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0日，2025「新出海：黃淵普年度演講」在上海成功舉行。這是出海方向首檔個人年度演講，我分享了6個主題：出海歷史觀、出海世界觀、理解當下的世界與中國、洞察海外、預見2025、新出海2035愿景。

演講的視頻，會在"黃淵普頻道"的視頻號上回放，歡迎關注和觀看。

以下為黃淵普年度演講全文，一共38888字（可先收藏后閱讀）；全套PPT請掃描上圖右下角的二維碼獲取。

2025年，讓我們一起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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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歡迎來到2025「新出海：黃淵普年度演講」現場，我是黃淵普。

2025年1月18日清晨，我從埃及開羅飛抵了伊拉克首都巴格達，這是我長達34天環繞"地中海文明之旅"的倒數第三站。

出發前，我在擁有10000好友的微信朋友圈搜索發現，發布過伊拉克旅行動態的不到10人。一些朋友得知我要去伊拉克、紛紛叮囑："你膽子真大！注意安全！"

多數國人印象中的伊拉克，依然停留在美伊戰爭的硝煙里。

因為關注中國企業大航海這個時代命題，過去兩年多我考察了近50個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貧窮地區，我都處之泰然。但首次踏足伊拉克，心里多少也有些忐忑。

抵達后發現擔憂是多余的。相比開羅街道上的破舊車輛和嗆人的尾氣，巴格達新車穿梭，空氣清新得令人意外。其商場的時尚程度，不輸中國國內的二線城市。

先不要查閱資料，來猜猜伊拉克人均GDP是多少？

2024年數據顯示：伊拉克GDP總量是2641億美元，人均GDP達5947美元！人均5947美元是什么概念？中國企業熱門出海目的地印度尼西亞（印尼）同年人均GDP是4980美元，和伊拉克相差近千美元。

另外，2025年伊拉克經濟預計增速將超過5%，2030年人均GDP有望突破7000美元。人口方面，伊拉克現有4541萬人，2030年將突破5000萬、躋身全球前30人口大國。

上面的幾個數字是否超出了你的認知？接下來的問題是：伊拉克有什么中國企業出海的機會呢？

我在巴格達商場的肯德基發現：雞腿堡三件套折合人民幣56元，比上海同款貴了50%！我在巴格達期間入住的酒店，條件不如國內的漢庭，價格卻高出兩倍有余。

在攜程上查詢，3月20日巴格達市中心的"鉆石酒店"，只有三星級、但價格竟然高達2041元一晚。

很顯然，巴格達這座城市，很多方面缺少優質的供給！

漫步巴格達街頭，除名創優品 Miniso外，還發現其"姐妹品牌"Minigood；肯德基KFC旁經常有AFC如影隨形。中國新茶飲品牌"茶乙己"（CHAiENJOY）自2024年9月首店落地，半年開出了10多家。

當前出海伊拉克的中國企業很少，很多領域尚處藍海。

正如長期深耕中東的Hibobi的創始人黃飛龍這么評價：伊拉克五年新增600萬人口，中東人口第二大國、接近6000美金的人均GDP，這些數字背后是大量的供給缺口。

有朋友看到我在伊拉克期間更新的短視頻后問：網傳伊拉克已經被美國改造得繁榮富強，這是否屬實？

從數據來看，相比薩達姆統治后期伊拉克人均GDP才1000多美元，2024年伊拉克的人均GDP近6000美元、提升很大。但由此得出伊拉克走向了繁榮又不對，因為2012年到2014年期間伊拉克的人均GDP就已經在6000美元以上。

也就是說，12年下來沒有任何增長。

客觀而言，伊拉克政局依然不穩，經濟隨油價起伏——坐擁全球第五大石油儲備，伊拉克本應發展得更好，現在遠未達到應有的高度。

在巴格達，當地人對"老外"的熱情超乎想象，我被多次拉著合影。在巴格達的百年茶館Shabandar Cafe，我偶遇了一個在巴格達大學讀書的帥小伙。對方用蹩腳的英文跟我打招呼：China No.1！

當我跟他介紹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中國的科技發展很快時，他比劃手腳回應我：Bruce Lee（李小龍）！Jackie Chan（成龍）！我們倆各說各話、尬聊了20多分鐘。

這雞同鴨講的對話，恰是當前中伊認知鴻溝的縮影。我們對伊拉克的真實情況了解不多，伊拉克人民對中國的情況也了解很少。過去兩年多我在全球各地考察，類似場景屢見不鮮。

從巴格達出發，往南走約100公里，是著名的古巴比倫遺址，除了有被譽為古代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的空中花園遺址外，還傳聞曾有一座充滿寓意的"巴比倫塔"（也叫巴別塔）。

有這么一個故事：一群說同樣語言的人想要修一座能夠通天的高塔，為了阻止他們的計劃，上帝讓人類說不同的語言，導致他們無法溝通，最終塔未能建成。

語言差異（說不同的語言）造就了多元的文化，也滋生了大量誤解。

世界著名的語言學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在他的著作《巴別塔之后》（After Babel, 1975）中說到：巴別塔之后，所有的交流都是翻譯。

面對差異，兩千年前中國用"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來應對。高度統一的文化，造就了今天高效的中國；但面對多元的海外，我們理解起來卻不容易。

在中國企業大航海時代已經開啟的今天，我們都認可本地化是護城河。但本地化的關鍵，是人的在地化、是翻譯或理解好海外各國的歷史和文化。

所以每當被人問起這個問題： 出海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三個字： 先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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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新出海：黃淵普年度演講」的首場，感謝線上觀看直播的朋友，特別要感謝來到線下的各位親朋好友。

現場有不少和我相識五年甚至十年的老朋友，考考你們：誰知道我的職業生涯起點是做什么的？

我本碩讀的都是國際關系專業，畢業于"中國外交官的搖籃"——外交學院。按常規發展，我本應成為外交官。確實嘗試過這條路——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實習后，我發現西裝革履的外交生涯不適合我。

大學期間，我通過帶外國游客逛北京賺取生活費；所以可以說 我的首份職業是：英語導游！ 同時，大學期間我還運營過外貿B2C網站，向海外銷售中國文化產品。

碩士畢業后，我在一家知名咨詢公司擔任電商分析師，參與過京東、阿里上市的招股書行業研究部分的工作，這段經歷讓我有幸在2012年見到過阿里巴巴的馬云老師。

2014年2月我創立了億歐，獲得多輪VC融資，有幸面談過數千位各行各業的杰出企業家和創業者。除每年發布上百份行業報告外，我們還舉辦行業峰會。其中2018年在上海舉辦的人工智能大會，參與者數千，當時獲得了上海市和長寧區領導的高度評價。

2018年11月，我創立EqualOcean，初期專注于用英文報道中國創新企業，2022年轉向中國企業出海研究。除了定期發布國別報告，我們還連續三年舉辦了具有行業影響力的出海峰會。

為深入理解出海，我兩年多走訪了近50個國家和地區。除伊拉克外，還去到很多"小眾"國家考察。2024年7月31日，我在伊朗首都德黑蘭期間、親歷了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被炸身亡事件。

在現場見證新聞與電視上觀看截然不同。同樣，閱讀海外報道與親自踏上異國土地，感受天差地別。海外確有各種風險，但唯有親身實踐，才能獲得真知——而這沒有捷徑可走。

基于走訪數十個國家的經驗，我于2024年6月出版了 《新出海浪潮》 ，書中提出的"新出海"理念獲得業內廣泛好評。特別感謝一些企業批量采購該書，今天現場就有企業曾一次性買了超過500本。

該書入選了《巴倫周刊》2024夏季書單、《中國出版傳媒商報》2024年度影響力圖書等榮譽。部分地方政府領導購買了該書，還邀請我為他們的"出海服務中心"提供建議。

古羅馬思想家圣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有一句名言："世界是一本書，不旅行的人只讀了其中的一頁。" 這正是我的人生信條：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愿通過文字和視頻去記錄中國企業的大航海時代。

今天，我很高興首發我的第二本新書 《新出海藍圖》 。本書系統梳理了出海的歷史觀與世界觀，結合文化視角分析了中亞、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地的機遇與挑戰，是系統學習出海的不錯材料。

本書獲得了多位知名人士推薦。有出海圈都知道的：孵化了大疆、云鯨、正浩、海柔、逸動等公司的李澤湘老師，出海標桿企業安克創新的創始人陽萌，名創優品的創始人葉國富，泡泡瑪特的創始人王寧，KK集團的創始人吳悅寧，元鼎智能的創始人汪洋。

有出海方向的知名投資人：嘉御資本的董事長衛哲，金沙江創投的管理合伙人朱嘯虎，IDG資本的合伙人連盟，天圖資本的CEO馮衛東，華興資本的CEO王力行。

有學術領域的原國務院參事湯敏老師、經濟學家任澤平老師、管清友老師、管理學家陳春花老師、中國人民大學的翟東升院長、復旦大學的林民旺院長。

還有我非常佩服的劉潤老師、李翔老師，致力于讓世界"讀懂中國"的馮煒會長。以及和我一樣做過導游的同程集團創始人吳志祥，90后創業者宇樹科技的創始人王興興，美團本地核心商業的CEO王莆中。

《新出海藍圖》和《新出海浪潮》結合起來看，可以幫你堅定出海的信念和信心。《新出海浪潮》在京東、天貓、當當等平臺都可以下單購買，《新出海藍圖》目前在京東上也已經開啟了預售，預計3月底能發貨。

