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4月2日發布的對全球征收對等關稅的方案，顯著超出了有關各方預期。此前各方都預計特朗普政府會掀起新的貿易戰，但沒想到覆蓋范圍如此之廣（幾乎覆蓋美國的所有貿易伙伴），加征稅額如此之高（從10%到50%）。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明，文章來源于“張明宏觀金融研究”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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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4月2日發布的對全球征收對等關稅的方案，顯著超出了有關各方預期。此前各方都預計特朗普政府會掀起新的貿易戰，但沒想到覆蓋范圍如此之廣（幾乎覆蓋美國的所有貿易伙伴），加征稅額如此之高（從10%到50%）。4月3日，包括美國股市在內的全球大多數股市大跌，已經折射出有關各方對此沖擊的負面反應。

關于特朗普政府本次征收對等關稅的計算公式，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的公式為：調整關稅稅率等于美國對貿易伙伴的貿易差額，除以美國的進口需求價格彈性、關稅轉嫁至進口價格的比例以及美國從貿易伙伴進口額三者的乘積。上述式子看起來挺復雜，但實際上美國政府將進口需求價格彈性設置為4，將關稅轉嫁至進口價格的比例設置為0.25，兩者相乘等于1。這就意味著，調整關稅稅率實際上就等于美國對貿易伙伴的貿易差額除以美國從貿易伙伴的進口額。例如，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為3190.9億美元，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額為4626.4億美元，兩者的比值為69%，這個比值再除以2，就是中國本次應該被征收的對等稅率34%。

如此簡單粗暴的計算公式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其中的邏輯無非是，只要一個國家對美國存在貿易順差，這就意味著該國對美國商品征收了關稅，而不論該國對美國商品進口的真實稅率是多少。而美國政府征收對等關稅的意圖，就是要讓美國對各國實現基本貿易平衡。這一邏輯與長期以來國際貿易的理論與實踐都是格格不入的。它否認了各國資源稟賦、比較優勢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也否認了一國的經常賬戶余額實際上等于該國國內儲蓄與國內投資之差的事實。本質上，這是一種赤裸裸的重商主義邏輯，認為只要是一國對本國存在貿易順差，該國就損害了本國的利益，因此必須要對其進行懲罰。

根據特朗普本人的說法，征收對等關稅的意圖，是為了實現“公平貿易”，以及吸引美國制造業回流美國以及全球制造業到美國投資，實現重振美國制造業的目的，由此則會帶來稅收與就業。從直觀上來看，美國政府單邊對其他國家加征關稅，提高了美國本土相對于外國制造業的吸引力，的確有可能實現特朗普的目的。可惜的是，這是一種極其簡單的靜態局部均衡思維。

首先，對等關稅的征收未必能夠顯著縮小美國的貿易逆差。特朗普低估了其他國家可能對美國進行關稅報復的可能性與程度。誠然，部分國家為了避免特朗普政府對其征收高昂的對等關稅，可能不得不削減對美國進口商品征收的關稅稅率。但對包括中國、歐盟國家等在內的大國而言，對美國進行反擊是大概率事件。這意味著，美國政府想借對等關稅來縮小美國的貿易逆差，很難得償所愿。

其次，對等關稅的征收一定會顯著提升美國的進口商品價格，造成美國經濟再通脹，加劇中低收入家庭生活壓力，加大美國經濟陷入滯脹的可能性。隨著對等關稅的落地，美國經濟增長會隨著貿易摩擦的加劇而下行，國內通脹預期卻注定會重新抬頭，美聯儲關于貨幣政策何去何從的抉擇將變得相當艱難。而當前依然很高的短長期利率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增長與企業盈利。

再次，對等關稅的征收將會導致美國股市進入熊市，甚至出現更大程度的下跌。今年年初至今，美國股市本來就面臨下行壓力。主要原因包括：Deepseek的出現使得全球投資者開始重新評估人工智能革命路徑是否僅為無條件堆砌高算力GPU的“華山一條路”、特朗普與萬斯對澤連斯基的“霸凌”導致歐洲機構投資者顯著減持美股、美股七姐妹的估值過高引發投資者疑慮等。特朗普政府對等關稅的征收無疑將會顯著增加美股下行壓力。美股指數今年下跌20%、進入熊市已經是大概率事件，甚至不排除美股重演2020年（道指下跌超過三分之一）或2022年（納指下跌超過三分之一）的可能性。

