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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簽訂塘沽停戰協定以后，在齋藤實內閣、岡田啟介內閣下，日中關系一直比較穩定。由于國際聯盟和美國沒有對日本采取具體的制裁行動，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也開始改變方針，采取對日和解的路線。

然而，到1935年，在中國駐屯軍（天津)、關東軍的主導下，日軍開始了企圖把華北地區變為日本勢力范圍的所謂華北分裂活動。同年5月，在天津日本租界發生了親日派報社社長被暗殺的事件以及日中兩軍之間的小規模戰斗。

雖然當時這樣的事件并不少見，但當地的日軍以此為由，向中方要求國民黨各機構撤出華北東北部。6月，簽訂“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日軍把國民黨勢力趕出了華北東北部的河北省、察哈爾省。

談判期間(6月初)，正在當地視察的永田軍務局局長給本國的橋本虎之助陸軍次官發電稱，“箭已離弦”，陸軍中央也應該給予支持。另外，同一時期，永田批準把一部分關東軍集中到滿洲西部的錦州附近等地，對中方施加軍事壓力。

與永田關系密切的磯谷廉介駐華大使館武官也在同一時期表示，即使行使“一定的武力”，也應該“整肅華北”。值得一提的是，“何梅協定”規定國民黨勢力撤出河北省，而它的草案乃是在永田軍務局局長的指揮下，由片倉衷（屬于軍務局）起草的。

1、華北“自治”運動的緣起

此前熱河戰役的時候，永田就同意板垣等人在長城以南的天津等地開展建立親日“滿”政權的謀略活動，他早就主張“凡是不符合日本根本要求的主義和黨派，唯有（從華北）鏟除”。而且，他認為國民黨的“革命外交”本質上是排日的。另外，對于此后岡田內閣時期廣田弘毅外相采取對華綏靖政策(“和睦外交”)，他也持反對態度，認為“大張旗鼓宣傳的日中親善之類，可視為風馬牛不相及。事宜進時，則進”。

進而，同年8月6日，橋本陸軍次官向關東軍、駐屯軍等發出了《對北中國政策》的通知。通知內容包括：將河北省、察哈爾省、山東省、山西省、綏遠省“華北五省”變為不受“南京政權政令”影響的“自治色彩濃厚的親日滿地帶”；消除華北地區的“一切反滿抗日策動”，日“滿”兩國之間實現“經濟文化融合和合作”；等等。

這個通知指示實現華北五省“自治”，讓其脫離南京政府。也就是說，它指示了分裂華北的活動。其目的在于，穩定“偽滿洲國”的后方，同時形成由日本、滿洲、華北組成的經濟圈，獲得華北五省的資源和市場，將其變為自己的勢力范圍。

另外，以永田為首的軍務局不久設立了國策公司“興中公司”，企圖通過它推進華北的經濟開發。此外，永田的盟友、當時擔任參謀本部情報部部長的岡村寧次當時也認為，“不應該讓中國統一”。有些人認為當時永田等陸軍中央反對分裂華北活動，這是不準確的。

不過，當時關東軍和中國駐屯軍企圖在華北建立“自治”的“獨立政權”，企圖直接實現極具侵略性的政策。

因此，《對北中國政策》中表明的永田等人的分裂華北方針——形成“自治色彩濃厚”的親日“滿”地帶一雖然方向相同，但相對而言更為慎重和漸進。這也許是它照顧到了國際關系等方面的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開始分裂華北活動之前的同年3月，納粹德國宣布重整軍備，背棄《凡爾賽和約》，著手急劇擴張軍備，由此導致了歐洲凡爾賽體系破裂，德國周邊的國際形勢驟然緊張。歐洲動蕩的形勢讓人覺得時刻有可能發生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導火索那樣的軍事糾紛。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下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已經不是單純的未來假設，而是越來越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永田當然也看到了這樣的國際形勢。永田等陸軍中央在這個時候開始分裂華北活動，也許與這種歐洲形勢不無關系。

永田認為，下一次世界大戰很有可能起于德國，從歐洲開始爆發。由于德國背棄《凡爾賽和約》和正式重整軍備，這種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考慮到不久的將來發生大戰的可能性，永田開始意識到，為了應對將來的國家總體戰，確保資源已經成為現實的要求。

永田考慮，為了將來的國家總體戰，不僅需要滿蒙，而且還需要華北、華中的資源。因此，繼滿蒙之后，把華北變為日本的勢力范圍已經成為下一個課題。

2、日本何以著急？

這是因為，從國民政府的排日姿態來看，他認為依靠通常的辦法不可能確保穩定的資源。但是，在簽訂塘沽停戰協定以后，出于國際形勢的考慮，永田對把華北變為日本的勢力范圍采取了慎重的態度。然而，隨著德國宣布再整軍備，下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成為一種現實的可能性。可以說，永田已經開始將其作為一種現實的要求來考慮確保資源的必要性。

實際上，四年后，德國便拉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另外，同年7月，永田強烈主張更換真崎教育總監，讓林銑十郎強行罷免真崎背后的一個原因，就是這種歐洲形勢越來越緊迫。同年3月之前，柳川平助（陸軍次官)、山岡重厚（軍務局局長）、山下奉文（軍事課課長)、松浦淳六郎（人事局局長）、秦真次（憲兵司令官)等皇道派的主要成員已經被調離重要職位。

