這些工作都是由學校的勞作室分配的。

讀完大二那年暑期，正好碰上由附屬于美國國務院的教育及文化事務局（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贊助的“中華文明研習會”（Institut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在幽靜的東海校園舉辦（1963年6-7月間）——這是研習會第二次在東海舉辦。

我很幸運地被勞作室雇用為打工的學生之一。我被分配到供應受邀來開課或演講的學者吃住的“招待所”服務，負責打掃學者們的臥室、整理他們的床鋪，并與其他工讀生于夜間至翌日清晨輪班看管招待所以維持安全。

除了獲得工資外，這份工作還讓我有幸遇見多位著名學人，瞻仰他們的風范，甚至當面向他們請益。

我仍記得當時有緣遇到或親近下列世界級人物時心中的喜悅與慶幸之感：東海首任(1955-1957)校長曾約農先生(1893-1986)，詩人作家余光中先生（1928-2017），中國歷史名學者劉子健先生（James T. C. Liu， 1919-1993）與許倬云先生（1930-），人類學家陳奇祿先生（1923-2014），及史密松學院的美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之人類學策展人威廉·特勞斯代爾（William B. Trousdale, 1931-2006， Curator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等。

東海大學人文大樓

毋庸置疑，在“中華文明研習會”工讀，加深了我從通才教育體驗到的“將目光投向遙遠的地平線”之信念。

趙紅娟：

您曾經告訴過我，說您剛進東海大學時，英文程度很低，可是在大三那一年，您竟然能在臺灣的大學英文演講比賽中，榮獲第二名。可否談談您在東海學習英文以及其他外文系基本課程的經驗？

林順夫：

東海創校時，學生必修的大一、大二英文和外文系所有課程，都是由柯安思小姐（我們都稱呼她Miss Anne Cochran，1902-1999）依據她在燕京大學二十五年的教英語及英國文學的經驗而規劃的。

關于大一英文，柯小姐堅持幾個原則：一、采小班制，每班最多十幾個人，讓每位學生有充分練習的機會。二、教員必須來自母語為英語的國家。三、按程度分班。四、教材統一，并以精讀為重點。

關于大二英文，除維持小班制外，還考慮到系別。對外文系學生，重點則放在西洋文學概述上。外文系本身的課程，按照文學時代分成：“古代文學”（以古希臘文學及圣經為主），“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二十世紀文學”，以及“莎士比亞”等。

與“高級口語”老師Kit Salters及其當時妻子在林家老宅合影

此外，還有“高級口語”、“高級作文”、“語言學”、“翻譯”、“新聞學”等等。這些都是給大三、大四主修英文的學生開的課，除“高級口語”及“高級作文”是必修外，其余可以按照個人興趣并經系主任準許選修以滿足學分要求。

到系辦公室與老師交談以及英文課堂里是只許說英語的。我剛進東海時，雖然心中記了不少英文字與文法規則，可是除了最簡單的句子外，大部分的英文都看不懂，一句英語也不會說。

我第一次跟系主任柯小姐見面就是一個終生難忘的尷尬經歷。她給了我一張英文表格，要我填。除了英文不行外，心情緊張更使我不知所措。連“我中學是在臺中一中念的”（I attended Taichung First Middle School.）這么簡單的英語都說不出來，還得系主任告訴我！按照大一英文能力分班考試的成績，我被分配到F班（即倒數第二班）！

這兩件丟臉的事情激勵著我學好英文。從發音到句子解讀以及造句，我都按照柯小姐精心安排的課程把前此學過的英文徹底檢修一番。一碰到不懂的地方，問題再小也絕不放過，馬上去問負責F班的、專攻語言學的湯姆·羅伯茨老師（Tom Roberts）。

記得有一次上大一英文的聽講練習課，錄音里那位美國人說話非常地快，有一句中有“sum’m”字，意思是啥，我根本不懂。第二天大一英文下課后我就去請教羅伯茨老師，他說：“sum’m”是“something”（即“某物/事”）的快讀縮寫，并且把“sum’m”念了，還要我跟著他念兩三遍。

與柯安思教授及謝培德教授于第九屆畢業典禮后合影

對于已經記了不少英文字及文法規則的我來說，從東海大一英文獲益最多的非“替換練習”（substitution drills )莫屬。

課本以及老師提供基本句型，讓學生替換句子中的一些重要文字。練習幾次后，句型記住了，同時我們也不費吹灰之力學會了造英文句子！

按照柯小姐的構想，初步作文也是這種替換練習。她用“主題書寫”（theme writing）來稱呼“初步作文”——這無疑是套用“主題變奏”（variation on a theme）這個音樂技巧術語。每次老師提供一段極為簡短的文章給學生，把其中重要字都刪除而用空行來代替，然后要求學生用自己的意思把空白填滿。

當時，系中有些英文程度本來就高的人曾私底下抱怨這樣教初步作文實在太小兒科了。程度差被分配到F班的我，自然覺得沒有抱怨的資格！

除了循規蹈矩把指定的材料都徹底消化外，我又利用時間——通常是大早起床后——拿課本里的文章或從圖書館借來的、由文學名著改寫供年輕人閱讀的英文小說來朗誦。地點就在男生宿舍旁的山溝深谷里。朗誦可以練習發音以及把握文章的抑揚頓挫韻律。

東海大學校園

就這樣一學年下來，我學會了聽、講、讀和寫簡單的英文了。在大一結束前，我們又必須再參加與入學當初完全一樣的英文程度考試。我竟然是全文學院（也許是全校大一）學生里英文進步幅度最大的學生！

接下去，我先談“大二英文”、“高級口語”和“高級作文”，因為它們是提供英文系學生一些基本功夫的課程，雖然后二者是大三時才修。前已述及，英語系學生念的“大二英文”就是“西洋文學概述”。

