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綺蝶

特朗普再次執政以來，掀起了一場全球范圍內的關稅戰，而其背后的首要目標顯然是中國。截至目前，特朗普已直接對中國商品額外加征20%關稅，使平均稅率接近30%。特朗普還通過對鋼鋁加征關稅、對中國船舶征收費用以及出臺限制投資備忘錄等措施，打擊中國優勢產業并重振美國本土制造業。此外，特朗普宣布的4月2日面對所有國家的“對等關稅”也即將生效。3月25日，曾在奧巴馬執政時期擔任美國貿易代表和負責國際經濟事務的副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洛曼（Michael Froman）在外交事務網站撰文稱，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投資限制和重振本土制造業的政策，儼然是一種“帶有美國特色的中國版政策”。他說，美國或許曾經塑造了自由競爭的全球貿易體系，但中國卻正在定義全球下一階段的發展模式。

弗洛曼認為，中國并未變得更像美國，反而是美國的政策開始向中國靠攏，中國定義了美國曾主導塑造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下一階段。因此，如今再主張美國必須重新確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已經顯得意義不大，因為美國已經生活在中國的世界中。

中國改革開放成果出乎美國意料

弗洛曼稱，幾十年來，美國總體預期是，中國和世界經濟體系的融合將促使中國趨同于美國。“如今，兩國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趨同了，但方式卻出乎美國政策制定者的意料”。

他回顧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之路。中國逐步開放外資、改革國企、為私營經濟發展騰挪空間，并允許企業根據市場需求調整價格。這一系列舉措最終促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1999年11月15日，時任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與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等在簽署關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協議后，共同舉杯慶祝。

弗羅曼說，在這個過程中，西方許多人甚至相信，中國最終不僅在經濟上、還將在政治上變得更像美國。但事實證明，中國堅持了自身獨特的政治制度，并且依然實現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GDP從1989年的3477.7億美元增長至2003年的1.66萬億美元，再到2023年的17.79萬億美元。盡管全球化幫助中國10億人脫貧，但這一經濟增長的收益分配并不均衡，導致美國等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工人和社區在全球化過程中付出了代價。

弗洛曼指出，中國的經濟軌跡遠非外界想象的那般線性和不可逆轉。在21世紀的頭十年，中國加大了對經濟的干預力度，通過巨額補貼打造“國家冠軍企業”，扶持和推動戰略產業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廉價商品的涌入加速了美國的去工業化進程。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4年，中國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9%，2023年這一比例躍升至29%，中國超過日德成為“世界工廠”。

美國政策的失敗之處

在這期間，美國一直敦促中國繼續開展經濟改革，開放市場、降低關稅、取消投資壁壘并停止補貼，但收效甚微。比如，2009年，奧巴馬政府終結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多哈回合”談判，理由是中國以“發展中國家”地位持續享受“特殊和差別待遇”，無需承擔與美國及其他工業化國家相同的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等義務和約束。此外，2015年，奧巴馬政府大力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達成，試圖以告高標準貿易規則（比如強化勞動和環境保護）制衡中國，但美國終因國內政治阻力于2017年退出TPP。而中國則繼續按照自身規則塑造全球經濟秩序。

弗洛曼稱，自己在2009年到2017年間擔任經貿官員時，一直提醒中國同行：除非中國改變正在實行的經濟政策，否則支撐中國崛起的包容的國際環境將不復存在。但是，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堅持、甚至強化了自己的模式。進入20世紀10年代，中國開始推動自身在關鍵技術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大規模擴充產能，并堅定實施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模式。如今，中國的出口增長速度是全球貿易增速的三倍，在汽車、鋼鋁、船舶等領域都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

弗洛曼指出，隨著中國經貿政策的轉變，美國兩黨政界人士和公眾對中國的立場愈發強硬，歐洲及主要新興經濟體也開始感到不滿，曾支撐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已經消失。

美歐變得“更像中國”

“打不過，就加入（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弗羅曼以此為題寫道，由于美國未能說服中國調整其經濟策略，也未能成功打造一個可以制衡中國的貿易聯盟，美國最終只剩下一個選擇，即變得“更像中國”。幾十年來，美國批評中國對美國產品征收高關稅和實施其他貿易限制，而如今，美國也開始模仿中國的做法，主要體現在關稅、投資和產業政策等方面。

關稅方面，據經濟學家鮑恩（Chad Bown）測算，特朗普1.0政府時期對中國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從3%提高到了19%，覆蓋了2/3的中國輸美商品；拜登延續了這部分關稅并對中國電動汽車、電池和鋼鐵等產品新增了關稅，使得對華平均稅率繼續上升。如今，特朗普2.0政府在美國已有對華關稅的基礎上，繼續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20%關稅，超過了特朗普1.0政府和拜登政府加征關稅的總和。

