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是近代西方國家對中國發起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船堅炮利的英國迫使清政府打開閉關鎖國的大門，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大清國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特定的通商口岸，給予西方列強諸多特權。割讓香港給英國，直至1997年才歸還。在英國人眼中，他們將這場戰爭稱作通商戰爭，聲稱發動戰爭的目的是迫使大清國平等貿易通商。關于這場戰爭的原因是很復雜的，總括而言，就是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和世界觀沖突導致。

第一次鴉片戰爭

中西方文化差異

19世紀以前，中西方沒有邦交，從唐末到南宋，中西陸陸關系已中斷四百余年，而蒙古人西征旨在搜刮掠奪，無意且無力將西方文化帶入中國。自15世紀末，歐洲航海技術不斷發展，開啟了長達二三百年的地理大發現，建立起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并通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合約》確立了民族國家關系的國際準則。但西方的地緣政治變動阻斷了以往通過阿拉伯半島的陸路貿易路線，此后中西貿易必須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最快也需三個月，因此商業發展有限。

泰爾博赫繪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認儀式

在西方的世界觀里，地球是圓的，不存在地理上的中心與邊緣。地球上的土地和人被劃分成多個國家，可通過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當時的中國則秉持著以天下觀為主導的世界觀。認為天是圓的，地 是方的，地上的中心對應著天的穹頂，這個中心就是中國所在的中原地區。中國自視為天朝上國，視外國為蠻夷，所有藩屬國都須服從中國的王化。若自覺歸順，則歸為善類；若冥頑不靈，理論上應被消滅；若實在無法消滅，則采取懷柔政策，逐步引導其進入王化范疇。當時的中國完全沒有平等外交的概念，認為外國人的到來都是傾心慕化和納貢稱臣，對外政策無非是“剿夷”或“撫夷”。

天朝上國

中國以農為本，地大物博，能夠自給自足，而且西方也確實沒有中國必需的產品。對西方的貿易中國皇帝認為是依據儒家“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的教義，是天朝賜予夷狄的一種恩惠，讓西方人獲取他們所需的茶葉、絲綢和瓷器。然而西方世界由于工業革命成功之后，工業技術和生產力使其在殖民擴張中占據絕對優勢。而中國是內向發展的農業大國，這注定了西方的殖民擴張與中國的碰撞不可避免。

工業革命

葡萄牙人來華貿易

自1514年起，就有葡萄牙人最早通過海路來中國經商，當時中國處于明朝時期。據西方記載，中國人因葡萄牙船只龐大且其容貌奇特，不想和他們做生意。但葡萄牙人懂得賄賂，他們賄賂巡海的水師，讓他們得以在岸邊停船進行貿易。他們逐漸了解中國的通商制度就是朝貢制度。葡萄牙派出使者分別前往南京和北京，意圖加入明朝的朝貢體系，但沒有被允許。盡管葡萄牙人與明朝朝廷的交涉未成功，但沿海的民間外貿交易始終未斷，即使朝廷閉關，民間走私也從未停止。

西方人不斷學習在中國疏通衙門的訣竅，最終明朝皇帝下詔，允許葡萄牙人在廣東通商，但僅準許將船停靠在澳門。澳門面積狹小，與內地的交通僅有蓮花涇一條路。一旦發生沖突，中國只需抽退工人，切斷澳門的接濟，便可置西方夷人于死地。讓葡萄牙人移居澳門，如同將他們的生命和財產置于一個袋子里，由中國看守，這是中國官吏依經驗得出的駕馭夷人的簡便秘訣。

歐洲探險家與商人相繼來華中國

至十六世紀中葉，來自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的探險家與商人相繼抵達中國，并獲準在部分沿海地區開展貿易。英國建立東印度公司，特許了一批商人從事東印度貿易。他們最初來中國通商時，中國人并不歡迎這些在華的洋商，因為他們多是些追逐利益、不得體面的大老粗，加深了中國人將洋人視作“化外蠻夷”的觀念。而且葡萄牙人妄圖壟斷與中國的貿易，慫恿廣東官吏抵制英國和荷蘭的通商。

