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3月26日，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的聚光燈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關于農民養老金的發言，意外觸動了社會最敏感的神經。鄭秉文稱農民養老金90%來自財政，上漲應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內蒙古晨報》官方賬號刊出這則新聞后，遭到網友瘋狂吐槽。有的說“專家的退休金100%來自財政，更要量力而行，不要舉債發工資”，有的說“當年農業反哺工業時，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了嗎？”……，總之支持這位專家的少，反對這位專家者多。

我是站在廣大網民這一邊的，我把農民的養老金稱為“塞牙縫養老金”，一個月才一二百元，有的農民反映說剛夠買降壓藥的，指著這點錢養老，怎么能實現老有所養呢？相比較而言，城市普通職工的養老金每月三五千元，稍微職務高點的公務員或事業編制人員，達到每月上萬元，每月退休金兩三萬元的高級干部也有不少，他們的養老金難道不是財政的錢嗎？不要跟我說都是他們自己交的。退休金高的年年漲不說什么，卻盯著農民那一葫蘆醋錢說“量力而行”，不遭到吐槽才怪。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大家都是共和國公民，追求的目標是“共同富裕”，公民分出個“三六九等”，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縮小貧富差別才是我們追求的方向，縮小城鄉差別才是我們追求的方向，在退休金問題上縮小公民養老金的巨大差距才應該是改革的方向。當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與城鎮職工養老金差距達到近20倍時，這場關于養老制度公平性的討論，已然超越單純的經濟學范疇，直指社會主義本質的價值追問。

農民養老金制度自2009年建立以來，始終游走于福利津貼與社會保險的模糊地帶。在城鎮，養老保險遵循"多繳多得"的市場邏輯；在農村，養老保障卻蛻變為普惠式的財政轉移支付。當城市退休人員養老金連續近20年上調時，農民養老金的年漲幅仍在5-20元區間徘徊。這種制度異化不僅造成待遇鴻溝，更在代際傳遞中固化城鄉二元結構。這種情況折射出中國式社會保障的特有難題——如何在14億人口規模下實現制度公平。我們是社會主義制度啊，大家都生活在社會主義大家庭啊，我們鼓吹的是集體主義啊，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不應容忍養老金制度成為階層固化的助推器。

破解困局需要制度創新的勇氣。智慧在民間，我看許多網民的思維就比專家的思維高明，比如有的網民說，全國統一發放養老金，就沒有如此壓力，現在主要是高低不平均，有的拿兩三萬，有的拿一兩百，把高的往下壓，把低的提高，基本可以統一實現養老保障； 有的網民說，國家應該統籌差距，設定上限和下限，而不是像現在有的人可能以前都是單位交錢，自己沒有交錢，應該設定上限，太多的養老金對于個人也失去了意義，個人根本花不完，變成全家的養老金了。而農村又太低了，200一個月僅能維持最低生活保障，統籌安排，養老金最高上限5000，最低的設定每月最低1000； 有的網民說，有特出貢獻的國家可以設立獎勵制度，不要反映在養老金上。同樣是公民應同樣對待，不要分三六九等的基礎養老金； 有的網民出主意說，查處貪腐，全部收繳用于農民養老金專項支出。總之網民們的建言獻策，都是站在農民的立場上，站在公平正義的立場上，站在解決農民養老問題積極推進、努力作為的立場上，站在逐步縮小農村和城市老年人的養老金差距上看問題的。這樣的主意才接地氣，比那位高高在上的專家觀點受歡迎的多。

德國"農民老年援助金"制度也給我們提供了啟示：通過建立專項稅收、設定梯度繳費、引入精算平衡，使農民養老金脫離財政依附。中國或可探索土地流轉收益證券化，將部分土地增值收益定向注入養老基金，構建財政、集體、個人三方共擔的籌資機制。漸進式改革路徑中，建立繳費激勵機制至關重要。可借鑒日本"國民年金"設計，對超額繳費農民給予財政補貼，將當前"零門檻"領取改為"基礎養老金+繳費關聯養老金"的混合模式。這種改革既能維系制度普惠性，又能培育參保人的權責意識。

在“共同富裕”的藍圖下，養老金制度不應是冰冷的數字游戲。當一個個農民拿著一二百元的養老金苦笑"剛夠買降壓藥"時，專家們是不是應該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反向思考問題呢？怎么給城市的退休老人漲養老金時就不說“量力而行”了呢，這些具象的人生都在叩問制度的溫度。改革的終極目標，是讓每個老人都能體面地老有所養，不管是農村老人還是城市老人。這不是財政報表上的算術題，而是文明社會的道德命題。在公平與效率的天平上，我們需要的是尋求制度正義，這也需要創新，創造性地開拓出一條解決農村老人“老有所養”的新路，而不是居高臨下地給農民漲了二三十元還嫌漲多了，要“量力而行”了，否則財政吃緊頂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