▲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國退出TPP。白宮表示，簽署這一行政命令標志著美國貿易政策進入新的時期。

就投資限制而言，美國從反對投資壁壘轉向對中國對美投資進行更嚴格的審查，根據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的數據，中國對美年度投資額從2016年的460億美元驟降至2022年的不足50億美元。

在產業政策方面，美國曾長期敦促中國放棄產業補貼和工業政策，但拜登政府通過2021年的《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投入至少1.6萬億美元支持本土制造業和技術創新。

弗洛曼認為，如果美國進一步效仿中國模式，下一步可能是采用中國經濟政策中的關鍵工具，即要求在美投資的中國企業與本土企業建立合資企業，并進行技術轉讓。這種策略不僅有助于提升美國工業競爭力，也將惠及其他受中國產能過剩沖擊的國家，尤其是歐洲。

他以清潔能源行業舉例稱：由于中國企業在電動車、電池、太陽能電池板以及清潔能源設備制造等領域具有顯著優勢，美國通過建立貿易壁壘，使中國電動汽車的市場份額幾乎為零。而目前的特朗普對華實施的高關稅和其他限制措施，預計將繼續阻止中國電動車的大規模進口。

弗洛曼還指出歐洲經貿政策也在向中國靠攏的跡象。他稱，由于歐洲汽車制造商正因中國市場的本土化競爭和政策傾斜而受到擠壓，歐洲也于2024年年底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關稅。不過，為了維持就業和生產能力，歐洲似乎對中國在歐洲投資生產電動汽車持開放態度。如果歐洲不想成為中國電動車的“最終組裝地”，它可能需要借鑒中國的策略，要求中國企業與歐洲汽車制造商成立合資企業，并進行技術和專業知識的轉讓。相比之下，目前還不清楚特朗普是會歡迎這種投資，還是繼續禁止中國電動汽車進入美國市場（編者注：特朗普3月26日宣布，將對所有進口汽車加征25%的關稅）。

中國暫時獲勝

弗洛曼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美國效仿中國模式是否會贏過中國。中國擁有近乎無限的資本調動能力，并能通過貿易和投資政策實現長期戰略目標。相比之下，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與科學法案》更像是歷史性的特殊案例，而非工業政策長期化的開端，特別是考慮到特朗普和共和黨議員質疑并有可能廢除這兩個方案。

圍繞拜登政府的產業政策是否在關鍵行業之外產生了足夠的經濟效益，仍存在激烈爭論。弗洛曼指出，無論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有一點是明確的：即便是在獲得政府補貼的半導體和清潔能源能領域，美國要想重新奪回全球領先地位，道路依然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

▲當地時間3月26日，特朗普在白宮簽署行政令，宣布對所有進口汽車及關鍵零部件征收25%的永久關稅。他強調，如果在美國制造汽車，就不用繳納關稅。

弗洛曼接著指出，特朗普似乎相信，高關稅的壁壘以及貿易政策的反復無常，是促使企業將生產基地設在美國的有效手段。然而，絕大多數考慮在美國進行資本投資的企業，更看重政策環境的可預測性，而不是“早上加稅、下午撤稅”的混亂局面。面對這種不確定性，多數企業可能會選擇觀望。

而且，關于關稅是否能推動擴大美國生產和制造業就業，在歷史上尚無定論。有研究顯示，特朗普在2018年加征的關稅導致美國制造業就業下降、生產者價格上升，關稅帶來的負面影響遠超其微弱的保護效應。經濟學家斯蒂爾和哈丁則發現，自特朗普于2018年對鋼鐵進口加征25%關稅以來，美國鋼鐵行業的生產率大幅下滑，而其他行業的生產率則有所上升。

弗洛曼認為，特朗普推動制造業回流美國的策略或許最終會見效，但前提是美國政府必須允許外國企業進行相關投資。然而，拜登和特朗普均反對日本新日鐵收購美國鋼鐵公司，而美國政策制定者仍在爭論是否允許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IF）收購美國職業高爾夫巡回賽（PGA Tour）的控股權，盡管這并非關乎國家安全的關鍵產業。

弗洛曼最后表示，美國及其他國家之所以效仿中國，主要是因為中國模式的成功超出了世界的預期。中國在電動車和清潔技術領域的崛起，得益于政府干預和產業扶持。無論美國是否能在中國的規則下與之競爭，有一點必須承認：美國當前的經濟模式已越來越符合中國的標準，展現出一種以保護主義、外資限制、政府補貼和產業政策為核心的“國家主導型經濟”體系。截至目前，在定義未來全球經濟規則的較量中，中國暫時是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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