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 中國出版史研究”，原載《南開學人自述》，陳洪主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16年，原題“我的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

時光流逝，轉眼已年過古稀。一生荒廢，真正能有機會從事一點學術研究，也就是后半生的事，時間只有二十幾年。短短的二十幾年，能做出什么來呢！就我的研究領域來說，也就是開了個頭吧!

我的研究領域是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文學思想是研究人們對于文學的看法。文學的特質是什么？它是功利的還是非功利的?它在社會生活中應占有什么樣的位置，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它應該是個什么樣的面貌(體裁的探索、風格韻味情趣的追求，等等)？應該如何構成這個面貌(方法與技巧的選擇、修辭與聲律的運用，等等)？它的承傳關系是什么(應該接受哪些傳統、摒棄或者接受哪些傳統、文學傳統上的是是非非，等等)?它應該如何發展？它與受眾的關系怎樣？如此等等。研究這些觀念的發展史，就是文學思想史的任務。這是一個新的領域。我之所以選擇這一研究領域，主要的原因是想更為全面、更為確切地了解我國古代文學觀念、文學思想潮流的真實面貌和它的演變過程。過去我們有文學史，有文學批評史，二者是相對獨立的。文學史描述文學的發展史，文學批評史研究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它們有時也交叉，但有時也相互脫節。文學批評和理論，只研究理論形態的東西，對它做出解釋。至于它與文學創作實際究竟有什么樣的關系，就少有人過問。而事實上，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遠為復雜。同一位作家，他的理論批評和他的創作實際有時是一致的，但有時也不一致，就是說，說的和做的不一樣。有時候，某一種文學思潮有理論表述;但也有的時候，并沒有理論的表述，大量的新的文學觀念，是從創作實際中反映出來的。有時候，一種理論主張的提出，是當時文學創作傾向的理論概括;但也有的時候，某一位理論家的主張，在當時并無實際的影響。他的理論表述獨立于當時的創作實際之外。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就是為了弄清事實。從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實際相結合的研究中，弄清一個時期、一個流派、一個作家的文學思想觀念的真實面貌。

01

我的研究工作的著眼點，首先是歷史還原。我努力想知道文學思潮的發展段落，了解每一個發展段落的主要特點是什么。要做到這一點實在不容易。每一個時段，都有許多的作家，這些作家的創作是不是有一個總的一致的趨向，或者是同時有幾個并行的趨向，這又牽連到如何劃分段落的問題，在什么時候、在何種條件下文學思潮轉變了？要了解這些，就要將存世的能夠找到的作家作品全部找來讀，一部一部地讀?？此麄冏髌返念}材取向、審美追求、技巧特色，特別注意他們在審美趣味和技巧追求上有沒有新的趨勢。看他們提出一些什么樣的主張，這些主張在當時有沒有產生影響，是自說自話，還是一種普遍的訴求。這樣一個辦法實在又笨又慢，但不這樣做，不從自己閱讀的實際感受開始，去思索、去對比、去概括，就只能用二手材料，人云亦云，不可能有自己的發現。

但只是讀作品也還不夠，如何解釋一種新的文學思想潮流的產生，又涉及當時的政局、社會生活環境、哲學思想潮流和作家的人生遭際等問題。就是說，從事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必然是跨學科的研究。當然，我不可能進入到每一個學科里面，做深層的探討。每一個學科，都有無數的問題，要深入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必須知道政局的大的環境，它對于作家的影響。我必須知道社會思想潮流的總的面貌，和它對于作家的影響。我必須知道當時不同的群落的不同動向。而這些了解必須既是共時的又是歷時的。在這樣的基礎上，再去分析某一種文學思想產生的原因、它的特點、它和前后文學思想的關系，等等。我的追求是歷史實感，盡量地接近歷史的本來面貌。