大航海時代需要金主、探險家、船員，也需要記錄者。未來十年，我每年將用三個月赴海外考察，持續記錄中國企業的全球化征程。每年3月20日，我將通過年度演講分享見聞與思考。

我許下一個大愿： 「新出海：黃淵普年度演講」，我會一直辦到2035年。

新出海之路，接下來讓我們一起出發。

2025年1月6日，我探訪了一個小眾的國家——突尼斯。

這個國家位于北非，在阿爾及利亞與利比亞之間，國土面積約16.3萬平方公里（和中國江西省差不多），人口只有1200萬。2024年數據顯示，其人均GDP約4000美元，目前并非中國企業出海的熱門目的地。

關注國際時政的朋友或許記得，2010年12月由突尼斯"小販事件"引發的"阿拉伯之春"，深刻影響了整個西亞北非地區。

值得注意的是，自那之后這個國家陷入了長期發展停滯：2008年中國人均GDP不足3500美元時，突尼斯就已經是4200美元水平，16年過去了，其經濟毫無增長。

探訪這個"冷門"國家，我主要有兩個歷史維度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這里曾是古代出海強國迦太基的都城所在地。

當中國處于戰國中期時，迦太基人已憑借先進航海技術構建起橫跨西地中海的貿易網絡，將今天的突尼斯城、利比亞的黎波里、西班牙加的斯、法國馬賽、意大利巴勒莫、熱那亞等港口連成了一個商貿體系。

公元前6世紀，迦太基航海家漢諾率領由60艘船、數千人組成的艦隊突破了直布羅陀海峽，沿非洲西海岸南下至幾內亞灣、到達了今天的尼日利亞附近。

這創造了人類最早的大西洋遠洋航行記錄，漢諾也因此被譽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有明確記載的航海者”，他的航行 比歐洲大航海時代早了2000多年 。

第二個原因在于其文明源流：迦太基由源自中東的腓尼基人建立。腓尼基人為便利貿易記錄，發明了比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更簡單高效易傳播的書寫系統，也就是由22個輔音字母構成的腓尼基字母。

腓尼基字母是世界上許多現代字母體系的祖先。公元前9世紀左右，希臘人從腓尼基商人那里借鑒了這種書寫系統，并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元音字母，形成了26個希臘字母。

再后來，希臘字母傳入羅馬，演化為了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是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等大多數西方語言的書寫系統。東歐使用的西里爾字母，中東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與希伯來字母也都受腓尼基字母影響。

可以說，腓尼基人影響了世界。文字是文明的重要基礎， 在研讀中東和歐洲各國的歷史時，你會一次次發現他們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

迦太基還曾險些改寫西方文明史，其與羅馬發生了三次布匿戰爭。

第二次戰爭中，迦太基名將漢尼拔從西班牙出發、翻越阿爾卑斯山，于公元前216年（相當于秦統一六國五年后）在坎尼會戰殲滅了羅馬軍隊的主力，幾乎終結這個新興帝國。

最終在第三次布匿戰爭中，羅馬軍隊攻陷迦太基城，屠殺了20萬民眾。被滅亡后，迦太基成為了羅馬的“阿非利加行省”。“阿非利加”的英文是Africa，也就是今天"非洲"名字的來源。

迦太基被羅馬軍隊夷為平地，如今的迦太基遺址，只剩下古羅馬統治時期的遺存。

擊潰迦太基后，羅馬帝國將地中海變為內海，締造一個橫跨歐亞非的超級帝國。

2024年12月我探訪了羅馬，這座城市被認為是西方文明的搖籃。關于羅馬標志性的歷史遺跡，很多人第一時間會想到它的斗獸場，據統計，羅馬帝國時疆域內有200座以上斗獸場。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有名：浴場！羅馬城就有11座大型皇家浴場、每座浴場可供上千人同時洗浴，加上各種中小浴場，羅馬帝國時全境浴場總數達數千座。英國有一個城市叫巴斯（Bath），就得名于古羅馬統治時期的“浴場”。

斗獸場和浴場很有深意。

斗獸場的人獸搏殺詮釋著"強權即真理"的征服邏輯，公共浴場則用低廉（1阿斯銅幣、約當時面包1/10價格）的門票踐行公民平等。這種暴力與理性共存的文明基因，至今影響著西方世界：既標榜人權民主，又推行文化霸權，恰似現代版的浴場精神與斗獸場邏輯。

關于羅馬城，很多人都聽過這句話：有人出生就在羅馬，有人出生就是牛馬。

還有另外一句也非常有名，大家能猜到嗎？

沒錯，就是這句更加充滿希望的" 條條大道通羅馬！ "

這兩句俗語放在一起，生動展現了古羅馬作為西方文明中心的地位。在那個時代，生活在羅馬城本身就是身份與榮耀的象征。

當我們把目光投向亞歐大陸的東方，與古羅馬遙相輝映的正是中國漢朝。隨著張騫鑿空西域，這兩大文明建立了對話。這條被后世稱道的"絲綢之路"，不僅是古代東西方之間的貿易大動脈，也是人類最早的全球化實踐之一。

當我們談論"絲綢之路"時，往往更多關注中國對外輸出的文化影響。比如古羅馬的凱撒大帝身穿絲綢長袍亮相劇場，引發萬人空巷的轟動；又比如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沿著這條通道對外傳播，深刻改變了世界文明進程。

但這條通道帶來的文化反哺同樣值得銘記。葡萄、石榴、蠶豆、核桃、黃瓜，這些如今我們熟悉的作物，都是張騫團隊從西域帶回的"嚴選好物"。就連日常調味的大蒜、香菜，最初也是沿著這條通道傳入中原。

我們要保持對外開放、鼓勵中外交流，這就是最樸素和最有力的理由。

在漢朝時期，一匹絲綢從長安到羅馬需要至少經歷四道商業關卡：西域諸國負責中轉→中亞的粟特商人承擔運輸分銷→中東的安息帝國壟斷西段貿易→羅馬邊境商人完成終端采購。每經過一道環節，商品價格就會上漲一輪，最終導致絲綢運抵羅馬時價格暴漲數十倍。

盡管兩大帝國通過商品產生了聯系，但始終未能建立直接官方往來。史書記載，東漢使者甘英曾出使大秦（古羅馬），抵達了波斯灣、成為了古代中國出海到中東的第一人。然而波斯商人用"海妖會吞噬船只"的傳說嚇退了使團，而他們自己卻繼續扮演著東西貿易的"中間商"角色。

今天中國企業出海中東時，有人認為那里"人傻錢多"，這顯然是不了解歷史。 早在兩千年前，中東各國的商人就深諳中間商賺差價的智慧。 他們既會編造海妖傳說阻止買賣雙方直接接觸，又能把控物流節點，這種商業基因融入了他們的血脈。

東漢王朝落幕后，中國陷入約四百年的動蕩分裂期；很快羅馬帝國也分裂為東西兩部。當西羅馬帝國在公元476年滅亡時（相當于我國南北朝時期），絲綢之路上往來的駝隊依然在幫羅馬貴族運送著東方奢侈品——政權的更迭從未中斷商人們的賺錢大業。

2023年7月，一部動畫電影燃爆暑期檔： 《長安三萬里》 。

相信很多朋友都記得這個場景——李白高聲朗誦"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遭遇過困難、上了年紀的人應該都能體會到其中的心境。

現場做個調查：被這部電影打動過的朋友請舉手？

非常多！但你是不是也有這樣的疑問： 李白幾乎沒像樣的工作，卻能游歷大江南北，他的"詩與遠方"究竟是誰在買單？

這就得解密李白的"神秘家世"。根據學者考證，其家族在隋朝末年因政治動蕩遷居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這個絲綢之路上的"國際港"，讓李氏家族通過參與商貿積累了財富。

到李白父親"李客"這代，已實現從"邊貿商人"到"書香門第"的跨越——在李白5歲舉家遷居四川時，他們不僅帶著家族積累的財富，也帶著胡商特有的冒險基因。

這位精明的商人父親，既為李白請來最好的老師，也保留著商旅世家的眼界格局。正是這種"文脈+商脈"的雙重傳承，才使李白有"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氣與底氣。

在李白縱酒高歌的時代，東方是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國，中東崛起了橫跨三洲的阿拉伯帝國，而東羅馬帝國依然繁華。三大帝國的首都長安、巴格達、君士坦丁堡是當時的世界三大都市。

唐朝的長安城非常開放，專門開辟了做國際貿易的區域"西市"，商鋪里波斯的寶石、大食的香料、西域的葡萄酒應有盡有。李白筆下"笑入胡姬酒肆中"的場景絕非虛言—— 當時長安城常住外國人高達5萬人 ，甚至形成了專門的外國人社區。

在長安城，你能遇見流亡的波斯王子卑路斯、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呂、突厥名將哥舒翰，高句麗人高仙芝、波斯人李元諒等。

說到唐朝的"出海圈"，不得不提現象級人物玄奘法師。這位偷渡出境的"最牛留學生"，在絲綢之路上書寫了傳奇：途經李白的出生地碎葉城時遭遇盜匪，他竟靠佛學辯論要回財物；在那爛陀寺求學期間，更在戒日王舉辦的辯經大會上連勝十八天，讓印度高僧集體折服。