我們那一年，這門課是謝培德老師（Ivor Shepherd， 1931-2014）教的。謝老師是位高瘦的英國紳士，國際頂尖學府劍橋大學以英國文學及歷史雙主修畢業，說一口標準的英式英語，而對我們這些剛進外文系的學生來說，他說話的速度奇快無比。

除了每次講課選用的教材外，謝老師又指定威廉·艾倫·尼爾孫（William Allan Neilson, 1869-1946）和艾希禮·賀瑞斯·桑代克（Ashley Horace Thorndike, 1871-1933）合著、首次出版于1920年的《英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為必讀課本，并安排定期的小考以確定我們曾仔細讀過該書。“大二英文”為我們往后大三、大四選修的英國文學課程做了扎實的準備。

介紹演講、演戲和辯論技巧的“高級口語”由充滿活力與熱誠、口齒伶俐、多才多藝、專研“文化地理”的索克立老師（Christopher Salter）負責。

《英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除了指導我們重要的英語口語技藝外，我至今還印象深刻的是，索老師經常提醒我們少用如“a few of”(一些)、“a couple of”（幾個）等詞而以確定的數目代替，以糾正凡事“差不多”、“馬馬虎虎”的壞習慣。

索老師的熱心助人可拿一件事來證明。大四時，同班的學長謝源功向我提及合辦一個英文文學雜志的構想。我們跟索老師談及此事，他除了立即表示極力支持外，還說要設法從他母校奧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募印刷所需費用。后來他竟然募得了美金100元（1964-1965年時值新臺幣4000元），足夠我們出首期的印刷費用了！

我們把期刊定名為“Oasis”（即“沙漠里的綠洲”之意），還特地去請當時在建筑系任教的杰出現代畫家莊喆（1934-）設計了封面。雖然我們沒有經費再繼續辦下去，但索老師的鼎力相助令人沒齒難忘。

“高級作文”由說話溫和的畢欣潔老師（Kim Buell）[我們總是以Mrs. Kim Buell 來稱呼她。]講授。她先生畢樂純（Lawrence Buell, 1939-）是我們“20世紀英美文學”的老師，我等一下再介紹。

畢太太選用勞倫斯·珀賴因（Lawrence Perrine, 1915-1995）的《聲音和意義：詩歌入門》（Sound and Sense: An Introduction to Poetry）作為主要課本。

《聲音和意義：詩歌入門》（Sound and Sense ：An Introduction

這部初版于1956年的書是為剛開研究詩歌的大學生而寫的。自1956年迄2017年，此書已經出了15個版本。根據珀賴因在第8版的序言里的記述，他在編輯此版時、正式請曾于第6及第7版當他助手、熟諳該書意圖與結構的湯瑪斯·阿爾普（Thomas R. Arp, ?-2015）作為合著者，參與詩作的選擇、研究問題的制作、書中解析文字的改訂等工作。

第8版出版于1992年，而3年后珀賴因便去世了。第9版于1997年出版，由阿爾普和格雷格·約翰遜（Greg Johnson, 1953-）編輯，書名改為《珀賴因的聲音和意義：詩歌入門》（Perrine’s Sound and Sense: An Introduction to Poetry）。

往后所有新版的書名都有“珀賴因的”等字。書名這樣定的原因不外是要承續珀賴因已經受過長時間考驗的優良傳統。我且把這傳統簡單敘述一下。

如果記憶沒錯，我們用的是第一版本，因為第二版在1963年（即我大二下學期至大三上學期）才出版。

書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討論詩歌的元素，約占全書272頁的84%；第二部分選列一些好詩篇讓人進一步閱讀。第一部分又分成16章，從“什么是詩歌”、“閱讀詩歌”、“文字的本意及隱義”到“比喻語言”、“音樂性”、“如何分辨壞、好、卓越詩”等等主題，一步步展開論述。

編者細心地選錄有代表性的詩篇來闡釋每一主題，并且運用提問的方式來激發讀者自己去對詩篇思考體會。珀賴因強調詩歌是必須細讀、深挖、反復地閱讀，直到領會其中的妙處才能罷休。

林順夫教授與畢樂純夫婦合影

尤應指出，珀賴因很少用專門的術語，在其每章引言以及示例的分析里，他都用簡單明了的文字，透過縝密的邏輯，把他的意思直接表達出來。珀賴因的文字可說是簡潔論述文的典范。

我想這應該是畢太太選此書作為“高級作文”的主要課本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我們按照畢太太的吩咐，只讀編者每章的引言和幾首詩例，但能從美國文學研究界最暢銷的著作之一學習英文詩的欣賞及其寫作方法，真是莫大的幸運！

沒上過“高級口語”和“高級作文”兩課我是絕對不可能于大三第二學期參加由臺北扶輪社主辦的臺灣大專英文演講比賽的。

索老師在1964年3月下旬于“高級口語”課特別安排一個讓學生自己選一篇英文，然后以演講的方式念出其中一小段的機會。我選了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的“葛底斯堡演說”（“The Gettysburg Address”）。索老師于我念完開頭一小段后，對我的表演（包括肢體語言）作了建設性的評論，并鼓勵我去參加比賽。

我于課余時間用心地寫了一篇題作“現代的中華大學”（“The Chinese University in the Modern Age”）的演說詞，背熟了以后，就練習演講。