這里當然有幾個問題是很難解決的。一個是歷史還原能夠做到何種程度的問題。我盡量去讀所有能夠找到的史料，但是存世的史料能夠反映的，是否就是當年的真實面貌呢?這是一個大家都在爭論的問題。就我接觸的文學思想史而言，這一問題有時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困擾。材料不足，或材料的真偽難定，都給歷史還原帶來困難。比如初盛唐之交的張若虛，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那種全新的審美追求，那種技巧所反映的文學觀念，應該有更為完整的呈現。但是他留下來的詩作太少，也沒有留下理論批評的片言只語，我們就無法解釋當時的全貌。一篇藝術上那樣成熟的作品，怎么可能是一個個別的現象呢?歷史曾經發生過而給我們留下的訊息往往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據此很少的一部分材料，我們就很難說我們描述的是歷史的真實面貌。而材料的真偽難明，也是歷史還原遇到的不易解決的問題。例如，《詩》大序和小序的作者和作年的問題，一時難以論定，究竟是把它們當作先秦的文學觀念呢，還是把它們當作漢代的文學觀念?朱嘉是主張廢序的，但從楚竹簡的孔子詩論看，序在孔子的時代又似乎存在過，而且似可進一步推測，當時流行的《詩》，是不是前后有不同本子、不同的序。但這只是推測，不能說是歷史的真實還原。歷史還原遇到的又一個難題，就是古今思維習慣、思維方法的差異常常妨礙我們對于古人的觀念的準確理解。我們不能以古解古，而且要以古解古也是做不到的。因此我們就常常對于古人的某些文學批評不理解。有的他們當時評價很高的作家，我們今天看來并沒有多高的水準;相反，他們評價不高的一些作家，我們今天有可能給予很高的評價。這當然是由于觀念不同的緣故。這不同的觀念，有的他們說了，有的就沒有說，隱藏在片言只語評價里，有時甚至連片言只語也沒有，只是評其等第的高下。對于他們何以要那樣評，我們并不了然。但是，他們總有他們的道理在里面。他們的道理何在呢?追索起來是非常不易的事。我們既不可能回到古代，又不能把古人現代化，給古人穿上西裝革履。難就在這里。歷史還原遇到的另一難題，是如何處理主觀情緒的介入和歷史的客觀性問題。任何作品的解讀，都不可能完全的排除解讀者的主觀因素。主觀因素的介入，有時就有可能導致作品的誤讀，導致文學觀念、文學理論范疇的誤解。這些困難說明，我們只能在現有史料的基礎上，去努力還原歷史，我們不可能完全回到歷史的本來面貌，但我們又不能離開現有的史料，去造作歷史。歷史還原遇到的這些困難，常常耗費我大量的時間。我只好從史料的清理入手，盡力了解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他們的生存狀態，他們的語境，前后左右比對，去盡力的接近他們思想的實際。在探討劉勰文學思想的主要傾向時，就在這方面下過不少的力氣。

歷史還原還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如何處理一個時期、一個流派、一個作家的文學思想觀念的主次問題。一個時期也好，一個流派也好，一個作家也好，他們的文學思想觀念常常是多方面的，那么，什么是他們的文學觀念的主要方面呢?我們不可能把他們所有的思想觀念都加以描述。把他們所有的文學思想觀念一一列出，未必就是歷史的真實。在長期的文學思想研究過程中，有一些現象處理起來常常讓我感到困難。我發現，有一些批評話語、一些理論表述是在任何時候都會出現的，陳陳相因，了無新意。漢人說了，唐人也說了，宋人說了，清人還是那樣說。我們當然可以理解為那是一些最基本的觀念，是傳統的承接。但是那些觀念如果沒有新的解釋，我們是否還能將它作為一個時期、一個流派、一個作家特有的文學思想觀念加以描述呢？我想，我們還是應該描述那些反映出文學思想觀念新的進展的東西，那些多少有一點特色的東西。歷史還原的目的，是更好的了解文學思想潮流的演變，是描述發展的脈絡。陳陳相因的話語無助于反映這種發展變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一些作家、批評家的隨意話語。有一些隨意話語有著很有價值的理論內涵，這類話語有時與其時的文學思想發展的總趨勢并無多少關系，但在理論建樹上有其獨特的貢獻，對于這類話語，當然可以把它特別地提出來。但是多數的隨意話語，并無理論的價值，我們就必得把它舍棄。不能巨細畢陳。為了更好的描述主要的東西，我往往舍棄大量已掌握的材料，把可以寫八九十萬字的材料，只選擇最主要的，寫三四十萬字。我也常常對我的學生說，要竭澤而漁地收集材料，但更重要的是要學會鑒別、選擇和運用材料，要善于找出主要的東西，而敢于把非主要的材料加以舍棄，即使那是一條很好的材料，如果與主要脈絡無關，也要毫不吝惜地舍棄它。

02

與文學思想的歷史還原有關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士人心態研究。

在寫完第一本文學思想史之后，我接著寫《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魏晉是一個士人心態處于大變動的時代。士人的心態對于文學觀念的變化影響至巨。我在寫《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的時候，雖多少注意到士人心態的變化對于文學思想的影響，但還沒有自覺到士人心態研究在文學思想研究中的巨大意義。待到研究魏晉文學思想，就感到非了解士人心態的變化不可了。1991 年，在動手寫《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之前，我寫了《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2003年，這本書再版時，我寫了一個《再版后記》，把為什么要研究士人心態和士人心態研究可能涉及的問題，做了一些說明，現在摘引其中的一部分如下:

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的改朝換代，有過許多的大戰亂，有過許多的株連殺戮，風云變幻，無時無之。士人或青云直致，或冤死牢獄;或坐享榮華，或轉死溝;榮瘁更替，仕隱分疏，流光逝水，習以為常。就個人而言，或有驚天動地之經歷;而就整個士階層而言，則大體循傳統思想而行事，未見大震撼于士林。只有魏晉和晚明，似乎是兩個有些異樣的時期。士(或者說是那些引領潮流的士人)的行為有些出圈，似乎是要背離習以為常的傳統了。而此種異樣，于文學觀念的變動究有何種之關系，則黯而不明。于是產生了來探討魏晉士人心態的想法?！?/p>