歷時17年的西行壯舉，最終凝結成十二卷《大唐西域記》。這部古代版"絲路百科全書"，記載了138個國家或城邦的地理坐標、政治制度和宗教習俗。特別是在印度本土史料嚴重缺失的背景下，玄奘的記錄成為解碼古印度文明的密鑰——今天的印度歷史教科書，很多內容就源自這位"唐朝出海第一人"的見聞錄。

從李白的商旅家世到玄奘的出海之路，他們的經歷提醒我們：文明的真諦，永遠在交流中煥發光彩。

盡管有玄奘法師這樣的杰出代表，但整體而言唐朝時中國人出海的極少。相反，當時大量來自中東的 波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出海到中國，長居在長安、揚州、廣州等城市，他們控制了東西方貿易。

有專家推測，唐朝末年在廣州生活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超過了10萬人。這些商人將古印度、東南亞的香料、珠寶運到中國，又采購瓷器、絲綢等商品運往中東、歐洲、非洲，形成跨洲際的"奢侈品代購"產業鏈。

中東人的經商天賦與其地理環境密不可分。當地三分之二以上的區域被荒漠覆蓋，農業產出僅能滿足30%人口需求，需要靠貿易才能獲得生活必須品。所以，無論是腓尼基人、猶太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歷史上都是著名的經商民族。

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本就是漢志商道上的著名商人，經商傳統和宗教熱情結合在一起后迸發了巨大能量，使阿拉伯人成為中世紀最成功的出海民族。

今年1月22日，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參觀沙特國家博物館，看到了阿拉伯帝國鼎盛時的領土示意圖，從今天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亞半島，到中亞，鼎盛時期領土面積高達1300多萬平方公里。

1258年、也就是宋元開啟襄陽之戰的約十年前，阿拉伯帝國被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所滅，首都巴格達幾乎被夷為平地。盡管如此，阿拉伯商人依然保持了韌性，此后數百年依然控制著東西方貿易。

2025年1月10日，我探訪了意大利威尼斯主島。這座"亞得里亞海明珠"僅有7.8平方公里，相當于上海最小的區——黃浦區的38%。

在13-16世紀威尼斯共和國鼎盛時期，這個不足20萬人口的小城邦，竟創造出占全歐洲10%的國民生產總值。更令人驚嘆的是， 15世紀威尼斯年財政收入竟與同期的大明王朝相當 。

威尼斯的財富來源于參與壟斷東西方的貿易，其貿易網絡覆蓋整個地中海及黑海，甚至將觸角延伸至英法港口。

這座水城因"出海"而崛起，為現代國家或城市提供了四大啟示：

-軍事工業革命：威尼斯兵工廠（Arsenale）開創流水線造船技術，高峰時期能在24小時內完成一艘戰艦組裝。這種"模塊化生產"比福特流水線早600年，支撐起其400艘戰艦、3000艘商船的龐大海上實力。

-金融制度創新：每艘商船都是股份制項目，市民通過"海上債券"參與投資。每次遠航都可吸納不同的股東，這種風險分攤機制降低了出海貿易的風險，推動了大規模商業活動。

-商業法治體系：威尼斯共和國的《海洋法典》確立了三大原則——契約神圣、信息透明、糾紛仲裁。檔案顯示，威尼斯商人違約率僅3%，遠低于同期歐洲20%平均水平。

-多元文化熔爐：通過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商人和移民，威尼斯有超過25種語言的商貿人才，大大增強了威尼斯在全球貿易網絡中的連接強度。

威尼斯是一個中國人非常熟悉的歷史名人的故鄉：馬可波羅。實際上，這是我造訪威尼斯的主要原因。馬可波羅一共在中國待了17年，足跡遍布中國多個省份。?

很少有人知道，馬可波羅從中國回到威尼斯后過得并不如意、他被當成了"騙子"。《馬可波羅游記》出版后很暢銷，但里面記載的內容超出了當時歐洲人的理解范疇，他們無法想象中國是一個比歐洲更加富裕、文化更加先進的文明。

馬可波羅臨死前，還被親友要求懺悔去承認《馬可波羅游記》里面關于東方的描述是造假。

我在威尼斯時特意去了一趟馬可波羅的故居。除了墻上留有一個簡單告示外，該場所早已另作他用。今天馬可波羅被譽為中世紀最偉大的旅行家，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和死后相當長一段時間，他并沒有在老家威尼斯獲得認可。

2024年6月1日，我第三次探訪泉州。這座城市2024年GDP達1.3萬億元，位居福建第二、全國第22位。雖然經濟排名不錯，但全國知名度不高。

其實泉州曾有過非常輝煌歷史，宋元時期是享譽全球的國際化大都市。作為"東方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核心樞紐，當時泉州常駐外國人超1萬。除馬可·波羅外，中世紀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也曾造訪過泉州。

宋元時期，泉州也是中國的"出海中心" ，無數人以這里為起點揚帆遠航。典型如南宋泉州人王元懋，他赴東南亞經商積累巨額財富后榮歸故里，不僅成為泉州首富，還組織大批福建鄉親出海貿易，實現"先富帶動后富"。

元朝時期，祖籍江西南昌的航海家汪大淵兩次從泉州啟程，其航線網絡覆蓋東南亞、印度洋、波斯灣、地中海及非洲東海岸，被譽為“東方的馬可·波羅”。

宋朝的開放政策與其財政需求密切相關——需要通過海外貿易獲取財富以支付戰爭開支和賠款。至元朝，因蒙古游牧民族對貿易的天然依賴，商人社會地位空前提高，出海經商成為一種風氣。

廣為人知的元末首富沈萬三，其巨額財富主要來自"通番"（即海外貿易）。他通過泉州港將絲綢、瓷器運往東南亞，賺取了大量財富。

2024年12月底，我踏上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土地。

從里斯本往西驅車45分鐘，會抵達歐洲大陸最西端的羅卡角。懸崖邊矗立的石碑上鐫刻著16世紀葡萄牙詩人卡蒙斯的詩句：" 陸止于此、海始于斯 "。

這個地理標志解釋了葡萄牙開啟大航海時代的地緣優勢，12世紀（1143年）脫離西班牙完成統一后，這個面積不足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家將航海立為國策，隨著造船技術的突破、航海學校的建立、以及從阿拉伯人那獲取的星盤導航技術，一步步鑄就了其海洋霸權。

在里斯本的貝倫區，有一座"發現者紀念碑"，上面刻有葡萄牙大航海時代的重要人物。為首的是亨利王子、也被稱為"航海家亨利"，身后包括達伽馬、迪亞士、麥哲倫、卡蒙斯等人。除了有航海家之外，也有皇室成員、史學家、作家等，反映了 葡萄牙大航海時代"國家-商業-宗教"三位一體的驅動模式 。

和我們想的不同，大航海之路實際上非常曲折和艱辛。

1415年征服北非休達后，葡萄牙用了19年才突破西撒哈拉的博哈多爾角（1434年），又耗時54年方由迪亞士繞過好望角（1488年）。

當達伽馬1498年最終抵達印度時，距離最初出征已過去83年——這需要整整三代航海家的前赴后繼。葡萄牙人1557年登陸中國澳門時，距離啟動大航海已經過了142年。

西班牙的大航海也是如此：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后，因未找到預期的黃金而遭彈劾入獄、晚年過得相當貧困。首批移民美洲的歐洲人多半潦倒終生，直到半個世紀后美洲發現了銀礦才情況變好。

這才是真實的大航海時代！

今天屬于中國企業的大航海時代到來了，這無疑是一次激動人心的征程。但葡萄牙、西班牙的大航海歷史告訴我們，我們需要用10年、30年的眼光去布局，必須有長期主義的精神。

我們這一代人，是新出海的開拓者、是播種者，不一定能看到收獲的季節，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看出海方向這些年，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海外有風險。但當我在西班牙塞維利亞見到一艘特別的船后，忽然覺得中國企業出海的風險實在不算什么。

有誰見過這艘船嗎？

這是塞維利亞河上1:1復刻的"維多利亞號"，就是這艘全長約20米的小木船完成了人類首次環球航行。1519年麥哲倫帶著5艘船、270人出發，1522年返航時僅剩1艘船和18人——船只損失80%，人員損失93%。

這才是真正的冒險！現代出海企業面臨的匯率波動、文化差異等風險，與這種生死考驗相比，不過是航行中的小浪花。

"維多利亞號"的噸位僅100噸左右。

比葡萄牙、西班牙開啟大航海時代更早，在1405-1433年間，明朝鄭和率領的船隊七下西洋。根據《明史》記載，鄭和的寶船長達138米，寬56米，排水量超1000噸。普通戰船也有500-800噸級，遠超同期歐洲船舶規模。

但客觀來看，鄭和船隊雖在體量上占優，卻存在結構性差異：葡萄牙的帆船配備了三層帆裝和星盤導航系統，機動性更強。西班牙船隊雖小，卻裝載了射程200米的火炮（佛郎機炮），而鄭和船隊主要依靠傳統火銃。

更重要的是，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活動形成"貿易-殖民-傳教"的閉環體系，而鄭和船隊主要承載朝貢使命，單次航行耗銀約600萬兩（相當于當時全國年財政收入的1/4）、是一種沉重的經濟負擔。

不同的出發點，決定了不同的結果。鄭和下西洋在1433年后終止，明朝實施了海禁政策；而葡萄牙、西班牙通過了幾代人持續開拓，建立起了全球貿易網絡。

當下中國企業出海，要汲取鄭和下西洋的歷史經驗教訓： 以市場為導向，構建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兩年前的2023年3月，我專程探訪了菲律賓馬尼拉的唐人街。