1964年5月6日晚參加扶輪社主辦的臺灣主要大學英文演講比賽時攝

東海校內的比賽在4月22日晚間舉行，我于9位競爭者中榮居第一。因為扶輪社舉辦的比賽將由第一名代表學校參加，所以英文系特別指派路易斯·克蘿福德老師（我們都以Miss Louise Crawford [1914-2010] 來稱呼這位專攻新聞學的老師）當我的演講教練。柯安思主任怕我受克蘿福德小姐的腔調之影響，以至帶著“娘娘腔”去參加比賽，特別囑咐我去請求教我們莎士比亞課的威廉·畢爾博士（Dr. William Buell）制作講詞的錄音磁帶，供我反復聆聽學習。

扶輪社的比賽于5月6日在臺北國際學社舉行。在此之前近兩星期內，我每天都找出時間聽畢爾博士的錄音，到山谷里背誦講詞，并去克蘿福德老師家演練，聽她挑剔、改進。扶輪社的比賽分作兩組：A組包括10所具有優良英文系的主要大學，B組由規模小而英文系也較不出色的大專院校所構成。

我榮獲A組的第二名。事后，克蘿福德老師興高采烈地恭喜我，并轉告我獲得第一名的成功大學代表的母親是英國人。順便交代，柯小姐于東海比賽后曾對我說她很欣賞我演講的內容——坦白說，沒上過畢太太的“高級作文”課，我是不可能寫出那篇講詞的。

現在讓我簡單交代1966-1967學年回東海英文系當助教時旁聽的幾門課程。按照學校的規定，當助教是有旁聽兩門課的權利的。

我去旁聽了蕭繼宗老師的“《楚辭》專書導讀”課以及王淮老師的“《莊子》專書導讀”課。讀中學時，我們的中文課包括《論語》及《孟子》的研讀。加上我選修了《左傳》和《詩經》以及旁聽《楚辭》和《莊子》，我總算有點“先秦時代文學”的基礎了。

《坎特伯雷故事》

那一年，新來了一位名叫大衛·費爾丁（David Fielding）的英國人，開“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課。在他討論杰弗雷·喬叟（Geoffrey Chaucer, ?-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時，我覺得機會難得，于是跑去聽他的課，也把他指定的喬叟故事讀了。

王淮老師講《莊子》，重點放在這部經典著作的思想上，當然也稍微涉及其散文特色。在說到《莊子·內篇》文筆的精彩處時，王老師順便提到徐復觀先生（1904-1982）的《中國藝術精神》，說徐先生肯定受到莊子的啟發，才能寫出那么杰出的文字。

我四年讀東海大學，最大的遺憾是沒有選修徐復觀大師的課，雖然我曾經去聽過他談論中國古代哲學的公開演講。當助教時，我倒是讀了徐老師的《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和《中國藝術精神》，兩部后來我在授課或寫作時常引用的書。

趙紅娟：

根據您的記述，您大三選修的“高級口語”課包含了介紹演講、演戲以及辯論技巧等成分，除了參加英文演講比賽外，您是否也參加了其他跟口語技術有關的活動？

林順夫：

雖然我從未參加任何正式辯論活動、或寫過關于中國古典戲劇的學術研究論文，我卻有兩次粉墨登場參與了現代英文話劇的演出。

林順夫飾演格雷戈里夫人《月亮上升》劇里的衣衫襤褸的男人

第一次在我大四下學期（1965年春天），教我們“高級作文”的畢太太邀請我飾演美國劇作家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 1897-1975）名作《我們的小鎮》（Our Town）三幕劇里的重要角色舞臺監督（stage manager）。

《我們的小鎮》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劇作，自1938年出版迄今85年間，此劇一直沒間斷地被搬上舞臺，也曾數次被拍成電影。根據“中國知網·學術期刊庫”所錄，近些年就有不少中國學人討論此劇。

它以美國東北部一小鎮的兩個家庭為主線，描述一群平凡的人經歷日常瑣事、愛情和婚姻、以及死亡的人生三階段。懷爾德在第三幕讓難產去世的女主角的靈魂回到曾經充滿著她的笑聲的地方，并特別讓她發現，那些平淡的生活瑣碎是多么的美好和珍貴。

從西方戲劇史的角度來看，比肯定小鎮的平凡日常生活還更重要的是，在寫《我們的小鎮》時，懷爾德有兩件互相關聯的戲劇美學創新。

首先，他賦予舞臺監督多重的身份，包括傳統的道具員，整個故事的敘述者，有時還扮演劇中的某一角色（如主持婚禮的牧師），同時又充當作者的化身，發表見解和評論。

其次，這樣可以頻頻出入劇情的角色使《我們的小鎮》成為一部很特殊的“戲中有戲”（plays within a play）劇作。由其他角色串演而出的小鎮人生活三部分構成“有戲”之小戲。而這些小戲則由舞臺監督綜合起來成一出大戲，即整部劇作。

《我們的小鎮》

“戲中有戲”在西方戲劇傳統中已經出現過。如莎翁的《哈姆雷特》（Hamlet）劇里，哈姆雷特就曾執導一出叫作《貢扎戈謀殺案和捕鼠器》（The Murder of Gonzago and The Mousetrap）的戲。哈姆雷特用這出戲來決定他的叔叔是否謀殺了他的父親，篡奪王位，并與他的母后結婚。

不過，我們不能忽視莎翁的《哈姆雷特》構成一封閉性的“現實幻覺”（illusion of reality），迫使觀眾全神貫注去欣賞領會。

與此不同，懷爾德創造舞臺監督來主導“戲中有戲”是要產生與他同時代的德國劇作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tch, 1898-1956）所論述的“敘述性戲劇”（narrative drama）企圖達到的“疏離效應”（alienation effect）。