第四，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意味著去全球化趨勢的加劇。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貿易、直接投資與金融交易都可能受此影響。全球貿易增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暴發）與2018年（中美貿易戰暴發）兩個重要時間節點之后都出現趨勢性下行，而2025年可能成為一個新的時間節點。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碎片化的趨勢也可能因為美國政府征收對等關稅而再度加劇。近期，隨著美國政治例外論與美國經濟燈塔論的破滅，外國投資者對美國股票市場的投資已經顯著回撤，對等關稅的征收很可能加劇這一趨勢。

第五，特朗普政府征收對等關稅的做法，其深層次考量其實是想逼迫美國的盟友以及其他國家進一步“選邊站隊”。對于那些在美國壓力逼迫下被迫做出讓步的國家，特朗普政府未來可能會下調征收對等關稅的稅率，而對那些強勢做出回應的國家，不排除特朗普政府繼續上調稅率的可能性。事實上，今年以來，特朗普政府多次提及要調高加拿大與墨西哥進口商品關稅，但又多次推遲加征關稅的時間，就是上述思路的明證。從這一角度來看，未來一段時間中美等大國的經貿金融沖突仍有繼續惡化的可能性。

關于加征對等關稅后，目前中國向美國出口商品的關稅究竟有多高，目前有兩種說法。一種是54%，也即特朗普政府第二個任期以來的兩次上調10%，加上本次上調34%。另一種是74%，也即在特朗普政府第二個任期上臺之前，中國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平均關稅已經是20%，再加上今年的54%，已經高達74%。而無論是54%還是74%，都意味著今年內中國對美出口商品的稅收負擔將會顯著上升，這自然會對中國出口產生顯著沖擊。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提出，要對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等國征收40%以上的對等關稅，要對泰國、印尼、孟加拉國等國征收30%以上的對等關稅。這無疑會影響在東盟、南亞建廠以試圖規避美國貿易戰的中國企業。當然，這些國家最終會被征收多高的關稅，目前還存在不確定性。但特朗普政府這種四面開火的策略，可能會影響未來中國企業“出海”的思路與方向。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應如何應對呢？

第一，我們對未來一段時間內國際經貿環境的惡化要有清醒認識。出口企業以及出口企業密集的地區要對此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既要進一步實現出口市場的多元化與產業的全球布局，做到“東邊不亮西邊亮”，又要做好更大規模“出口轉內銷”的準備。

第二，中國政府必須要堅定不移地擴大內需，尤其是要大力提振消費。

首先，中國政府應實施更大力度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以對沖凈出口顯著下降對總需求的沖擊。除盡快落實兩會工作報告中的政策擴張力度之外，中國財政部應提前籌劃今年下半年額外的政策擴張，尤其是加大特別國債發行。

其次，在外部市場的可靠性下降之后，中國政府必須加大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力度，打破地區保護主義與行政分割，讓各類要素能夠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降低要素與商品的國內流通成本。

再次，中國政府應加大國內收入分配制度與教育醫療養老住房改革，讓具有更高邊際消費的中低收入家庭能夠獲得更高收入，讓具有很強預防性儲蓄動機的中產階級能夠放心消費。

第三，在美國政府選擇了孤立主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之后，中國政府更應該扛起推動經濟金融全球化旗手的責任。中國政府應努力與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搞好關系，推動自由貿易與投資。尤其重要的是，中國應加強與歐洲國家之間的合作，重新啟動自由貿易區與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

第四，美元的國際儲備地位可能因為特朗普政府的倒行逆施而受損，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可通過新“三位一體”策略加大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力度。一是提高人民幣作為全球大宗商品計價與結算貨幣的比重，二是加大力度向外國投資者提供人民幣計價優質資產（例如中國國債），三是加快建設和推廣推動國際人民幣清算結算機制（CIPS與數字貨幣橋）。■

文章來源于“張明宏觀金融研究”微信公眾號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