和絕大多數唐人街一樣，街道雜亂擁擠，游客評價兩極分化。但若你關注中國企業出海，我強烈建議去一次——這片始建于1594年的區域， 是海外最早的"唐人街"，也是最早的中國"出海人"聚集地。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1521年麥哲倫船隊抵達菲律賓后，16世紀70年代西班牙以馬尼拉為貿易中轉站，將美洲出產的白銀在此換取中國的絲綢、瓷器等商品，"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開展了起來。

當時正值中國明朝"隆慶開關"放開了對外貿易，中國商品成為了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這個全球貿易網絡的核心。這吸引了大量中國人前往馬尼拉做生意，西班牙人為管理激增的華商，將華人集中至"八連"（Parian）聚居區，這便是唐人街的雛形。

在這場持續250年（1565-1815）的跨洋貿易中， 福建商幫構建起龐大的商業網絡 ：每年約40艘中國商船抵達菲律賓，運載的絲綢、瓷器等商品占馬尼拉海關稅收92%，美洲白銀30%-40%最終流入中國，推動了經濟發展和人口爆發式增長。

但輝煌背后藏著血淚：馬尼拉多次發生針對華人的屠殺事件（如在1603年、1639年）。盡管如此，華商以“壓冬”（長期僑居）方式維系貿易網絡，成為早期全球化中堅韌的跨國群體。

今天菲律賓的大家族，大多祖上來自福建。比如這兩年斗得你死我活的前任總統杜特爾特和現任總統小馬科斯，祖籍都是福建晉江。

在明朝末年，有一位通過出海貿易成為"東亞首富"的傳奇人物——鄭芝龍，他就通過向馬尼拉大帆船貿易供貨賺到了巨額財富。

鄭芝龍有多強？巔峰時期掌控商船3000余艘、戰船800多艘，年收入約1000萬兩白銀，而當時明末中央年財政收入僅1200萬兩。

鄭芝龍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叫鄭成功，以收復臺灣而聞名。

嚴格地說，鄭成功收復臺灣時對抗的并非荷蘭政府，而是荷蘭東印度公司。1602年，荷蘭議會為避免惡性競爭、將14家亞洲貿易公司合并，授予其貿易壟斷權、軍事權及殖民地管轄權，創造出了世界第一個股份制跨國企業。

荷蘭還有很多別的創新，比如1609年成立了世界第一家國家銀行，通過高效的貨幣兌換服務使荷蘭盾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儲備貨幣。同年，世界第一個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誕生。在造船技術上，荷蘭也設計出了成本低、載貨量大的平底商船。

通過制度創新、技術突破，大航海時代繼葡萄牙、西班牙之后荷蘭在17世紀崛起。 鼎盛時期，荷蘭人口不到200萬，但控制了全球海上貿易的50% ，創造了“商業資本主義”的典范，深刻影響了世界經濟格局。

縱觀大航海歷史，葡萄牙因王室絕嗣衰敗（1580年被西班牙吞并），西班牙因美洲銀礦枯竭沒落，荷蘭最終被英國取代。但2024年荷蘭人均GDP仍達6.3萬美元，遠超西班牙的3.1萬美元與葡萄牙的2.8萬美元——這正是制度創新的延時紅利。

國家或公司，都有興衰更替，唯有創新紅利永續。

2023年1月我第一次去利雅得，當時沙特市場的中國企業遠不如現在密集，但四處已經彌漫著對"2030愿景"的期待。作為研究者，我既關注一個國家的市場熱度，也重視它的頂層設計。

我們都知道沙特的"2030愿景"是王儲薩勒曼推出的，但有人知道具體是誰做的規劃嗎？答案是麥肯錫、波士頓咨詢等在內的一眾歐美機構。

在亞非拉很多國家走訪時，很容易發現這個殘酷現實： 吃肉喝湯的生意，很多在做頂層設計時就已經分好；啃骨頭的事情，才輪到了中國出海企業。

一位深耕沙特的朋友向我透露：一些英國咨詢公司為沙特政府提供從政策設計到日常PPT制作的全套服務。例如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創立的Tony Blair Institute，每年從以沙特為首的海灣國家賺取大幾千萬美元。

這種商業生態有歷史淵源——1927年《吉達條約》簽訂后沙特獨立，但英國繼續深度介入沙特政治經濟體系，如今沙特王室成員半數擁有英國教育背景，由此形成了復雜且緊密的關系。

可以說， 在沙特，很多中國公司辛苦忙活一年，還不如英國咨詢機構給沙特部委做一份普通PPT賺得多。

在開羅的尼羅河畔、吉隆坡的雙子塔下，英國影響力仍在延續，這種軟實力網絡使英國企業持續收割高端服務收益。

理解現代出海競爭，必須穿透四層歷史鏡像：一是19世紀的英式全球化，二是20世紀的美式全球化：三是日本的東亞出海范式，四是法國的思想文化全球化。

唯有此，才能建立客觀和自信的出海世界觀。

2024年，我讀了《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這本書通過館藏的一百件代表性文物，展現人類兩百萬年文明史。世界上可能找不出第二本能以單個博物館為書名的世界史。

書中100件文物里，第50件文物" 傳絲公主畫版 "出土于中國新疆，講述的故事是：1300多年前，中原王朝有位公主遠嫁于闐，將蠶種、蠶繭和桑樹種子藏在發髻中，把絲綢這項古代中國的"核心科技"帶到了西域。

拋開民族情緒，這本書可讀性很強，值得推薦。

大英博物館之所以能收藏如此多全球文物，與英國在近代史的地位密不可分。從歷史維度看，英國是首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大國。

英國是如何一步步崛起、并建立了所謂的"英式全球化"的？又給后世留下了什么值得學習借鑒的經驗？

1588年英國與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海戰，成為英國走向全球化的起點。此次勝利常被解讀為海上霸權更迭，這種觀點有些夸大。英國雖因此戰在歐洲嶄露頭角，但遠未成為霸主。

此后英國深陷宗教沖突與權力斗爭，國內動蕩持續近百年。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君主立憲，政局才趨穩定，為全球擴張奠定基礎。

西班牙衰落的最大受益者其實是荷蘭。1652至1784年間四次英荷戰爭中，有工業基礎的英國憑借更集權的體制高效調動資源，最終取代荷蘭掌控海上貿易，逐步構建起了全球貿易體系。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英荷戰爭的重要誘因，在于荷蘭推行自由貿易時，英國堅持貿易保護政策。

如1651年英國出臺的《航海條例》明確規定：輸入英國的商品須由英國商船承運。此舉直接惹怒了"海上馬車夫"荷蘭。

英國后面持續強化貿易保護，如1699年《羊毛法案》禁止羊毛出口他國全力保護本土紡織業；1815年《谷物法》建立了糧食進口的價格壁壘。

1820年英國制成品進口關稅高達45%至55%，遠超同期法國（20%）和德國（8%-12%）水平。

1776年是世界史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發生了兩件重要事情：一是《獨立宣言》簽署宣告美國誕生；二是亞當·斯密《國富論》問世，書中系統提出了自由貿易理論。

但英國真正轉向自由貿易是在1846年——也就是距《國富論》出版整整七十年后。該年英國廢除了《谷物法》，此時的英國已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制造業無論在效率還是產值方面均居全球首位，綜合國力無可匹敵。此后，英國關稅水平大幅下降。

研究近代史你會發現： 崛起期大國多奉行高關稅與補貼政策，鼎盛期倡導自由貿易，衰退期則回歸保護主義。 當前中國高舉自由貿易旗幟而美國轉向保護主義，此消彼長間，恰是歷史規律的現實印證。

2024年4月，我參訪了廣東虎門的海戰博物館。這座專題館通過文物與場景復原，生動呈現了鴉片戰爭如何揭開中國近代史序幕，非常值得推薦。

很多人有這樣一個疑問：為何實力最強的英國入侵中國后，卻并非侵占中國領土最多者？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當時進入了自由貿易階段，其戰略重心轉向打破貿易壁壘進行商品輸出，而非領土擴張。與日俄相比，非因英國更善良，而在于發展階段與利益訴求的差異。

1846年后英國逐步建立起其主導的英式全球化，該體系依托三大支柱：

第一是全球貿易與殖民網絡。

通過掌控馬六甲海峽等戰略要沖及主導蘇伊士運河建設，英國將全球航線與殖民體系深度融合。1820年其世界海運市場份額為40%，至1890年巔峰期時，四分之三國際貿易貨物經由英國商船運輸。

對大英帝國來說，殖民體系既是全球化載體更是資源攫取工具。以印度為例，英國從那獲取廉價棉花原料后、加工為紡織品銷往全球，19世紀末英國棉紡織品占據全球70%市場份額。

第二是技術革命與金融霸權。

鐵路、蒸汽船與電報構成全球化1.0、也就是英式全球化的三大技術支柱：1825年世界第一條鐵路在英國建成并通車，1838年蒸汽船應用于跨大西洋航線，1858年跨洋電報實現即時通訊。

金融方面，依托證券市場、銀行與保險體系，倫敦成長為世界金融中心。1821年金本位制確立后，英鎊成為主要國際結算貨幣，1870-1914年間英國海外投資從7億英鎊激增至40億，占全球總量過半。

