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瑞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陳垣先生出生于1880年11月12日，是20世紀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史學大師和社會活動家。

1951年11月1日，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國宴時與陳垣同席，對他人介紹說:“這是陳垣先生，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

陳垣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早有定評，他為我們留下許多不朽著作，如《元也里可溫教考》《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史諱舉例》《通鑒胡注表微》等，不僅在當時成為史學界的示范性著作，引領學術前沿，奠定了中國宗教史、元史、歷史文獻學、中西交通史等學科領域的研究基礎，就是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具有強大的學術生命力，堪稱是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非常值得我們繼承和學習。

陳垣先生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兩條是必須要提出來的：一是對民族和祖國傳統文化的熱愛，貫穿了他一生的學術研究活動；二是求實與創新的科學研究精神，使他在總結和改造我國傳統史學方法的基礎上，運用近代科學研究方法，促進了中國史學近代化的進程。

他開創很多新的研究課題和研究領域，令人耳目一新，受到海內外學者普遍稱譽，不愧為一代史學大師。

陳垣先生還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他早年投身反清民主運動，曾經為推翻帝制奔走呼號。

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陳垣先生曾經出任教育界和文化界一系列重要職務，如教育部次長、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圖書館館長、輔仁大學校長、北平師范大學史學系主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等職務，并長期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輔仁大學等著名高等學府執鞭任教，德藝雙馨，桃李滿天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在我國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在辦學思想上，陳垣先生雖然沒有像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那樣具體提出“兼容并包”的辦學口號，但他的辦學實踐與此完全相通。在學校管理、教師選聘以及學術活動中，從不因循守舊，沒有門戶之見，唯才是舉，唯才是用，這是非常難得的。

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對于辦好學校、提高教學質量至關重要，陳垣先生深知這一點，因此他對教師的選聘極為重視，常常親自把關。

他不僅注意網羅學術名流，而且十分注意發現人才，培養人才，其中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是發現和培養啟功先生。啟功先生在回憶文章中有詳細記述。

陳垣先生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具有強烈的民族責任感，無論是任輔仁大學校長還是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他反復強調和一貫堅持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可以說，愛國主義是陳垣先生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他把愛國看得至高無上，只要愛國，其他都可以從權。

如對一個人來說，即使有很多缺點，“茍不戕賊祖國，君子所不棄也”（《通鑒胡注表微·邊事篇》）；再如關于歷史史實，認為“史貴求真，然有時不必過泥，凡事足以傷民族之感情，失國家之體統者，不載不失為真也”（同上）。

由此可以看出陳垣先生強烈的感情色彩。

1950年，政府就輔仁大學的教育主權與教會有激烈交鋒，陳垣先生毫不猶豫地站在政府一邊，堅決支持政府收回教育主權。

陳垣先生沒有專門學習過教育理論、教育心理學和教學教法，也沒有發表過這方面的著述，但他在長期教學實踐中總結歸納出的經驗、原則和方法，同現代教學理論是非常一致的，這是他留下的一筆寶貴財富，值得我們好好研究和繼承。

陳垣先生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時，已屆70歲高齡，但他不顧年邁體衰，積極投身到國家建設和教育工作之中，為師范教育和為北京師范大學的發展盡心竭力。

他經常和青年學生談心，讓他們樹立教師光榮的思想，并鼓勵廣大青年投身到教師隊伍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