久已為學界公認，懷、布兩氏在劇作里創造“敘述性戲劇”來追求“疏離效應”是受中國古典戲劇藝術的影響。中國京劇表演大師梅蘭芳（1894-1961）曾于1930年間到美國、1935年間到蘇聯訪問演出，都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總結地說，懷、布所受到的中國古典戲劇藝術的最重要影響，就是“舞臺本身就是一個虛構的世界”，徹底打破了“現實幻覺”的西方戲劇傳統。

我第二次參加英文話劇的演出是在回母校當外文系助教那年的下學期，即1967年春天。

格雷戈里夫人

當時，在系上教英文的何逸少老師（Mr. Nicholas A. Hormann）邀請我參加他執導的愛爾蘭劇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的獨幕劇《月亮上升》［Lady Gregory (1852-1932), The Rising of the Moon］。何老師要我飾演該劇的主角‘衣衫襤褸的男人’（A Ragged Man），并請系上教英文的同事戴玫如小姐（Miss Mary M. Dart）制作劇中主題曲“月亮上升”的歌曲。

格雷戈里夫人與20世紀西方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威廉·巴特·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同是愛爾蘭文藝復興的要角。

尤應指出，早在1919年10月矛盾（即沈雁冰, 1896-1981）就把《月亮上升》譯介給中國讀者了，只是題目被譯作《月方升》。此后到1940年間，不同的譯本及改譯本陸續出現，而在抗戰時期此劇的中文改譯本話劇成為在中國演出次數最多的外國戲劇。此中緣由是因為此劇展現了愛爾蘭的革命理想及其民族文化。

劇中的衣衫襤褸男人是一位偽裝成民謠歌手的愛爾蘭獨立英雄。在越獄逃跑至一碼頭時，他與負責巡查及逮捕逃犯的警官相互試探和周旋。最后警官為越獄者摯熱的愛國心與民族意識所感動，放棄得100英鎊獎金的機會，讓他逃生。越獄者曾四次試圖演唱民謠片段，都被警官打斷了。

最后一次他從題作“月亮上升”的民謠選出各有四行的兩段來演唱，而他演唱的最后一行就是“當月亮上升時”（At the Rising of the Moon）六個字。這首民謠與1798年在愛爾蘭爆發的反抗英國統治的革命運動有關。

“月亮上升”這個意象不僅是用來作起來反抗的信號，也象征人民對革命成功希望的升起。當然，越獄者特別從這民謠選段落來唱的用意，應該是與來救援他的人打信號。

《劍橋愛爾蘭戲劇史》

參與飾演上述兩劇里角色的人都不是專業演員，然而所有觀眾的反應卻還不錯。雖然我在東海念書時以及以后都沒有把精力投注在研究戲劇上，可是竟然能夠參與兩出很杰出的英文戲劇，扮演其中的主要角色，真是莫大的榮幸。

其實，演講、演戲、辯論以及授課，都可以當作是不同的角色扮演來看待。而選修課程，除了瞻仰不同名師的個人風采外，也可以借機學習他們的表演技術。

趙紅娟：

俗話說，一位好先生，勝過萬卷書。您認為一個理想的大學老師應該是怎么樣的？

林順夫：

您的話使我想起永嘉五絕鄭曼青大師（1902-1975）在《鄭子太極拳十三篇》最后一篇“述口訣第十三”所說的如下語句：“謹錄要訣十二則如次。此皆澄師（楊澄甫師傅）所不輕易傳人者。每一語出。輒叮呤曰。余如不言。汝雖學三世。不易得也。此言何止重提數千遍”。

《鄭子太極拳十三篇》

我且只引一則來做例子。如下是第一個口訣：“曰松。澄師每日。必重言十余次。要松。要松。要松凈。要全身松開。反此則曰。不松。不松。不松就是挨打的架子”。

這位號稱“天下無敵”的太極拳大師楊澄甫（1883-1936），竟然不教他得意門生像大部分武俠電影里的高手把全身肌肉緊繃起來，而要全身放松！不像武林傳統有此處描述的“秘傳”的習俗，各學科有其效率好的學習方法，由好的老師去發掘傳授，再由學生自己去領會。 前面已經提過，我這個魯鈍的人，中學上了幾年英文的課后連一句英語都聽、看不懂也不會造，竟然從柯安思小姐所規劃的句型練習中很快就學會了講和寫簡單的英文。我也從畢太太指定的珀賴因的《聲音和意義：詩歌入門》課本學習到處理文本(尤其是詩歌)應注意的事項以及作文的基本技能。

在我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后，指導教授高友工先生要我去他辦公室談話，推薦沙塔克（Roger Shattuck）的《宴會年代：188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前衛藝術風格的起源》給我，期待我治學方法上有所提升。

回思我自大學以來的心路歷程，我真幸運有許多像這三位好老師的提攜，省了我多少時間和心力自己去摸索。

如果不顧韓愈（768-824）作“師說”時的原本語境，光是望文生義，“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可說已經簡要地把老師的主要職責講清楚了職務，在于“傳遞研究方法、講授領域知識、解決學生遭遇到的疑難”。不過，這三方面也許只夠得上為人師的基本條件。

《唐詩三論：詩歌的結構主義批評》

至于現代大學的理想老師應該是怎樣的呢？我曾經在一篇緬懷高友工先生的文字里提到這個問題；我且簡單重述說過的話來回答您的問題。

我認為高先生是符合他最欽佩的加拿大文論大師傅瑞（Northrop Frye，1912-1991）所提出的“理想老師”的理念的。

現代學者佛斯特（Graham Nicol Forst）曾從傅瑞龐大的著作中摘取相關的論述來給“理想老師”作界定：“傅瑞的理想老師……是課堂里的游戲之人，提供給學生游戲的能力與常規，讓他們可以自由地去說想說的話，去做想做的事。”