第三是堅船利炮和貿易談判相結合。

英國推行全球化采取雙重策略：對亞非拉國家實施‘炮艦外交’，如1840、1856年爆發的兩次鴉片戰爭；對歐洲列強則通過條約談判，如1860年《英法通商條約》中，英國以關稅減讓換取工業品準入，開創雙邊貿易協定模式。

英國歷史上曾舉行過兩次鉆禧慶典。較為人知的是2012年伊麗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慶典，而首次慶典——1897年維多利亞女王的鉆禧慶典更具歷史意義。

當時大英帝國總人口達4.5億，全球各殖民地同步舉行慶典，盛況空前。但1897年又是大英帝國由盛轉衰的節點：第二次工業革命推動美國、德國崛起，19世紀末美國GDP總量超越英國，20世紀初德國也實現反超。

盡管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戰勝國，但殖民體系不穩與美國的強勢崛起，使英國終于在1932年放棄了自由貿易政策，英式全球化時代落幕。

回顧歷史，我們不得不嘆服大英帝國的統治術；比如曾用數千文官就能治理三億人口的印度；又比如一戰期間英國人T.E.勞倫斯巧妙策動阿拉伯起義瓦解奧斯曼帝國。

當今英國雖褪去"日不落"光環，但其制度遺產依然影響深遠。正如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所言：“大英帝國已經瓦解，但它的制度、經濟結構和法律仍然深深嵌入在前殖民地中”。

把一個國家變成貿易伙伴不難，難的是輸出制度和思想。 英國的一些經驗，值得中國學習。

2023年7月我到訪墨西哥的蒙特雷，這座距離美國約200公里的工業城市，是中國制造企業出海的熱土。憑借北美自貿區關稅優勢，蒙特雷生產的商品可便捷進入美國市場。

當地友人曾生動描述蒙特雷將成為"墨西哥的東莞"。當我問"美國是否隨時能制裁在墨中企"時，對方說：理論上美國可以切斷當地中企的水電供應——因墨西哥關鍵行業多有美資背景，政商精英也多受美式教育。

很多人都聽過墨西哥前總統波費里奧·迪亞斯（Porfirio Díaz）的這句話：可憐的墨西哥，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

離美國太近，既是中國企業出海墨西哥的原因所在，也是最大的風險。

2024年特朗普競選期間揚言將制裁墨西哥；2025年特朗普重新上臺后，將對墨西哥加征25%的關稅大棒已經高高舉起。無論大棒是否會落下，中國企業都會是受害者。很多人沒注意到一個新聞，墨西哥為了換取不被美國征稅，向美國提議可以和美國保持一致、向中國征收高額關稅。

當前在墨中企雖在持續推進本土化，但墨西哥作為后續中國企業想規避關稅、出海美國的跳板基本癱瘓。

為了做出海，2020-2022年期間我在美國的紐約大學商學院讀MBA。我們班上的同學來自16個國家，拉美同學占比頗高。期間我去過一趟邁阿密，這座城市被稱為"美洲的首都"，70%的人口是拉美裔。很多拉美的權貴都在邁阿密置業，其中就包括我喜歡的球星梅西。

美國和拉美的關系，錯綜復雜。

2025年特朗普二次上臺執政后，呈現矛盾態勢：既想通過斡旋俄烏沖突塑造和平形象，又將墨西哥灣改稱‘美國灣’、威脅巴拿馬、加拿大，索要格林蘭島，給人好勇斗狠的印象。這種矛盾背后，需要理解美國的兩大政策遺產。

第一個是孤立主義。

美國獨立初期國力孱弱，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在1796年離任前發表的《告別詞》中提出“要將美國建成自由進步的偉大國家，最為重要的是應該排除對某些個別國家抱永久且根深蒂固的反感，而對另一些國家則又有感情上的依附；不要與任何外國建立永久的聯盟…”

由此，"孤立主義"成為了美國長期堅持的外交政策。

第二個是門羅主義。

1823年，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試圖確立美國對西半球的控制權。孤立主義與門羅主義看似對立、實則相互補充，共同服務于“美國優先”的戰略目標：前者隔絕歐洲干預，后者確立美洲霸權。

特朗普大搞貿易保護主義，一些人覺得他背叛了美國的傳統。這其實是對他的"誤解"，美國有搞保護主義的傳統。

美國開國元勛、第一任財長漢密爾頓曾提出和宣揚"幼稚產業保護理論"，該理論的基本意思是：一個國家的新興產業，當其還處在初創期時可能經不起外國的競爭，需要通過對該產業采取適當的保護政策以提高競爭力，等將來具備比較優勢后再放開保護。

在此思想的指導下，美國的《1816年關稅法》將英國紡織品關稅提升至25%，強力保護北方制造業。南北戰爭結束后，美國更加積極推進高關稅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1860至1900年間，美國應稅商品平均關稅維持在45%左右。長期對英國進口鋼材征收的懲罰性關稅，使"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坦言：高關稅政策為美國工業崛起構筑了護城河。

1897年就職美國總統、后來被特朗普多次稱贊的威廉·麥金萊曾這樣表示：我們成了世界第一大農業國，我們成了世界第一大礦產國，我們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這一切都源于我們堅持了幾十年的關稅保護制度。

直到1934年，應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要求，美國國會頒布了《1934年互惠貿易協定法》，美國貿易政策才迎來了歷史性轉變，開啟了貿易協定談判和關稅減讓。在隨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成為了決定性力量之一，也正式取代了英國的地位、建立起了美國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即"美式全球化"。

與英式全球化相似，美式全球化的霸權體系建構在四大支柱的基礎上：

一是制度霸權。

通過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確立美元-黃金雙掛鉤機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美國的初始份額高達36.2%，截至2024年依然有16.5%，憑借85%重大事項表決門檻，美國實質掌握否決權。世界銀行首任行長由美國人出任，至今這個潛規則依然維持著。

1947年《關貿總協定》及其繼承者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美國約束后發國家政策空間的制度工具：既用多邊規則禁止技術轉讓，又以301條款等國內法實施單邊制裁。

二是能源軍事復合體。

1974年與沙特達成"石油美元"協議，將原油貿易綁定美元結算，至今全球80%原油貿易仍以美元結算。軍事層面美軍強化控制全球主要節點，如第五艦隊駐守波斯灣，第七艦隊巡航馬六甲海峽；又如2025年，美國強化了對巴拿馬運河控制。

三是金融、科技、人才能力。

美國通過掌控金融基礎設施（如SWIFT和CHIPS）對其它國家實施金融威懾，2025年美元仍占據全球58%的外匯儲備。科技領域，過去大半個世界影響全球貿易的關鍵技術或產品，如計算機、集裝箱、互聯網都是在美國率先大規模應用起來。人才方面，美國吸引全球超60%的STEM博士留學生，硅谷約50%初創企業（如特斯拉、Zoom）由移民創立。

四是文化與軟實力輸出。

伴隨著電影、電視以及互聯網普及，美國通過好萊塢電視劇電影、流行音樂、社交媒體、消費品牌等載體，向全球輸出了其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形成"軟實力虹吸效應"。

美國真的衰落了嗎？

對于當下的美國，我身邊的朋友分歧嚴重：一部分認為美國依然遙遙領先，另一部分認為美國已經不可避免地在衰落。

客觀數據揭示復雜性：1994、2004、2014、2024年美國GDP總量占全球比重分別為26.1%（7.3萬億美元）、26.8%（12.2萬億美元）、22.5%（17.4萬億美元）、24%（29.2萬億美元）。三十年下來未見明顯下滑，歷次危機帶來的沖擊多由歐洲、日本等國家承受。

當然，衰落與否不能只看經濟數據。2025年，美國的國際信譽大幅下降。尤其是2月2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萬斯當面羞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后，美國在全球的軟實力將受嚴重影響。以至于"軟實力"的提出者、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在3月8日發布了一篇題為"特朗普與美國軟實力的終結"的文章。

但整體而言， 美國的衰落之路，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在紐約大學商學院求學期間，我是班上唯一的中國學生。相比我積極去了解美國的方方面面，我發現美國同學普遍對了解中國興趣不大；課堂之外，也不聊中美關系之類的話題。

2024年3月我和一個泰國朋友交流，我說越來越多中國人開始平視美國了。對方提醒：中國在平視美國的同時，也要以同等視角看待亞非拉國家。

嗯，真正的平視世界，既無需仰視強者，亦不應俯視弱者。

2023年6月底我在東京，正值GPT-4引發全球熱議。中國國內激烈討論"中美AI差距"、討論中國如何才能趕上美國的話題。

我當時問一位在日本長居多年的朋友，日本討論人工智能嗎？對方回答：日本也討論人工智能，但大家普遍認為大模型競賽是中美的專屬。

因為我非常關注創投行業，在東京期間我還特意去了趟軟銀的總部，這家投資了阿里巴巴、字節跳動、ARM等明星公司的機構和他的創始人孫正義在中國非常有名。但朋友告訴我： 孫正義在日本商界是個"異類"，日本民眾不喜歡他。

基于地緣鄰近性及相似的出海挑戰，過去兩年，中國國內研究日本出海經驗的特別多，幾乎所有券商和第三方機構都發過相關報告。

日本企業出海，確實有一些經驗值得借鑒，比如日本企業在海外采取“披薩型”出海策略、通過近百個海外基地分散風險，建立JETRO（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等情報網絡，海外經營管理堅持"二十年培育一個市場"的穩健風格。

