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最近，馬斯克宣布他即將辭去美國“政府效率部”（DOGE）首任負責人職務，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一方面支持他的人比如特朗普表示不舍，“能留多久就留多久”；另一方面，馬斯克的反對派們歡欣鼓舞，終于逼走這塊又臭又硬的“絆腳石”了。馬斯克的“百日維新”，就像一場理想主義者的孤軍奮戰，他上任后大刀闊斧，裁撤冗余部門、解雇超10萬名聯邦雇員、利用AI監控財政支出、曝光議員涉嫌利益輸送，甚至公開質疑國會議員“年薪20萬美元卻坐擁2000萬美元資產”的財富煉金術，令反對派們膽戰心驚。

但馬斯克的大動作，動了既得利益階層的奶酪，注定會遭到瘋狂的報復。他的生命安全是無法得到保證的，他旗下的企業也遭到了沖擊。反對派的力量是強大的，這場改革甚至牽連到克林頓、奧巴馬等政治家族的利益網絡，目前已陷入泥潭。2025年4月1日，馬斯克宣布將于5月底辭去政府效率部的職務，表面理由是“核心任務已完成”，實則暗含多重無奈。既得利益集團的瘋狂反撲、國會內部對其“斷人財路”的憤怒，演化為對馬斯克和其旗下企業特斯拉的全面圍剿：全美多地爆發特斯拉車輛焚燒事件，民主黨支持者掀起抵制潮，導致特斯拉2月在華銷量同比腰斬，股價較峰值蒸發近半。華爾街分析師直言，若馬斯克不回歸公司，特斯拉恐面臨退市風險。

盡管特朗普公開表示“會盡可能留住馬斯克”，但其對政府效率部存續的曖昧態度，暴露了權力制衡的深層邏輯。特朗普需要馬斯克作為改革符號，卻又警惕其功高震主。這種“既要能臣沖鋒，又防尾大不掉”的權術，最終讓馬斯克淪為政治博弈的犧牲品。馬斯克試圖將硅谷的“顛覆式創新”移植到華盛頓，卻忽略了政府與企業的本質差異。企業可通過裁員和預算調整快速轉型，但政府的每個部門都對應著選票、游說集團和立法權的糾葛。馬斯克的改革一方面提高了行政效率不假，但更深層次的東西，是他觸動了美國政治生態的根基。

馬斯克的辭職，標志著以技術精英主導的行政改革試驗的失敗，就好像當年晚清政府光緒皇帝主導的，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執行的“戊戌變法”，慈禧太后與榮祿等人，就是既得利益派。馬斯克的美國式改革，折射出美國體制的三大痼疾：第一，既得利益集團鐵幕難破。

國會成員通過立法權、情報優勢和政策套利積累財富的“合法腐敗”，早已成為系統性頑疾。馬斯克對“政客致富學”的炮轟雖引發輿論震動，但既無法律手段約束，也無政治聯盟支持，最終只能淪為一場“臨辭吐槽”；第二，效率與民主的價值沖突。馬斯克的改革本質是“用專制手段追求效率”，這與美國分權制衡的傳統尖銳對立。當他用AI監控財政支出時，民主派抨擊其為“21世紀政變”。當他裁撤某些機構時，自由派指責其踐踏社會公平。效率至上的商業邏輯，在民主政治的敘事中寸步難行；第三，政治素人的能力邊界。作為一名政治“局外人”，馬斯克低估了官僚體系的韌性。技術天才的算法可以優化火箭發射，卻算不透人性的復雜與權力的暗流。“反馬斯克聯盟”的力量是強大的，馬斯克作為一名“孤膽英雄”進行改革，其難度之大令人難以想像。

毋庸諱言的是，馬斯克是想挽救“病重的美國”的，但美國得的病，已經如神醫扁鵲診斷蔡桓公所言，病入膏肓，不可救也。當既得利益盤根錯節、體制惰性深入骨髓時，即便擁有最鋒利的商業之斧，也劈不開政治的鐵幕。如今，馬斯克宣布“回歸公司，前往火星”，與其說是逃避，不如說是對美國政治絕望后的技術烏托邦轉向。馬斯克沒有做“用生命與反對派死磕”的美國版譚嗣同，他選擇了離開。沒有了馬斯克支持的特朗普總統將走向何方？恐怕要在效率與公平、變革與僵化、理想與現實之間，繼續它的漫長掙扎。“東升西降”是歷史大勢，特朗普想讓美國再次偉大，恐怕只是空想。當弘大的理想碰到冰冷的現實時，他也只好用自嘲面對美國沒落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