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有一個大消息在社會上掀起波瀾。民政部的負責人在《學習時報》上發表文章，明確指出即將探索“人口收縮地區行政區優化”的路徑。

這一消息，猶如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激起層層漣漪。

那到底啥是人口收縮地區呢？

簡單來說，就是那些人口凈流出的城市和區域。

當下，人口從低能級城市向高能級城市流動的趨勢愈發迅猛，由此帶來了一系列棘手的問題。而探索行政區優化，正是試圖為這些困境找到破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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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幾年，人口收縮地區的話題熱度一直居高不下。

自2019年4月“人口收縮地區”這個概念被提出后，迅速吸引了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的目光。

起初，國家發改委對人口收縮地區的調減持審慎研究的態度，而如今已步入探索階段，足以見得這件事已被提上重要日程，成為影響未來發展的關鍵議題。

從地域分布來看，東北在人口流出方面表現得極為突出，堪稱“重災區”。

在2010-2020年這十年間，東北人口流出地區的個數占比從66%急劇攀升至90%，這意味著東北九成的地區都面臨著人口凈流出的狀況。

緊接著是中部地區，在同一時期，其人口流出地區占比從67.4%上升到了83.5%，增長態勢明顯。西部的人口流出地區占比也從64.8%增加至76.8%。

相較之下，東部地區雖然人口流出占比較少，但在2010-2020年期間，其人口流出地區占比也從57.5%上升到了69.4%。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宛如強大的磁鐵，對全國人口有著巨大的吸引力，成為人口流入的熱門區域。

若從城市能級的視角分析，一二線城市對低線城市的虹吸效應可謂一目了然。依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一二線城市的人口呈現凈流入狀態，沒有人口流出的情況；

三線城市人口流出地區占比為15%；四線城市人口流出地區占比達到57%；五線城市更是高達83%；

六線城市人口流出地區占比則達到了86%。而且，如今距離七普已經過去5年，人口流動的趨勢變得更加嚴峻。

不少區域出現了所謂的“東北化”現象，全國范圍內重點城市轟轟烈烈的搶人大戰背后，是眾多人口凈流出城市的落寞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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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凈流出，如同多米諾骨牌，對城市和地區的經濟生態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國家發改委2024年的數據顯示，中西部縣域產業園的平均空置率已經高達43%，而在人口凈流出超過20%的縣城，這一數字更是攀升至57%。

回顧2016年后的棚改貨幣化安置政策，它確實讓三線以下的城市借著房地產市場的東風火了一把。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房地產市場熱度逐漸消退，這些城市產業和就業方面的短板便毫無遮攔地暴露出來。

這些城市普遍缺乏核心產業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產業體系，產業結構單一，勞動力技能水平有限，再加上嚴重的人口外流現象，基礎設施也相對落后。

尤其是縣域城市，其經濟生態主要依賴體制內供養群體、個體商戶以及低層次的制造業勉強支撐。

人口的持續流出，直接導致產業走向衰敗，經濟增速大幅下滑。但令人無奈的是，低線城市財政供養人群的數量卻并未隨之減少。

以2019年山西對小縣城的調研為例，在一個擁有13萬人口的縣，財政供養人群數量竟然多達6000人，人口與財政供養人群的比例達到了22：1。

如今，低線城市面臨著人口和經濟資源的雙重流失，如此龐大的財政供養群體，無疑讓城市不堪重負，同時也嚴重影響了當地經濟和財政資源的合理分配。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低線城市和縣域結合自身實際情況，進行合并以及機構優化，已然成為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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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探索人口收縮地區行政區劃是一個新的提法，但實際上，相關的調整早在幾年前就已經悄然啟動。

在過去，調整主要集中在鄉鎮級別，四川、貴州、湖南、陜西、山西、山東等多個省份紛紛開展了大規模的鄉鎮級區劃調整工作。

撤鄉并鎮、合并鄉村等行動進行得熱火朝天。根據農辦的數據，在過去40年里，我國自然村的數量減少了150萬個，大量的鄉和村莊被合并，這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基層的資源配置和管理效率。

而這一次的調整，重點主要集中在縣域及以上城市，大致可以分為合并和機構改革兩種方式。

在2024年二十大三中全會上，首次明確提到要穩妥推進人口小縣機構優化，這一舉措將此項工作正式提上日程。

在此之前，山西已經先行一步，開啟了人口小縣的機構改革。自2020年以后，山西分兩批對6個人口小縣進行了改革試點，這些小縣的常住人口均不足20萬。

就拿河曲縣來說，改革之后，原有的36個機構被整合為22個，事業單位數量也從186個大幅縮減至40個。

通過這樣的改革，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減少了不必要的行政成本。

另一種方式是合并，比如蘇州將滄浪區和平江區進行合并，南通則是合并崇川區和港閘區并設立新的崇川區，這些主要是針對市轄區的合并操作。

通過合并，能夠整合資源，優化城市布局，提升城市的綜合競爭力。總之，這一波人口收縮區域的大規模調整已經勢不可擋。

隨著經濟、人口和產業的不斷變化，行政和機構編制也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如此才能減輕區域經濟的財政負擔，讓全國的經濟資源能夠依據人口分布進行更加合理的分配，從而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的發展需求，推動整個社會經濟朝著更加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