一方面，日本企業出海取得了不錯成績，自上個世紀80年代后通過出海實現了在海外"再造一個日本"。但另一方面，日本最終錯失了新科技革命，和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大，最終"失去了三十年"。

對比1994、2004、2014、2024年數據：日本GDP全球占比從1994年的17.8%（4.99萬億美元）降至了2024年的3.6%（4.02萬億美元）。三十年維度看，日本的經濟規模停滯與占比斷崖下跌，"失去三十年"是客觀事實。

近年關于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失去三十年"的討論甚囂塵上，此類討論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忽視了中日之間的根本差異。

一是中日表面相似但本質迥異。深層文化上看，日本屬于"強者崇拜"的跟隨型國家，而中國歷史上長期是強者心態和引領型國家。中國有第一的大國心態，雖顯傲嬌，但整體不是壞事。

二是貿易戰應對方式完全不同。回溯日美貿易戰史（如1950s紡織品-1970s鋼鐵-1980s半導體），典型路徑為：美方啟動貿易調查→日方配合產業政策調整→行業自限出口。其根源在于日本非完全主權國家地位，這與中美博弈存在本質區別。

三是競爭生態差異很大。相較于日本財團壟斷與終身雇傭制對市場競爭的弱化，中國堅持市場化改革培育出更具活力的企業群體。中國的出海企業，既有尋求產能轉移的傳統企業，也有天生全球化的新銳公司。

在2024年年底的天風證券展望會上，我明確提出了中國企業出海是一個新故事： 中國和美國、英國一樣會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將通過出海實現質變、成為世界冠軍。

2025年標志性事件印證了這個趨勢：DeepSeek（深度求索）大模型技術突破引發全球關注；《哪吒2》沖進了全球票房榜前五；人工智能業務增長，帶動阿里巴巴美股年內漲幅超過了60%（截至2025/3/19）。

國際投行重新評估中國競爭力：德意志銀行報告將中國類比1980年代的日本，強調全產業鏈優勢；高盛則指出AI應用層突破將帶來中概股價值重估的窗口。

當前出海研究過度聚焦日本模式，我認為有另外一個國家的出海經驗更值得我們學習，這個國家就是法國——這個常被忽視的文化大國，構建了獨特的全球化路徑。

2022年搬家到上海后，我時不時聽到一些人提到"法租界"，雖然我至今沒搞清楚這個概念。我翻看歷史，大概是在1895年英國商人在中國創辦的《字林西報》第一次將上海稱為“東方巴黎”，用來表示上海這座城市像巴黎那樣繁華和有情調。

全球各地，有多達數十座冠以"xx巴黎"的城市。比如"中東巴黎"貝魯特；"北非巴黎"阿爾及爾；"南美巴黎"布宜諾斯艾利斯；"東方小巴黎"胡志明市等。

拋開殖民色彩，足見法國文化輻射力之深。

法國展現出了一種不同于英美的全球化模式： 國際游客接待量長期居世界首位；世界品牌500強占52席（2024年）、數量世界第二，尤其是在奢侈品領域全球前十的品牌半數以上來自法國；在藝術、時尚、娛樂、飲食等構成的文化影響力維度，法國也長期居全球第二。

隨著全球整體變老、對物質商品的需求將下降；業內普遍的看法是：思想和文化正成為全球化4.0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法國巴黎是各種古典藝術流派的發源地，也是數字藝術先鋒陣地，更以"國際會議之都"身份深度參與全球治理——從1919年巴黎和會到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這座城市持續輸出規則與價值。

顯然， 法國會是全球化4.0時代的高地。

當前中國企業的一大任務是：破"卷"。有兩種方式，一是在技術產品層面做出重大突破，也就是埃隆馬斯克所說的做出10倍提升，這對多數公司來說不現實。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在非物理屬性上進行突破，即從感性和精神層面提升品牌附加值。

法國在這方面具有成熟的經驗。法國的奢侈品牌和消費品牌擅長通過構建豐富的品牌故事、文化符號和情感價值來打動消費者，從而將商品從物理屬性層面上升到精神屬性的高度，使得消費者不僅購買產品本身，還購買一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認同。

這種"文化+產品"的雙輪驅動，正是中國出海亟待補足的維度。正如"Lea出海法語國家"的創始人Lea所說：當前中國品牌的最大的任務是破“卷”，而法國是最好的“留學”地。

是的，新時代的中國出海企業，要多回"革命老區"法國巴黎參觀和學習。

2023年7月初，我來到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羅。出發前在小紅書做攻略時，發現超過半數的筆記都提到在圣保羅手機被搶。飛機剛落地，就收到了外交部領事保護中心的警示短信，提醒圣保羅與里約熱內盧盜竊案頻發。

在圣保羅的高檔商場，我看到各款式的小米手機售價，竟是國內價格的2-3倍，這背后是高關稅政策（綜合稅率達60%）導致的畸形市場。而在圣保羅著名的商品集散地"25街"我看到另一番景象——各種通過灰關進來的商品應有盡有，巴西民眾用腳投票選擇了更實惠的購物方式。

巴西這個金磚國家創始成員的經濟現狀令人深思：2014年巴西人均GDP曾達1.2萬美元，到2024年卻仍停留在1萬美元的水平，十年間經濟增速如同"磚塊"般沉重。

我在圣保羅的大街小巷到處逛，這座城市的流浪漢確實不少，幾天下來我的手機并沒有被搶。網絡容易放大不好的一面，這是我們要親自出去看看的意義所在。

我們在過去幾十年一路高歌猛進，很容易忽略這樣的一個現實： 全球范圍，高速增長的故事是極其稀缺的。 即便是在代表世界主要經濟體的G20（20國集團）國家，在過去十年經濟有亮眼表現的也不算多。

G20國家過去十年的經濟增長情況呈現冰火兩重天：俄羅斯、日本、巴西、南非是負增長，意大利、英國停滯不前。中國經濟在過去十年，按增長幅度來說在G20國家中排名第三，僅次于印度和印尼。

G20之外的其它國家，經濟脆弱性更加明顯。過去兩年多，我去了近50個國家和地區考察中國企業出海，除了看到各國好的一面，我也看到了：

尼日利亞的貨幣過去幾年大幅貶值，由于日用品嚴重依賴進口，可以說是民不聊生；孟加拉國在2024年趕走了總理哈西娜，國家經濟穩定發展的局面被打破；即便是歐盟國家希臘，因為外債累累，開始推行一周六天工作日…

這是一個充滿失落的世界。

可以用"兩個失衡"來描述當下的世界。第一個失衡是在各國內部，財富的分布不平衡——全球前1%人口掌控的財富占比從2004年的33%攀升至2024年的48%。美國前1%群體掌握44.6%金融資產，巴西達63%，南非更是突破了70%。

這種"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正在瓦解社會共識，助推極端政治勢力崛起，過去五年全球極右翼政黨支持率激增即是明證。

第二個失衡是在各國之間，表現為只有極少數國家發展得好，多數國家獲得感較差。這種"中心-外圍"的固化格局，導致很多國家陷在"中等收入陷阱"，催生民族主義浪潮——2024年全球民族沖突事件較2019年增加210%。

值得關注的是，中美印三國GDP合計占全球的比重，在2004年是35.6%，在2014年為40.2%，到2024年達到了47%左右。預計到2030年，這個數字約為50%。

"兩個失衡"下，會推動很多國家做出以下選擇：

一是反移民政策：極右政黨常常反對移民，認為外來移民威脅本國文化、社會秩序和經濟福利，從而支持嚴格的移民法和邊界控制（如美國共和黨）。二是反全球化：許多極右政黨反對全球化，認為全球化帶來了外來文化、經濟力量的沖擊，削弱了本國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如德國選擇黨）。

三是“本國優先”政策：這種政策強調將本國公民的利益放在最優先的位置，表現為限制外籍勞動力的使用和甚至限制外國資本流入（如2020年印度出臺"PN3政策"）。四是民族復興主義：主張恢復或重建曾經的強大民族國家形象，認為國家的衰落與外部影響、移民潮等因素密切相關，必須通過國家主義手段實現“復興”（如土耳其）。

該如何理解當前和未來的國際局勢？2023年2月28日發布的二十屆二中全會公報里有這樣的概括，值得反復研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必須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究竟什么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2月26日，我被微信接入DeepSeek的"AI搜索"灰度到了，我當天提了這個問題：20世紀，有哪些事情稱得上是嚴格意義上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微信"AI搜索"總結的20世紀變局核心是：權力轉移（歐洲→美蘇）、規則重構（殖民→主權平等）、技術革命（工業→信息），這些變革的深度與廣度百年罕見，塑造了今日世界的基本面貌。

-在權力轉移層面，從歐洲轉移到了美蘇，更確切的是從英國霸權轉移到了美國霸權。權力的轉移很不太平，雖然英國和美國并沒有發生戰爭，但全球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

-在規則重構方面，亞非拉國家集體覺醒，推動“全球南方”崛起；同時，美國通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使美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推動了世界經濟發展、也埋下南北發展失衡的隱患。

-在技術革命層面，出現計算機、互聯網、生物技術、航天技術等顛覆性創新。推動經濟全球化，重塑生產生活方式，信息傳播打破地域壁壘，為21世紀數字時代奠定了基礎。

20世紀的歷史，也告訴我們 當下熱議的"逆全球化"并非首次。 20世紀上半葉，從1913-1945年全球貿易占世界GDP比重（貿易開放度）從14%暴跌至了4%。

這段32年的逆全球化進程中，人類不僅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更遭遇大蕭條帶來的全球經濟坍塌——歷史數據揭示，貿易收縮與地緣沖突存在顯著正相關。

