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凌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的實證分析

一、案情與爭議焦點

被告人凌某被控作為擔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為其丈夫馬某實際控制的投資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提供擔保并出借銀行卡用于資金流轉。公訴機關指控其參與共同犯罪，涉案金額逾8700萬元。爭議焦點在于：凌某是否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及客觀參與行為？全案證據是否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

二、無罪判決的裁判思路解析

法院以“證據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為核心作出無罪判決，其裁判邏輯體現三重維度：

（一）證據裁判主義的嚴格貫徹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5條“排除合理懷疑”標準，法院對全案證據進行“原子化”審查：

1. 直接證據缺失：無證據證明凌某與馬某存在事前共謀，亦無書證、電子數據等客觀證據證明其對非法吸儲行為存在主觀明知；
2. 間接證據鏈條斷裂
3. 擔保行為與非法吸儲的關聯性未被證實（未查明清凌某是否實際控制擔保公司公章）；
4. 銀行卡流轉資金的性質、用途及凌某知情程度均無證據支撐；
5.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偵查筆錄存在復制粘貼痕跡，證明力存疑，體現對證據合法性的實質審查。

（二）刑法謙抑性原則的實踐表達

法院未因案件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特殊性而降低證明標準，反而基于三點堅守無罪推定：

1. “參與經營”的實質判斷：法定代表人身份不等于實際控制，需以經營管理行為為核心要件；
2. “幫助行為”的獨立性審查：出借銀行卡與非法吸儲之間缺乏因果關聯，不符合共同犯罪“雙向意思聯絡”要求；
3. “結果歸責”的否定：無證據證明凌某從中獲利，切斷客觀歸責可能性。

（三）“疑罪從無”的程序正義實現

法院通過《刑訴法解釋》第241條“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的規范路徑，避免“留有余地判決”的實踐慣性，彰顯程序正義對實體正義的保障功能。

三、辯護策略的范式總結

本案辯護呈現“證據攻防+法律解釋”的雙軌路徑，可為類案提供參考：

（一）證據層面的解構式辯護

1. 證據資格質疑：通過筆錄形式瑕疵主張非法證據排除，削弱控方證據體系；
2. 證明力批判：指出證人證言（如公司員工）與書證（公司登記材料）之間的矛盾，揭露指控的或然性；
3. 消極事實舉證：以凌某未參與經營、未獲利的客觀事實反向證明主觀無故意。

（二）法律解釋的實質化論證

1. 共同犯罪構成要件的限縮解釋：強調“明知”需結合具體行為而非親屬關系推定；
2. “非法性”認定的教義學反駁：擔保行為本身具有民事合法性，需證明其與非法吸儲的實質關聯；
3. 刑事推定規則的謹慎適用：反對以身份關系、資金流轉等間接事實進行“跳躍式”入罪推理。

四、理論啟示與實務價值

本案揭示了經濟犯罪案件中無罪判決的兩大生成機理：

1. 證據標準的剛性約束：涉眾型犯罪易引發“維穩優先”的司法傾向，但證據裁判原則構成無罪判決的終極防線；
2. 刑法實質解釋的邊界：對“幫助行為”“主觀明知”等開放性要件的認定，需以證據印證為限，防止客觀歸罪。

結語
凌某案的無罪判決，是證據裁判主義與刑法謙抑性原則協同作用的典范。它提示司法者：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價值衡平中，唯有恪守證據規則、慎用刑事推定，方能實現“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降臨”。

游濤

作者簡介

游濤，世理法源--訴訟解決方案專家——高端法律咨詢平臺創始合伙人

業務領域：網絡犯罪、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知識產權犯罪、電信詐騙等刑事法律服務，以及數據、直播、娛樂社交等領域合規建設。

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公安大學網絡空間安全與法治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北大法學院《金融犯罪與刑事合規》校外授課教師。

公安大學本科、碩士，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長，從事審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調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導大量案件外，還親自辦理1500余件各類刑事案件，“數據”“爬蟲”“外掛”“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確定為最高檢指導性案例、全國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參閱案例。

曾任某網絡科技（直播、娛樂社交）上市公司集團安全總監，還為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完成全面合規體系建設以及數據安全、商業秘密、網絡游戲、直播、1v1、語音房等專項合規。

多次受國家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請，為全國各地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授課；多次受北大、清華等高校邀請講座；連續十屆擔任北京市高校模擬法庭競賽評委。在《政治與法律》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審判參考》等發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專著《普通詐騙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