根據佛斯特，在其討論文化、教育、宗教以及文學批評的文字里，傅瑞主張：“人類有從‘智人’（homo sapiens）里脫穎而出、再以‘游戲人’（homo ludens）出現的必要。”

傅瑞的“游戲人”觀念來源自賀威行卡（Johan Huizinga，1872-1945）出版于1938年的《游戲之人：文化中游戲要素之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這本書。

《游戲的人：文化的游戲要素研究》

傅瑞和賀威行卡用“游戲”（play）來表示“一種頗有意識地放置于普通生活之外、并不嚴肅的自由活動”，一種“與物質利害無關，因此從中全無利益可求”的活動，也是一種“在其本身的時空境域里，依照固定的規則”去著手進行的活動。

傅瑞把授課當作“游戲”來看待，而這里的“游戲”是指一種“置于普通生活之外”、“與物質利害無關”、“依照固定規則”去進行的活動。在如此的界定下，理想老師的任務就是提供給學生可以自由地去研究特別學科的能力與常規。

既然以游戲來稱呼這種活動，對會玩的人，樂在其中也就不言而喻了。我唯一想補充的是，傅瑞的定義可以擴充為“理想的老師是課堂里及其他場合的游戲之人。”因為我從高先生學到的知識與治學方法，在課堂外并不比在課堂內少。

趙紅娟：

您在密大非常重視教學，讓人敬佩。在四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您最喜歡講授的是什么課？

林順夫：

我于1973年在密大亞洲語言及文化系 任教后，每學期都教三門課，其中一門是給研究院學生開的討論班課（graduate seminar）。

頭幾年還得跟一位同事合教三年級或四年級中文課，每人各負責一學期。等到系上專門負責教語言的講師人數增多后，我們也就不需教語言的課了。 我并不嫌惡教一些高級的現代漢語課，因為準備并不需花太多時間，而且可以選些有文學成分的作品作教材。

教了幾年的現代漢語還留下一件至今難忘的趣事。在語言課上，我常叫每位學生念一段課文，讓我聽聽他們的發音及語調。我久已發現很多說英語的學生在發漢語的第四聲時，常常力道不夠，一聽就知道走了音調。

《如何譯介，怎樣研究：中國古典詞在英語世界》

某年夏天在一個暑期三年級中文課上，有一天我突然心血來潮，對那些學生說，每次遇到第四聲時，要用類似空手劈（karate chop）的力氣來發音才行。后來每次碰到學生念第四聲不準時，我只要輕輕一舉右手掌，學生于大笑后就會自行改正。

研究生討論班課是在有提供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大學才有的。在密大我開過好幾個這類的課，主要供系上中國文學研究的碩士和博士班學生選修，當然每班人數不會太多，頂多五六人。

我開過“中國詩歌”、“唐宋詞”、“莊子”、“中國文論”、“憨山德清”等討論班課，以頭兩門的次數最多。我很榮幸能在密大這種好學府教資質和學力都優勝的研究生，深深體驗教學相長的益處。

為了節省時間，我只想在此談談最特出、我也最喜歡的如下三門關于中國文學及文化的大學本科課程：“中國的巨著”（Great Books of China）、“中國的藝術與文藝”（Arts and Letters of China）及“中國傳統幸福觀”（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吳德耀人文講座演講照片

這三門課之間存在些許相同與相異之處。首尾兩課的開始部分都討論了傳統中國宇宙觀，以提醒學生在進入另一世界前應做準備。上列三課程是按照籌劃的時間先后排列的。此外，首尾兩課全由我個人設計和講授，與“中國的藝術與文藝”由我們陣容強大的中國人文學科教授團隊來處理不同。

密大本來就有以西洋文化里的巨著為主的“巨著課程”（Great Books Program），并規定榮譽班（Honors Program）的學生必須選修一些這類課程。因為這些學生在入學時成績就已經比較優秀，他們選修了巨著課程就可以不必再修大一英文作文。巨著課程也因此需包含較多的寫論文份量。當然，有興趣的普通班學生也可以選修這些課程。

在管理層的邀請下，于1975-1976學年左右，我們系提供了一門“遠東巨著”（Great Books of the Far East）的新課，讓榮譽班的學生多一個選課的機會。這門新課由我和一位搞日本文學的同事去籌劃與講授。

我們把課程分為四個相等部分，我負責第一和第三部分討論中國，同事負責第二和第四部分討論日本。我們各從中、日傳統里挑選最具影響力而現代西方人也能欣賞的作品來構成新課的內容。

中國部分從《易·系辭傳》下第二章（即以“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開端那一章 ）和牟復禮《中國思想之淵源》討論“一個宇宙觀的起源”章 開始，接著由《詩經》及儒(《大學》、《中庸》)、道(《道德經》、《莊子》)、釋(《臨濟語錄》)經典選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再以部分《紅樓夢》作結束。

《北美中國古代文化論研究的漢學形式》

第一次來選課的學生很少，大概只有15人左右；幾年以后，我們的課成長很多，足夠分成兩班了。“中國巨著”（Great Books of China）課，除了原本甄選的材料外，我增選了部分《孟子》和《荀子》、全部《孫子兵法》、部分《西游記》、及全部《西游補》。來選修的學生達到上限50人，也足夠讓我雇用一位系上的研究生當助教，來主管討論班和短篇論文書寫的工作了。

于1980年代末期首次推出的“中國藝術及文藝”（Arts and Letters of China）是一門非常特殊的課程。從構想、召集同仁開會到呈遞課程的描述給文學院審核批準,此課能有完美成果都是梅儀慈教授的功勞。