當前逆全球化周期的相似性令人警惕：貿易開放度曲線重現"倒U型"：2008年達到61%峰值后持續回落，2024年仍未恢復。地緣沖突烈度攀升：俄烏戰爭推升全球軍費開支突破2.4萬億美元，較2019年增長37%

如果參照上一輪逆全球化，這一輪逆全球化也要持續30多年，預計在2040左右才會結束，期間世界不會太平。

1910年，英國著名作家諾曼·安吉爾在其出版的暢銷書《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中提出：由于全球化，國家之間在經濟上相互依存，戰爭行為已經變得無利可圖；歐洲國家之間在投資和貿易上相互高度依存，所以歐洲內部不可能爆發戰爭。

結果大家都知道，諾曼·安吉爾錯了。和他一樣，過去幾十年的超級全球化讓不少人形成了“大幻想”，認為“好日子”會一直持續。中國是超級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的企業家、創業者普遍也是；所以，當逆全球化愈演愈烈后，一些人心態上調整不過來，把怨氣歸咎于某個人或某項政策，而對全球政治、文化、社會的分裂視而不見。

好消息是，2025年中國已經走出了低谷，大家的情緒變好了。另外，類似上一次逆全球化期間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在接下來也會得到避免，中美兩國很有可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領導的修昔底德陷阱項目研究顯示：過去500年間16次大國權力轉移中，有12次以戰爭收場。這些血腥案例包括：17-18世紀英國與荷蘭為爭奪海上霸權爆發的四次英荷戰爭；持續百年的英法爭霸歷經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奧地利帝位繼承戰和七年戰爭三次大規模沖突。

最慘痛的教訓和德國有關——這個通過第二次工業革命迅速崛起的國家，最終將世界拖入兩次世界大戰的深淵。

但歷史也留下四則和平范本：一是15世紀末開啟了大航海時代的葡萄牙與西班牙通過《托德西利亞斯條約》劃分勢力范圍；二是20世紀初美國以"門戶開放"政策實現與英國的和解；三是冷戰時期美蘇建立"相互確保摧毀"核威懾機制避免了雙方直接熱戰；四是1990年代統一后的德國通過歐盟框架實現了與英法和平相處。

這些案例證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關鍵，在于對抗雙方能否做出"痛苦的戰略克制"——正如冷戰期間美蘇清醒認識到核武器的毀滅性威力，這種"恐怖平衡"在21世紀依然奏效，使超級大國間的熱戰成為非理性選擇。所以，過去幾年美國雖然"贊助"了俄烏沖突，但自身避免了與俄羅斯的直接熱戰。

不需要悲觀，因為逆全球化總會結束；上一輪逆全球化的結果是美式全球化取代了英式全球化， 當前逆全球化浪潮也正在孕育新全球化。 值得我們期待的是，中國正成為新全球化進程的核心推動者。

歷史長河中的這兩個深刻啟示，正指引著中國在新時代的全球化進程中破浪前行：

第一個深刻啟示是要保持對外開放。

中國歷史學界對明清時期"閉關鎖國"政策的反思，揭示了封閉必然導致落后的鐵律。地理屏障與儒家重農思想構筑的認知繭房，曾讓"天朝上國"的優越感異化為排外枷鎖——當清政府實施"一口通商"政策時，歐洲正經歷工業革命的狂飆突進，鴉片戰爭后的百年羞辱史讓我們刻骨銘心。

這種時空錯位的歷史教訓，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得到深刻回應：截至2024年，中國是超過150個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跨境電商規模突破2.6萬億元，正在重構"陸海空網"四位一體的新型開放格局。

很多人對"一帶一路"的歷史意義還是低估了，翻看歷史你會發現：這是中國2000年以來未有的倡議和大戰略。

第二個深刻啟示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蘇聯解體的鏡鑒警示我們：軍事霸權若失去經濟根基，終將成為空中樓閣。按實際購買力計算，2014年時中國的GDP就已經超過了美國。2024年，按實際購買力中國的經濟總量為37萬億美元，高于美國的29萬億美元。中國以務實態度不斷創造經濟奇跡：2024年新能源汽車產量突破1300萬輛、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取得重大進展…

和當年的英國、美國成為全球主導國家之前相似，中國合理的選擇是加強自身軍事實力的前提下，盡量避免直接介入各類國際沖突、去成為國際沖突的調停者，和解的促成者。

還有一個深刻的商業啟示。

在前面我們有提到"傳絲公主畫版"，1300多年前時中國"古三樣"之一的絲綢技藝開始外傳。到10世紀時，中亞的梅爾夫（今土庫曼斯坦境內）熟練掌握了養蠶、抽絲和織布技術，超過了中國、成為面向西方的最大絲綢出口地。后來日本，甚至是中東地區的黎巴嫩都成為了絲綢產地。

中國"古三樣"的第二種是瓷器，也曾長期是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尤其是在唐朝海上絲綢之路成為主要通道后，中國的瓷器暢銷全球。清朝康熙年間，一個叫殷弘緒的法國傳教士在景德鎮待了七年，搞懂了瓷器的技藝并傳回了歐洲；后來歐洲人通過不斷實驗和技術改良實現突破，在瓷器的工藝上逐漸超過了中國。

"古三樣"的最后一種是茶葉，是清朝時最重要的出口商品。17世紀中葉，英國開始從中國進口茶葉，每年因此對中國產生大量貿易逆差。清朝時，一個祖籍福建、在廣州做對外貿易的商人伍秉鑒因為把控了中國茶葉從生產到出口的各環節而成為了當時的"世界首富"。

為了扭轉貿易逆差，英國一方面在印度種植鴉片輸往中國，另一方面從中國偷盜茶樹和吸引中國工人在其殖民地印度、斯里蘭卡種植茶葉。加上在技術層面，英國人用實驗方法不斷改進、也發明了揉茶機和炒茶機。至19世紀末，印度茶葉出口數量已經超越中國，成為了世界上茶葉的主要供應地。

中國"古三樣"先后喪失競爭力，核心原因是 只依賴中間商做出口、離海外市場太遠，這導致在技術工藝層面更新的動力和意識不足。 中國"古三樣"給我們的經驗教訓是，要主動去到海外目標市場、和當地消費者建立直接聯系，只有這樣才能第一時間了解并響應市場需求，避免"古三樣"的悲劇。

這就是不同于傳統外貿、需要在新時代大力提倡的新出海理念。

讓我們一起從中國出發、走向世界。

2024年7月，我走訪了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與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阿斯塔納是"一帶一路"的首倡地，塔什干作為中亞人口第一大國的改革前沿，兩座城市共同呈現著兩個鮮明特征：一是到處是工地遍布的基建熱潮、二是正在由傳統能源向新能源快速轉身。

在這兩座城市逛了幾天、也聊了一些朋友，我的基本觀察是：近年來中亞掀起的改革之大讓人震驚，這塊區域正在全面學習中國經驗和引進中國企業。

中亞的重要性，我們很多人還沒意識到。

1904年英國地緣政治學者麥金德曾提出過一個“心臟地帶”理論，其主要觀點是：地球表面存在一個關鍵的陸地區域——“心臟地帶”（歐亞大陸中部），控制這一區域的國家能夠主導全球。海洋力量雖能影響沿海地區，但若陸權國家聯合控制心臟地帶，海洋強國將被邊緣化。

有美國戰略學者把這概括成了一句傳播很廣的話：當陸權聯盟的邊界擴展到歐洲，歐洲選擇在陸權聯盟和美國之間保持中立時，美國將成為游離于“世界島”之外的一個孤島。

中亞，就屬于這個"心臟地帶"，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中國歷朝歷代，對"西域"控制強時國家強，對它控制力弱時則國家弱。清朝末年國力衰弱，曾發生過著名的"海防"和"塞防"之爭。對新時代的中國而言，不存在這個問題，東部開放和西部開放可以并行不悖。

今天很多人關注到了中歐班列，這條從中國各城市出發、主要途經中國新疆、中亞再到歐洲的鐵路，近年在促進中外貿易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2024年6月，等了20多年的中吉烏鐵路正式簽約；12月底，該工程已經正式開工建設。等2030年建成通車后，想象空間巨大。

而早在2010年，喀什經濟特區設立，賦予了它重大的戰略意義。未來中巴經濟走廊和中吉烏鐵路將在喀什交匯，西部大開放的格局將進一步成型。

看一下數據，2024年新疆外貿進出口總值4351億元，增長21.8%，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實現了"三連跳"：2022年突破2000億元，2023年突破3000億元，再到2024年突破4000億元。

另外有兩則超出很多人認知的新聞：一是新疆出產的海鮮供應到了全國各地老百姓餐桌上；二是以"蘋果之城"著稱的阿拉木圖，其蘋果大多從新疆進口。以經濟發展水平論，新疆的人均GDP排名全國前15名，發展越來越好的新疆正在趕上中亞最富的哈薩克斯坦。

那出海中亞，處在什么階段呢？有兩個參考坐標。

第一個坐標是中亞人口最多的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其第一家肯德基是2018年9月在塔什干開業的，中國第一家肯德基是1987年11月開業于北京。粗略判斷，烏茲別克斯坦的改革開放處在很早期，和中國的90年代差不多。90年代的中國雖然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但卻是最好的出海市場。