我之所以研究士人心態，只是為了研究文學思想。因此，我的研究對象，是士人群體。我要研究的是士人群體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他們的人性的張揚與泯滅。涉及士人個案時，目的也在于說明群體的情況。我要研究的是動向和這種動向與文學觀念變化的關系。……

影響中國古代士人心態的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政局的變化。在古代中國，有隱逸情懷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隱士卻不多。隱逸情懷是人生的一種調劑，而真正的隱士卻要耐得住寂寞。多數的士人，出任入仕，因之政局的變化也就與他們息息相關?！?/p>

影響中國古代士人心態變化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思潮。我們通常都談到諸如兩漢的儒學一尊的思想潮流、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等對于士人的影響。這些影響是如何進行的?通過什么樣的渠道?輕重深淺?如何開始?如何了結?似乎就有一連串的問題需要回答。我們可以對這些思潮做義理的細微的辨析，但是它們如何進入士人的內心，變成他們的人生取向，融入他們的感情世界，我們就所知甚少?！?/p>

影響中國古代士人心態變化的又一方面，是提供給他們什么樣的生活出路?，F實的生活狀況是決定一個人的心境的非常實在的因素。他們有什么樣的生活條件，就可能產生什么樣的想法?！?/p>

當然，影響心態變化的還有其他因素，如家族的文化傳統、社黨的組合、交往、婚姻狀況、以至個性，等等。但是如果研究一個時期士人的主要心態趨向，恐怕也就只能視其大同而舍其小異。當然，如果是為了研究不同士人群落的心態，又當別論，那就復雜得多了?！?/p>

心態研究面對的是人。面對人，就難免有是非褒貶，就難免帶著感情色彩。帶著感情色彩研究歷史，為歷史研究者所大忌，說是這種研究容易失去客觀性。但是我常常懷疑，即使我們竭澤而漁，廣羅材料，能否就可以完全避免主觀的介入呢?我們選擇和解釋史料的過程，就是一種主觀判斷的過程。……就我自已而言，每當我面對歷史之時，是是非非，實難以無動于衷。

這就是我對于士人心態研究的總的認識。我以為，社會的種種因素，比如政局、社會思潮、生活方式、文化氛圍等，它們之所以能夠影響文學思想，是通過士人心態來實現的。士人心態是社會歷史背景影響文學思潮的中間環節。不了解士人心態的變化，就不易確切地了解一種新的文學風貌、一種新的文學思潮為什么會出現。我目前正在進行的明代文學思想史研究，這一點顯得更為突出。不從士人心態入手，解釋晚明文學觀念的變化就很不容易。

在文學思想史研究中，我特別的重視審美感受問題。文學思想的對象是文學、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它們都涉及文學的藝術特色問題。對于文學創作實際中反映出來的文學思想傾向，離開對于作品的審美感受，是很難把握的。一篇作品好，好在什么地方，如果不去細膩地體味，就很難從中分析出它所包含的文學觀念。如果把藝術成就差的作品當成藝術上優秀的作品，那就有可能把文學思想的趨向弄錯了。我常常對學生說，我們是搞文學研究的，審美能力的培養是一個基礎，沒有審美能力，就會把文學弄成非文學，把文學思想史弄成一般的思潮史，就會把反映心靈歷程的這樣一個鮮活的學科，弄成一個毫無生命力的學科。當然，文學思想史有相當一部分材料是理論形態的東西，在描述它的發展過程時，也離不開理論的表述。但是，理論的解釋和表述，如果沒有建立在準確的審美感受之上，它就有可能成為空理論，從空到空。從事文學思想史研究，如何把審美感受、理論思維能力和國學基礎很好地結合起來，是一個需要努力解決的問題。我們這一代人，由于種種眾所周知的原因，根基大抵較淺，我尤其如此。由于文學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打通多個學科，難度很大，要在研究中真正做出成績，最好是從年輕時開始，一步步扎扎實實的打基礎，提高多方面的素養，到頭來或許會有所成。我是在快到知天命之年才開始進入這一領域的，雖然年過古稀，也未敢一日懈怠，但還是深感力所不及。我是邊學習、邊補課、邊研究的，可以說是一種夾生的研究。雖氣喘吁吁趕路，精疲力竭，欲罷不能，而離目的地卻還是十分遙遠。

幸而在我后半生的這二十幾年里，有一個寬松的生活環境，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從事學術研究。南開濃厚的學術氛圍，常常激勵我不斷地去進取;南開中文系求實的嚴謹的學風影響著我;南開領導的關愛，也常常激勵著我。我現在還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當我領到一筆培養學科骨干的津貼時的那種復雜心境。錢雖不多，只有區區的二百元，但是剛從長期抬不起頭來的歲月過來，那種喜悅的心情遠非錢可以買到。一種責任感油然而生，二十幾年來可以說沒有好好休息過，時不我待的心緒，督促著我不斷努力。這些年出版了幾本書，其中《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獲得國家教委全國高校首屆人文社會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獲得教育部全國高校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培養的博士研究生，有好幾位已經成為所在高校的學科帶頭人，其中學生左東嶺的博士論文，還獲得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首屆全國優秀博士論文獎。這算是二十幾年來未敢懈怠的一點小小的回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