這是一門極富創性的跨學科課程，由密大專攻中國哲學、宗教、藝術史、語言學、戲劇以及古典和現代文學的教授們講授。課程的重點不是中國人文傳統的概述，而是仔細研討一些重要并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彰顯中國文明的主題及觀察這些主題如何在由古至今的漫長歷史中持續、演化。

從開始起我就和藝術史同事艾瑞慈（Richard Edwards, 1916-2016）負責詩歌及繪畫部分，聚焦討論“意象”（image）在二藝術形式里所扮演的角色。后來我又加了園林和樂園這一部分。

《中國抒情傳統學派研究》

身為中國傳統文學與文化的研究者，我特感幸運能聆聽梅老師剖析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把一切都顛倒過來。除了負責現代文學部分外，梅儀慈還當此課的統籌者，擔負指導主管討論班、改學生作業、評定學生成績的助教之責任。

梅儀慈于2000年退休后，我把統籌的任務接過來，并把課程擴充為既跨學科又多媒體，增加了音樂及電影（尤其是對于電影界居主導地位的好萊塢拍片技術頗有影響的香港動作片）兩部分。

我跟隨梅儀慈的良好先例，每堂課都去上，這樣做有一個必要及兩個好處。由于休假、退休或其他原因，此課的師資團隊的流動性頗大，尤其在哲學、藝術史、佛教及現代文學等領域。

兩個好處是：

其一，聽課堂演講幫助統籌者掌握全課的內容，對期末做總結就容易了；其二，聽同事講課算是一個難得的學習不同授課風格的機會。

原來的師資隊伍包括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負責漢語），柯迂儒（James I. Crump [1921-2002] 負責古典戲劇和小說，于1988年退休），杜志豪（Kenneth J. De Woskin負責古代文化及敘事文，于2000退休），艾瑞茲（Richard Edwards 負責藝術史，于 1987年退休），梅儀慈（Yi-tsi Mei Feuerwerker 負責現代文學，于2000年退休），格里菲斯·福克（Griff Foulk負責中國佛教，后來離開密大），孟旦（Donald Munro [1931-2023]負責古代哲學，于1996年退休）以及林順夫（Shuen-fu Lin）。

詞學國際研討會參與人合影

后來加入隊伍的包括艾文賀（Philip J. Ivanhoe接替孟旦的古代哲學部分，于2003年離開密大），董慕達（Miranda Brown接替杜志豪的古代文化史，于2002年左右參加密大師資陣容），羅柏松（James Robson）、夏富（Robert Sharf）和本博澤（Benjamin Brose）（此三人輪流接替福克的佛教，后只有本博澤留在密大），包華石（Martin Powers接替艾瑞茲的藝術史）（倪肅珊 [Susan Nelson] 與鄭文倩 [Wen-ch’ien Cheng]曾于包華石休假時各替代一次），陸大衛（David Rolston接替柯迂儒的古典戲劇和小說），劉禾（Lydia Liu）、羅靚（Luo Liang）和唐小兵（Xiaobing Tang）（此三人輪流接替梅儀慈的現代文學，后都離開密大），林萃青（Joseph Lam負責音樂）以及馬耐庵（Markus Nornes負責電影）。

梅儀慈和我也都曾經在師資青黃不接時給過哲學和佛教的演講。總的來說，“中國藝術及文藝”在20幾年內一直維持在密大是一門很叫座的中國人文的本科課程。

不可否認，我參與此課的講授從同事們學到很多東西。我想只挑一句同事說過的俏皮話來結束這一段對“中國藝術及文藝”課的描述。

《中國抒情傳統的轉變——姜夔與南宋詞》

有一次，夏富（Robert Sharf）在解說佛教的“四圣諦”時，他問學生，有人能用最簡單的字句敘述佛教對于人生的看法嗎？結果沒人回答。夏富說，“我只用美國俚語兩個字就行了：Life sucks!（即人生令人厭惡！）”全班哄堂大笑。除了美國年輕人一聽就懂外，“life sucks”比佛教的“生苦”兩字要生動強勁多了！

趙紅娟：

我知道您接著要談“傳統中國的幸福觀”的課，我很好奇這門課如何講述的，主要采用了什么文本？因為前幾年，網絡公開課流行的時候，最有名的就是由哈佛大學心理學學者泰勒·本·沙哈爾（Tal Ben-Shahar）開設的《幸福課》。不知道您講授的“傳統的幸福觀”與之有沒有關聯？

林順夫：

我真是孤陋寡聞，完全不知道哈佛的泰勒·本·沙哈爾曾開過“幸福課”。“傳統的中國幸福觀”這門課是在2002年左右設計的。

當時我是受了美國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對于人生觀察的啟發。在《宗教經驗的類型：人性的一個研究》（奧克蘭：漂浮出版社，1902）（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A Study in Human Nature）（Aukland：The Floating Press, 1902）第四章開端，于聲明“幸福”是人生的主要關注后，他說：“事實上，如何獲得，如何保存，及如何恢復幸福，始終是大多數人的所作所為和愿意忍受的秘密動機。”

《宗教經驗種種》

我課的名稱里“對幸福的追求”（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一詞則來自美國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第二段開頭：“我們認為下列真理不言而喻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其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光看這詞，也許我們會覺得“對幸福的追求”在美國傳統里享有特許的地位。詹姆士的觀察足以使我們明白這種看法是不完全符合事實的。當然，我們得注意各文化有其獨特追求幸福的途徑。

我設計的課程第一堂從“什么是幸福”這個議題開始。我選了如下作品讓學生去讀：

1）麥克·艾森克，《幸福：事實與神話》的“什么是幸福”（霍夫，東薩塞克斯：勞倫斯·埃爾鮑姆）一章（Michael W. Eysenck, Happiness: Facts and Myths [Hove, East Sussex: Lawrence Erlbaum, 1990], “What is Happiness,” 頁 1-12）；

