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這一歷史性時刻，標志著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開啟了國家發展的新紀元。

然而，在中共中央的五大書記中，任弼時卻未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這位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領導人，因長期積勞成疾，正飽受高血壓與糖尿病的折磨，無法親臨現場見證這一偉大時刻。只能與夫人陳琮英坐在玉泉山休養所的廊下，通過收音機收聽開國大典的實況廣播，聆聽毛澤東那震撼世界的聲音 。

任弼時，1904年4月30日出生于湖南湘陰（今屬汨羅市）的一個鄉村教師家庭 。青少年時期，他就樹立了救國救民的遠大志向，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1920年，任弼時因家境困難無法繼續學業，聯系旅法勤工儉學未果后，加入了毛澤東、何叔衡組織的俄羅斯研究會，準備前往蘇俄勤工儉學。經研究會介紹，他到上海參加俄語學習班，并在那里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自此踏上革命道路。

1921年春，任弼時與劉少奇等一同前往蘇俄，歷經艱難抵達莫斯科，進入培養革命干部的東方勞動者大學。在莫斯科，他系統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視野得到極大開拓，并于1922年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4年回國后，任弼時到上海大學教授俄語。次年，他先后當選團中央執行委員、組織部主任、團中央總書記等職，期間還指導了著名的“五卅”運動。

1927年，任弼時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面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他旗幟鮮明地進行斗爭，三次上共青團中央“政治意見書”，雖遭陳獨秀拒絕，但他據理力爭，毫不退縮。同年，他還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被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此后，任弼時在革命斗爭中不斷成長，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展現出卓越的領導才能。

在革命的艱難歷程中，任弼時曾兩次被捕，遭受了殘酷的折磨，但他始終堅守信念，沒有泄露任何組織機密。1928年10月，任弼時前往安徽巡視工作時不幸被捕，敵人對他施以“踩杠子”“夾棍”等酷刑，妄圖迫使他屈服。然而，任弼時咬緊牙關，堅貞不屈，后經黨組織及妻子陳琮英營救，于年底出獄。

1929年11月，任弼時在上海再次被捕，在獄中遭受電刑。面對敵人的殘酷迫害，他始終嚴守黨的秘密，展現出了堅定的革命意志和頑強的斗爭精神。12月25日，經中共中央特科營救，任弼時成功出獄，繼續留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

除了被捕的磨難，任弼時還經歷了革命路線的波折。在早期工作中，他曾一度執行過王明的“左”傾錯誤政策，但他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左”傾路線的錯誤，并自覺地轉變為抵制“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他積極與錯誤路線作斗爭，努力維護黨的正確路線和團結統一。

1934年，任弼時肩負重任，和蕭克、王震同志率紅六軍團突圍西征，為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先遣探路。在艱苦卓絕的西征過程中，紅六軍團面臨著敵人的圍追堵截和惡劣的自然環境，但任弼時憑借著堅定的信念和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帶領部隊浴血奮戰，成功突破敵人的重重封鎖。

同年10月24日，紅六軍團在貴州印江木黃與紅三軍會合（會合后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任弼時擔任紅二軍團政治委員。隨后，他與賀龍等同志領導創建湘鄂川黔根據地，任中共湘鄂川黔邊臨時省委書記、軍區政治委員。在根據地建設中，任弼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積極開展土地革命，消滅地主武裝，進行反“圍剿”斗爭，使湘鄂川黔根據地成為“中國南部蘇維埃運動中最重要的柱石”，成功策應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

1935年11月，任弼時和賀龍同志率領紅二、紅六軍團突圍后繼續長征。在長征途中，他們遭遇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行為。張國燾妄圖另立中央，分裂紅軍，但任弼時堅決抵制分裂計劃。他和紅四方面軍將領深入交談，分析黨和紅軍團結的重要性，以及中央北上計劃的正確性，使得張國燾的企圖日漸孤立。最終，紅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維護了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紅軍的團結統一。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任弼時任中共中央軍委華北分會委員、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懷等率八路軍開赴山西前線抗戰。他積極指導紅軍開創敵后抗日新局面，為建立和鞏固抗日根據地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8年至1945年間，任弼時參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等多個重要會議，主持了經濟座談會、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等。在這期間，他建立中共中央辦公廳，調整改革中央機構，積極推動精兵減政，協助進行延安整風，大力發展大生產運動，并籌備七大。他的努力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發展和壯大奠定了堅實基礎，成為黨和軍隊中的中流砥柱。

解放戰爭時期，任弼時和毛澤東等人一起轉戰南北，協助指揮全國解放戰爭。他參與制定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積極開展土地改革工作，為廣大農民謀利益，贏得了農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不僅激發了農民的革命熱情，也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和物質保障。

在緊張的戰爭環境中，任弼時始終保持著堅定的信念和高度的責任感，為戰爭的勝利出謀劃策，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的工作對于推動解放戰爭的進程，實現全國解放發揮了重要作用。

長期的艱苦工作和惡劣的生活環境，使任弼時的身體受到了嚴重損害。他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動脈硬化、腦供血不足等多種疾病，但他始終堅守崗位，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懈奮斗。

1949年，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任弼時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讓他放下全部工作，到玉泉山靜心治療、休養。盡管如此，任弼時仍然心系工作，在病情稍有緩解后，便致信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書記處其他同志，請求恢復部分工作。經毛澤東同意后，他不顧身體虛弱，又投入到工作中，工作時間常常超過醫生的建議。

1950年9月初，任弼時患了感冒，血壓急劇上升，不得不臥床休息。10月19日，為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會議，他邀請河北省部分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黨支部書記到辦公室進行座談。然而，過度勞累使他的病情突然加重，10月27日，任弼時在北京逝世，年僅46歲。

任弼時的一生，是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懈奮斗的一生。他勇于理論探索，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視黨的建設，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以維護黨的領導；富有政治遠見，對經濟建設工作進行了前瞻思考；注重培養新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豐富發展了黨的群眾路線。他以堅強的革命意志、高尚的思想品格、真摯的為民情懷，詮釋了一個模范共產黨員的崇高風范，被譽為“黨和人民的駱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