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三餐，是現代人日常飲食的標準，那么古代是否如此？

有人說，在唐宋時期，人們已經開始了一日三餐，又有人說，直到民國還是一日兩餐。那么，中國古人一天究竟吃幾頓飯，是一個值得好好研究的話題。

先秦時期是沒有爭議的，一日兩餐是標配。

商周時期，生產力太低下了，人們只能省著吃。

當時的普通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上起來先出門勞動，上午9點到11點吃第一頓，以 黍、稷等谷物為主，搭配素菜和咸菜。這一頓稱之為 饔（朝食）。吃完朝食以后，人們接著干活，下午收工以后，約 15-17點（申時）吃第二頓，稱之為 飧（ 晡食），第二頓吃的主要是上午那一頓的剩菜。吃完第二頓， 農人就關門睡覺了，他們沒錢點蠟燭和油燈。

還要說明一點，不要一提到商周時期，就說是奴隸社會，商周兩朝，自耕農已經占農民的絕對多數，奴隸主要是戰俘，從事雜役和祭祀等事務。看看《守株待兔》等寓言故事就知道了，農民都在自己地里逮兔子了。孔子周游列國，遇到的農民也是自耕農，并沒有碰到奴隸種地的事情。

那么，商周時期的貴族一天吃幾頓？跟勞動人民一樣，也是兩頓。 《論語·鄉黨》說，孔子“不時不食”，一天定時兩餐。貴族和平民，只有食物質量的差別而沒有進食次數的不同。 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傳食律》規定，官吏每日兩餐，但配有肉羹，體現待遇差異。貴族和官吏有肉吃，而普通老百姓沒有。

正是因為當時生產力低下，“ 酒池肉林”就成為商紂王的大罪狀。說實話，多吃點肉，多喝點酒，比起后世的奢侈腐化行為根本就不算個事情，而在商周時期，就是罪大惡極的事情。

有人說，自漢朝起，兩餐制有所松動，出現了一日三餐。我仔細查閱資料后認為，這種一日三餐只具有偶然性。比如，有些貴族備有暖爐，可把吃剩的食物隨時加熱補充一下，軍隊有時會加餐，但這些都不屬于日常的行為，正餐依然是兩餐。

漢朝比較例外的是皇帝和諸侯王。皇帝一天吃四頓，分別為平旦食、晝食、餔食和暮食。班固《白虎通·禮樂》：“王者之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這意思是皇帝一天要吃四頓，表明自己擁有四方的物產和四季的收成。諸侯王一天可吃三頓，根據《漢書淮南厲王劉長傳》，淮南王劉長（劉安之父），在流放四川以后，皇帝還特批他可以一天吃三頓，每天供應五斤肉，二斗酒。

皇帝和諸侯王的待遇不同，也被后世所沿用。

漢朝普通人還是一天吃兩頓。我們來看晁錯的《論貴粟疏》：“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再食，就是吃兩頓的意思，人們一天不吃兩頓飯會很餓。官員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就更不用說了。在農忙的時候，普通老百姓甚至還有只吃一頓的，東漢的《四民月令》記載：“日加申時，乃饌。”

唐朝的時候，一些官員會在中午增加一些點心，類似于今天的“下午茶”，比如，賈島就寫過：“林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時”。但這種中午加餐的習慣僅限于士大夫階層，普通老百姓的正餐仍然是兩餐。

宋時期，商品經濟有一定發展，城市不再實行宵禁，人們可以晚上出來活動了，一天活動的時間拉長了。尤其是有了夜市和早市，城市居民也有了宵夜。因此，在城市居民中，比較流行三餐，但城市畢竟不是主流，普通百姓還是一日兩餐。

有些人根據宋朝的一些記載，就說我國的三餐制開始于宋朝，這是很不全面的。我們不能因為貴族、士大夫階層和部分城市居民一天有三餐，就說老百姓都這樣。要知道，那時候一日三餐的人還占不到總人口的3%。因為歷史文獻和詩詞多出于士大夫之手，這就造成了唐宋時期，三餐制已經普及的假象。

實際上，普通老百姓的飲食，從先秦一直到民國，都是一天兩餐。

上世紀三十年代，歷史學家費孝通在中國農村調查，得出的結論就是，農民普遍吃兩餐，只有蘇南等富裕地區的地主請雇工的時候，為了讓雇工出力，中午會加一餐。即使地主家庭或者富裕中農，如果非要吃三餐的話，也是“兩稀一干”的配置，皖南休寧某黃姓地主擁有土地200畝，也堅持“晨粥午干晚稀”，一天只吃一頓干飯，兩頓稀飯。

為此，我還特意向很多一些出生于1940年代的老者求證，他們說民國確實是一天兩餐，其祖上（清朝）也是兩餐。

為什么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里，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日兩餐？

兩個原因。第一，糧食供應不足，普通老百姓在交完田賦或者田租之后，一家人連一日兩餐都不能頓頓有米或者面吃，哪還有余力吃三餐？第二，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夜晚完全是多余的時間，連燈都舍不得點，天一黑就睡覺，這也減少了熱量消耗，吃兩頓也能維持生命。

中國人普遍一日三餐，是20世紀中期的事情了，這時候，一日三餐才開始普及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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