《蘇菲的世界》

2）喬斯坦·賈德，《蘇菲的世界：一本關于哲學歷史的小說》，波萊特·莫勒英譯（紐約：柏克萊書，1994）（Jostein Gaarder, Sophie’s World: A Novel About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Paulette Moller, tr. (New York: Berkeley Books, 1994)），頁130-139；賈德用極簡潔的語句敘述了西洋哲學史上的犬儒主義者、斯多葛學派、伊壁鳩魯派、新拍拉圖主義及神秘主義；

3）林恩·尼里于2003年7月3日在國家廣播電臺的《閑談國家》節目上主講“檢視‘對幸福的追求’概念”的文字記錄（Transcript of Lynn Neary, “Examining the Concept of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Talk of the Nation 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NPR], July 3, 2003）；

4）格雷戈里·巴舍姆，“托爾金的實現幸福六關鍵”和喬治·格雷西亞，“薩姆及咕嚕對于幸福生活的追求”，錄入格雷戈里·巴舍姆和埃里克·布朗森主編《魔戒和哲學：統治所有人的一本書》（Gregory Bassham, “Tolkien’s Six Keys to Happiness,” and Jorge J. E. Gracia, “The Quests of Sam and Gollum for the Happy Life,” in Gregory Bassham and Eric Bronson, eds., The Lord of the Rings and Philosophy: One Book to Rule Them All (Chicago: Open Court, 2003), pp. 49-60 and 61-71.）。選這些作品的目的是讓班上學生有一些關于幸福的基本概念。

接下去，我花全課三分之一的時間介紹中國古代的哲學傳統文化，其用意就是讓學生在顧全大局的前提下去討論中國人如何追求幸福。

大議題包括中國人傳統大體肯定人生的宇宙觀，對于自生自律自足的自然界之信仰，如何建構完美社會的辯論，什么算是美好的生活，幸福感的客觀和主觀條件，精神境界的提升，如何完成愛情、婚姻、子女、友誼、工作與娛樂、公共服務、藝術和學問的追求，以及對于命運、苦難、邪惡、戰爭和死亡的態度等。課程涵蓋的時間段從思想的黃金時代到18世紀為止。選讀的作品為廣義的文學，包括哲學，歷史，宗教以及純文學。

《周易卦序問題綜論》

課程后頭三分之二分作兩部分：

第一部分檢視秦始皇帝（前259-前210）、荊軻（？-前227）、李斯（？-前208）、陶潛（365-427）、李清照（1084-約1151）、憨山德清（1546-1623）等重要人物的生涯；第二部分集中在《金瓶梅》和《浮生六記》兩部敘事文學作品上。

寫于16世紀的《金瓶梅》，透過書中主要角色的沉溺于酒色財氣，作者生動地但又隱喻地描繪明朝的衰亡。沈復（1763-1809年后）的《浮生六記》（現僅存四記）是一部自傳體的敘事文學，記述一對普通但很有藝術陶養的夫妻，表面上度過失敗的生涯，卻快活地在他們的“失敗中”過活。

主要課本是：

艾文賀及萬百安主編，《古典中國哲學選讀》第二版（印第安納波利斯：哈克特出版社，2006）（Philip J.Ivanhoe and Bryan W.Van Norden,eds.,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Second Edition[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2006]）;

肯尼斯·力士樂（1905-1982）及鐘玲（1945-）英譯，《李清照詩詞全集》（紐約：新方向，1979）（Kenneth Rexroth & Ling Chung, trs., 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1979]）;

芮效衛（1933-2016）英譯《金瓶梅》第一冊:聚集（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3）（David Tod Roy,tr.,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Chin P’ing Mei,Volume One:The Gather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沈復，《浮生六記》，倫納德·普拉特及江素惠英譯（倫敦：企鵝，1983）（Shen Fu,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 Leonard Pratt and Chiang Su-hui,trs.[London: Penguin Books, 1983]）。

《金瓶梅》芮效衛英譯本

不包括在上列四書的其他讀物則掃描成PDF檔，上傳至課程的網站，供班上學生下載使用。

這些附加讀物包括從司馬遷（前145或前135-？）的《史記》選出的“秦始皇本紀”、“李斯傳”和“荊軻傳”，還有理雅各（1815-1897）英譯的《禮記·禮運》（德里：Motilal Banarsidass, 1966）（James Legge, tr.,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The Texts of Confucianis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66), “Li Yun” from the Li Ki [The Book of Rites], 頁364-93）和陸寬昱（1895-1978）英譯的憨山德清的《自序年譜》（Charles Luk, “The Autobiography of Master Han Shan” in PracticalBuddhism [London: Rider, 1971], 頁42-162）。

大概成書于戰國末到漢初，《禮記·禮運》是很寶貴的一部文獻，描述了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此文本里所呈現的美化遠古時代及注重道德修養兩特色不容忽視。憨山德清的《自序年譜》可算是中國第一部拋開美化傾向而轉趨紀實的自傳體年譜，彌足珍貴。

值得強調，中國自傳體的書寫是入清以后，才在《儒林外史》、《紅樓夢》、《浮生六記》等著作中充分體現的。

趙紅娟：

從您剛才的講述中，讓我聯想到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精彩比喻：“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是不是這種小魚從大魚游的情景同樣可以體現出您所謂的“游戲人”精神？不止于自己的“逍遙”，也能帶動起身邊的人，進入“眾樂樂”的境界。

林順夫：

梅貽琦校長（1889-1962）的比喻——從傳統的以“從游”來描述“跟隨師父學習”到“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的“自然而然”（“無為”）道家境界——確實精彩。他用大魚和小魚來比喻師生，也許是受了《莊子》書中“魚相忘于江湖”和莊子及惠子辯論“魚之樂”故事的啟發。