第二個坐標是明天、也就是2025年3月21日中亞第一家蜜雪冰城在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開業，而東南亞的第一家蜜雪冰城是在2018年9月在越南河內開業的。粗略推算，中國企業出海中亞處在早期階段，和七八年前出海東南亞有些類似。最好的出海機會，是七年前去東南亞，和現在去中亞。

那具體有什么出海機會呢？

大概率會發生的：一是和東南亞類似，接下來三五年中國新能源汽車會大規模取代中亞原有的燃油車品牌；二是和蜜雪冰城類似，會有很多中國餐飲企業落地中亞。另外，在傳統的基建、礦產資源、小商品等方面，依然有很多機會。通過在中亞建設工廠或物流中心輻射中東甚至歐洲，也會吸引不少企業。

出海中亞，一個優勢是：目前還不"卷"。對很多中國企業而言，中亞是一個存在感甚至不如非洲的市場。我朋友圈里，截至目前去過中亞國家的新一代創業者屈指可數。

劣勢是：對中亞五國普遍缺乏了解，是橫在中國出海企業面前的一大挑戰。另外由于中亞的自然環境較為惡劣，選拔并派駐合適的人才過去不容易，出海中亞需要有張騫出使西域的使命感才能長久。

在出海中亞方向，目前做得好的大多是央國企。2024年6月我在南京做《新出海浪潮》一書的分享會時，去蘇美達的總部參觀過。這家國機集團旗下的企業，在"一帶一路"有廣泛布局，為中國企業出海提供一站式全托管服務。

其中在中亞方向，2020年烏茲別克斯坦某工業集團就找到了蘇美達，通過后者采購了上億美元的整車及發動機生產線設備。2023年，雙方進一步在出口貿易上加強了合作。基于自身豐富的海外買家資源，蘇美達還上線了“蘇美達達天下”平臺，幫助中國出海企業“牽手”國外買家。

國企搭臺，私企唱戲，這是中國企業出海的很好組合方式。

為了引導業內用定量的方法評估不同國家的出海機會和風險，我和我所在的機構EqualOcean推出一套"出海國別分析六星圖"（PECOSS），從以下六個方面對不同國家進行打分（每項滿分為10分，分數越高表明越正面）。

-政治關系（P）：指目標國家和中國的政治關系友好程度；

-經濟面（E）：指經濟總量、增長率、人口和市場空間等；

-文化連接度（C）：指從文化層面評估中國與之進行跨文化溝通和連接的難易程度；

-開放與變革（O）：指目標國家的對外資開放度、營商環境、內部變革動力和動作；

-中國企業稀缺度（S）：指考慮市場大小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的擁擠程度；

-自然條件和安全性（S）：指自然條件好壞、安全情況、對外國人的態度。

需要事先說明的是，打分有個人主觀成分、不敢說科學和絕對優勢客觀，另外同一個國家不同時期在特定指標上的評分是動態變化的。

在中亞，目前中國企業出海主要看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從"六星圖"（PECOSS）來看，哈薩克斯坦和中國的政治關系很好、開放與變革層面也動作很大，但目前經濟發展本身已經不錯、由于人口較少、提升空間不會太大。而烏茲別克斯坦的發展階段較低，人口中亞最多且增長很快，經濟增長空間更大；開放與變革層面，烏茲別克斯坦的動作也很大，值得關注。

整體而言，哈薩克斯坦發展階段更高，但對中國企業而言烏茲別克斯坦的出海機會更大。

出海中亞，2025年還有不"卷"的紅利。

過去幾年，我多次前往東南亞國家。從上海飛往新加坡、曼谷、吉隆坡、胡志明市、馬尼拉的機票常年低于1000元人民幣，比飛往國內許多城市更便宜。因其地理位置，東南亞成為許多中國企業出海的第一站。

2024年4月下旬，我在泰國首都曼谷乘坐摩托車穿梭大街小巷時，看到不少中國品牌的新能源汽車；在一家商場，曾被我視為中老年人品牌的海瀾之家在泰國竟顯得非常年輕時尚。而尚泰商場（Central World）的泡泡瑪特線下店因顧客太多竟然需要排隊才能進入。

離開曼谷后，我去了馬來西亞吉隆坡。在吉隆坡市中心最繁華的商場，中國品牌也是隨處可見。2024年11月，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蒂爾在社交平臺發文"抱怨"：最近他在吉隆坡市區商場閑逛時，處處可見中文招牌，"仿佛置身中國"。

"仿佛置身中國"也是許多中國企業出海東南亞的感受。這句話的另一層含義是：東南亞市場同樣開始"卷"了。

我們需要客觀看待這個"卷"，"卷"的背后是中國企業出海東南亞取得了巨大成績。2004年，中國與東盟簽署《貨物貿易協議》。此后雙邊貿易額持續快速增長，2009年中國成為了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2020年東盟首次躍居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

一個個中國品牌成功出海東南亞，也逐步改變了東盟國家對中國的認知。

2024年4月，新加坡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Yusof Ishak Institute, ISEAS）發布的《東南亞態勢報告：2024》顯示，中國是目前對東盟最具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國家； 在中美之間東盟國家最希望結盟的對象選擇上，中國首次超過了美國。

可以說，東南亞是中國在政治高層、商界往來、民間關系三個層面都達到深度融合的區域。

在東南亞走訪時，我聽到中國企業抱怨最多的是："東南亞員工太懶了！" 所以當我在印尼雅加達的蜜雪冰城門店，看到印尼員工穿著印有"奮斗青年"漢字的T恤時，第一反應是：這種企業文化能否真正落地？

但研究外資企業入華歷史可以發現，90年代外企也常抱怨中國員工效率問題，如今這種偏見已完全消失。或許十年后，東南亞的情況也會改變。

由"奮斗青年"支撐的蜜雪冰城于2025年3月3日在港股上市，首日股價大漲43%。截至3月19日，蜜雪冰城市值超過了1700億港幣，其在東南亞的門店數量超過了5000家。

蜜雪冰城通過出海東南亞打開了資本市場想象空間； 對更多中國品牌而言，出海東南亞意味著"再來一次"的機遇。

肯德基的案例具有參考意義：這家1987年11月進入中國的美式快餐品牌，當時在本土市場已落后于麥當勞。通過深度本地化戰略，它成功重塑為西式快餐代表、在中國對麥當勞實現了"換道超車"，如今肯德基中國市場規模遠超美國本土。

中國企業出海，可以參考當年外資企業入華的經驗。在泰國調研時，當地一些朋友告訴我："比亞迪比特斯拉更具高端感！" 這種認知反差在擁有特斯拉超級工廠的上海或許令人詫異，卻折射出出海對品牌形象的重塑效應。

當然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正如復星全球合伙人、復星銳正合伙人劉方未所說：去新興市場國家，比如東南亞，不能簡單復制“時光穿梭機”理論，要根據目標市場"三化"（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進程考慮具體落地模式。

去東南亞考察較多的人會有這幾點感受：出海東南亞的機會主要在線下而非線上；雖然東南亞的中國公司已經很多，但在很多領域歐美日韓品牌依然占據優勢，中國品牌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出海東南亞的粗放式發展階段已經結束，接下來將是精細化運營的紅利期。

通過"六星圖"（PECOSS）分析東南亞三個人口過億的國家：印尼、菲律賓、越南。與中國的政治關系、經濟基本面、開放與變革這三個指標，都是印尼得分最高，菲律賓最低；而在文化層面，越南與中國最接近。過去兩年菲律賓破壞中菲關系，使中國企業出海菲律賓遭遇很大挑戰。整體而言，印尼是東南亞最適合中國企業出海的國家。

2025年出海東南亞，正迎來"品牌重塑"與"精細化運營"的雙重紅利。

2024年8月初，我前往孟加拉國首都達卡。關注國際新聞的人可能知道，我在達卡期間恰逢該國政局更迭：學生運動導致連續執政長達15年的總理哈西娜下臺。

我并非刻意前往動蕩地區，所有國際機票都是提前預定。此前孟加拉國已保持15年穩定發展，創造了經濟增長奇跡。沒有想到我到了達卡后局勢突然惡化，幾天之內該國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我個人的實地感受是孟加拉國民眾普遍溫和友善，但非常遺憾，截至2025年3月該國仍未完全恢復常態。

選擇去孟加拉國，是因為印度暫時去不了；南亞次大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

看一下這個數字就知道了：涵蓋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印度的南亞地區，2024年總人口突破了20億！占全球人口近1/4，是東南亞人口的三倍以上。這個龐大市場在中國企業出海版圖中屬于被忽視的區域。

我理解這種忽視的成因：達卡街頭衛生設施匱乏，人流車流混雜的擁堵場景令人窒息。2018年我曾到訪印度新德里，其狀況與達卡相差無幾。另外，南亞三大國共同的特征是貧困率居高不下。2025年，三國的人均GDP是：孟加拉國預計2800美元，印度約2900美元，巴基斯坦僅1600美元。

盡管網絡充斥南亞安全問題的負面評價，但我在達卡的街頭巷尾行走時并未感到威脅。印度舊德里著名的月光集市我也去過，也是同樣的感受。孟加拉國、印度經濟落后、但民眾普遍和善，巴基斯坦對華友好更無需贅述。

作為湖南人，我有不少同鄉十五六歲就赴珠三角打工。2002年高中暑假，我在深圳靠近東莞的某鎮待過1個多月，曾目睹多起街頭斗毆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