大航海時代

很多西方學者認為明末時期是中國步入近代化的最好機會，因為那時有很多傳教士將一些西方的科學技術與藝術文化引入了中國，但當時中國絕大部分的士大夫一味鉆研儒家典籍，認為無需吸收外來學識，令中國喪失了近代化的機會。西學文化在中國因“禮俗之爭”而逐漸沒落，但西方世界開始在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領域突飛猛進，一系列重大變革也造就了民主制度、工業革命、民族主義等近現代產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工業革命中遙遙領先的英國。

大英帝國

清朝的海關貿易

到了清朝初期，清廷為削弱鄭成功等海上反清勢力，迫令沿岸居民內遷，禁止船只出海，實行海禁，封鎖大陸。到1683年康熙年間，清軍占領了臺灣，統一了全國。次年，康熙開始下詔開海禁，準許百姓對外貿易，并開設了四個通商口岸，分別是廣州的粵海關、福建廈門的閩海關、浙江寧波的浙海關和江蘇松江的江海關。朝廷同時設立正式的海關監督，粵海關由內務府委派，閩海關由福州將軍兼任，浙海關和江海關由各省督撫兼任，戶部還頒布了稅則，制定關稅。這樣的制度一直到乾隆二十一年發生變化，因為洪任輝事件的影響，清政府決定對貿易采取嚴格的限制，將原本的四口通商變為一口通商，廣州成為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外國人只能與廣州的十三行進行貿易。

十三行

十三行是由官府指定的官商開辦的商行，官商們需要自己出本錢購買經商特權，其性質與鹽商相似，成本自擔，經營責任自負。外國商人與十三行的行商交易時，行商還要負責接待，協助通關，包括繳納關稅及促成交易等。不僅如此，行商還需約束外國商人，嚴禁他們離開夷館，不得坐轎、不得學習中文，外國婦女不得進入廣州，更嚴禁外國商人與中國女人有牽連。除來華貿易外，規定武器、米糧、硝磺、鐵鍋、廢鐵和各種鐵器不準出口，蠶絲、綢緞也有出口數量限制。經過長期與中國人接觸，洋人對中國官府的情況愈發熟悉。中國對他們的種種限制，某種程度上暗示著他們需要行賄。

廣州十三行

十三行并非只有13家商行，而是此類官商的統稱。他們一方面服務洋商，另一方面迎合官家，若能兩頭兼顧，便能發家致富，甚至富可敵國。通過對外通商，十三行賺取巨額利潤，但清朝政府對此部分收入并不重視。因外貿關稅與國家財政無關，廣州的粵海關隸屬于內務府，其收入直接歸入大內。內務府與洋人的交易，多為自鳴鐘之類的消遣物品。所以，清朝皇帝對此也不太關注。清朝朝廷對外貿不在意，然而西方人卻極為看重。

十八世紀歐洲掀起“中國熱”

在當時的歐洲，近乎瘋狂的“中國熱”已經風行百年。歐洲社會各界熱衷于模仿中國的藝術風格和生活習俗，形成一種被稱為“漢風”的時尚。這種時尚直接導致了絲綢、瓷器、茶葉等中國商品的大量涌入。這也讓當時從事中歐貿易的商人們大發橫財。到1692年時，成立不過九十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盈利總額已超過1億法鎊。巨大的商業利益強烈地吸引著日漸強大的大英帝國，他們一直渴望擴大貿易規模，并試圖改變中國的通商制度。

十八世紀歐洲掀起“中國熱”

英國商人產生一種認知，他們覺得自身所受的限制源于廣東的地方管理，而非中國皇帝。他們認為乾隆皇帝是一位開明君主。為了減少摩擦、發展貿易，英國決定向中國派遣一個官方使團通過直接接觸中國中央政權以令中英外交關系正常化。英國人會達成目的嗎？我們下期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