《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

不過，這兩個“以魚為寓”的出發點跟結論都不一樣了。傅瑞（Northrop Frye）雖在其晚年著作里提到道家思想，而且在其“理想的老師”論述里也用了“自由”一詞，莊子的“逍遙”和孟子的“眾樂樂”不是他所見到的（或者說“關注的”）更高一層教育效果。

也許我們可以總結地說傅瑞談論“游戲人”跟梅貽琦談論大學教育時的語境完全不同。關于文論大師傅瑞，我是完全同意東海學長王靖獻（即詩人楊牧，1940-2020）的看法的。

有一次他對我說，“Northrop Frye讀的書真是多得驚人，我再活一輩子也無法讀像他讀過的那么多的書！”傅瑞不僅讀書多，而且把那么多書的內容都消化后還有他自己的見解，這才更是了不起！

趙紅娟：

從您對高友工先生、張亨先生的回憶文章中，都能深深感受到您對“亦師亦友”、“薪火相傳”的師生之誼的推崇與堅守。那么，您覺得，這種關系和傳承能夠在當下的美國校園，在一個跨文化的語境中，是否還能實現呢？

林順夫：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認為“亦師亦友”、“薪火相傳”的師生之誼在當下的美國校園，還是能夠實現的。

當然，我們不能忽略華人與美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及所尊崇的價值系統究竟不同，其對于師生之誼的描述也就不太一樣了。

我在密大教過的研究生中，從美國本土來的和從臺灣、香港、中國、日本來的都有。從東方來的學生，在畢業以后，還是清一色地以“林教授”或“林老師”來稱呼我。從美國來的學生，如果在畢業后還跟我有接觸的話，有接近一半的人就直接以我的名字來稱呼我。

《文本解讀與文化意趣：林順夫自選集》

美國社會的人際關系就是這樣，在搞熟以后，即使是同一單位的上下司之間，也以名字來彼此稱呼。在美國人看來，直呼名字有把對方當作朋友的意思。讓我舉三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一下。

我的老師牟復禮先生于1962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一本書The Poet Kao Ch’i, 1336-1374 （《詩人高啟，1336-1374》）。牟先生把這本書獻給曾經在中國指導過他的明史專家王崇武（1911-1957）：在奉獻頁面，于“紀念王崇武”（To the Memory of / Wang Ch’ung-wu）下有“老師 學者 朋友”（Teacher Scholar Friend）三詞。這三詞不就表示“曾經當過他老師的學者王崇武后來是他的朋友”的意思嗎？

我在密大的同事孟旦（Donald Munro）于今年（2023）7月4日以92高齡逝世。密大的中國研究中心特別作了一個網站讓孟旦的學生和同事上載紀念文字。

在此我提一提兩位曾上過我課的前學生所留下的文字里一些細節。

首先，任博克（Brook Ziporyn）是一位才華橫溢、成就非凡的學者，已經出版了很多部書，包括兩本小說。

雖然他的主要興趣領域是中國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他選了我在密大開的所有課程，也另外選“特殊閱讀”課跟我讀郭象的《莊子注》。

《不受約束的半影：郭象的新道家哲學》（The Penumbra Unbound：

他于2003年由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題作《不受約束的半影：郭象的新道家哲學》（奧爾巴尼：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2003）（The Penumbra Unbound: The Neo-Taoist Philosophy of Guo Xiang [SUNY Press， 2003]），就是跟這門課程有關聯的。

如果記憶沒錯，他7歲時就已經看過英譯的《莊子》了！平心而論，就以《莊子》研究來說，我教過的學生里面，他絕對是青出于藍的！

令我高興的是，他是少數于畢業后直呼我名字的美國學生之一。除了論郭象這部書外，他已經到目前為止出了《莊子》的選譯和全譯兩部書了。

言歸正傳，孟旦是任博克在中國哲學領域里的指導教授。任博克在紀念孟旦的留言里劈頭就說：“對我個人來說，孟旦是我的一位導師，一個典范，一位令我鼓舞的人，和一個朋友”（“Don Munro was a mentor, an exemplar, an inspiration, and a friend--to me personally[.]”）。

毋庸置疑，就孟旦與任博克的關系來說，他已從“導師”轉變成“朋友”了。任博克簡短一句話已說盡了“薪火相傳”、“亦師亦友”的師生情誼了。

同是孟旦的得意門生，從香港來、讀完博士學位后留居美國執教的陳倩儀（Sin-yee Chan）就不同了。

她以如下文字作紀念恩師的開端：

“繾憶孟旦教授。”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家父今年92歲，與孟教授同年。因此，每次我想到孟教授時，上引中文成語總會自行涌上心頭。孟教授的確是我職業身份上的父親。”（“In Loving Memory of Professor Donald Munro.”“Being One’s Teacher for a Day, Being One’s Father for a Whole Life.”[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My father is 92 years old this year, the same as Professor Munro. Hence, the above-quoted Chinese idiom always speaks to me very personally whenever I think of Professor Munro. He is indeed a father to my professional identity.”）

從簡短的字句里，我們不難看出乃父與孟旦同年這一事實只加深陳倩儀對恩師的懷念。

2015年趙紅娟在西雅圖訪談林順夫時合影

雖然“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也許是過時的老概念，用之來描述她的特殊職業身份，則非常貼切。除非陳倩儀徹底擺脫拘束她的禮儀傳統，她是不可能用“亦師亦友”來描述孟旦與她的關系的。無論如何，她所表達對于孟旦的敬愛是絲毫不低于任博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