陸軍中央中皇道派與統制派的斗爭在某種意義上勝負已定，僅從派系斗爭上來看，并不需要那么急于強行處理真崎，因為他們也可以采取逐漸孤立真崎、事實上讓他失去勢力的方法。

然而，我們可以推測，納粹德國宣布重整軍備后，歐洲形勢變得緊迫起來，這樣的形勢使得永田急于建立陸軍的內部統制，以構建國家總動員體制。但是，《對北中國政策》通知發出大約一周后的8月12日，永田便在陸軍省辦公時慘遭殺害。

此后，日本開始正式推動華北分裂活動。11月，在河北省東部建立了親日的“冀東防共委員會”（委員長：殷汝耕)，次月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了所謂的“冀東政權”。這樣，在華北的一部分地區誕生了事實上處于日本操縱下的“獨立政權”。另外，同年12月，日方提出要求后，與國民政府達成妥協，成立了跨河北省和察哈爾兩省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作為日中之間的緩沖地帶。

接著，1936年1月，岡田啟介內閣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企圖讓整個華北五省實現自治的《第一次北中國處理要綱》。但是，由于南京中央政府的抵抗以及沒有獲得中方有影響力的人物的合作等原因，進一步分裂華北的華北“自治”活動沒有能夠輕易推進。

另一方面，在永田鐵山擔任軍務局局長時期，陸軍中有勢力的政治團體包括以永田為首的統制派、以真崎為首的皇道派、以南次郎為首的宇垣派三大派系。永田鐵山遭到暗殺后，皇道派基本上被趕出了陸軍中央，宇垣派也沒有能夠在陸軍中央東山再起。

雖然統制派失去永田鐵山，受到了沉重打擊，但在中堅幕僚中，還有武藤章、影佐禎昭、池田純久、片倉衷、真田穰一郎等有影響力的成員。另外，岡村寧次（當時任參謀本部情報部部長)、磯谷廉介（翌年任軍務局局長）、渡久雄(翌年任情報部部長)等非皇道派一夕會成員，雖然未必作為一個政治團體活動，但是卻與宇垣派、皇道派保持距離，相對接近統制派。

3、二二六兵變的影響

永田鐵山被暗殺的翌年，1936年初，發生了二二六事件。村中孝次、磯部淺一、安藤輝三、栗原安秀等軍隊青年將校國家改造團體的一部分成員，率領第一師團和近衛師團的大約1500名士兵發動了武裝暴動，企圖通過政變達到改造國家的目的。

他們殺害了內務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侍從長鈴木貫太郎身負重傷。但是，最終政變失敗，軍隊青年將校的國家改造運動就此覆滅。與他們聯系密切的真崎甚三郎、荒木貞夫、柳川平助、小畑敏四郎等皇道派也被編入預備役，事實上被趕出了陸軍。

另外，南次郎、阿部信行、建川美次等宇垣派也同時變成了預備役，具有政治色彩和影響力的高級將官幾乎全部離開了現役職務。

二二六事件后成立廣田弘毅內閣時，陸軍的最高領導包括寺內壽一陸相、閑院宮參謀總長、杉山元教育總監。這三人政治色彩淡薄。這種人事安排明顯反映了中堅幕僚層的意向。另外，二二六事件以后，陸軍的政治發言權迅速擴大。

在這樣的陸軍政治狀況下，陸軍省的軍事課高級課員武藤章、參謀本部的作戰課課長石原莞爾開始擁有較大的影響力。這二人都是永田鐵山擔任軍務局局長時分別安排到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但石原到任是在永田被暗殺的當日)。

武藤章是永田嫡系的統制派核心成員，二二六事件后，推動有末精三等軍事課員迫使荒木、真崎、林銑、阿部等老軍事參議官辭職，并達到了目的。另外，他還與石原莞爾一起參與了把寺內壽一推為陸相的活動。廣田弘毅內閣成立時，他與陸相候選人寺內壽一一起介入了組閣工作，在陸軍省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的陸軍省軍務局局長磯谷廉介、軍事課課長町尻量基都是非皇道派一夕會成員，贊同武藤章等人的行動。此外，永田鐵山的心腹東條英機此時赴滿洲就任關東憲兵隊司令官。

雖然石原不是統制派成員，但他是非皇道派一夕會成員，在陸軍內部作為主導滿洲事變的人物而擁有很高聲望，并且，在作戰課課長這一陸軍軍令機構的核心職位上，事實上領導著參謀本部。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參謀次長是西尾壽造，作戰部部長是桑木崇明，這二人都沒有政治色彩，石原莞爾的發言權尤為突出。

在以武藤、石原等人為核心的陸軍壓力下，1936年5月，廣田弘毅內閣恢復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1913年，第一次山本權兵衛內閣廢除了軍部大臣現役規定，任職資格擴大到了預備役和后備役。這一次又重新限定為現役武官，這是武藤章為首的陸軍省軍事課起草的方案。不久以后，在后宇垣一成拜辭敕命即宇垣內閣流產時，體現了這件事的影響。

6月，武藤章因負責一系列政治活動，調出陸軍中央，赴滿洲擔任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便在陸軍中央發揮主導作用。

石原推動西尾參謀次長等陸軍高層，改組了參謀本部的編制。首先，于同年6月在作戰部內新設了戰爭指導課，專門負責制定國防戰略和戰爭指導計劃及做出形勢判斷。他把這個課確定為參謀本部業務的核心，并親自擔任首任課長。此外，以往形勢判斷是情報部的重要任務之一，但他把這項任務轉移到了戰爭指導課。

另外，他把當時屬于總務部的編制動員課合并到了作戰課，從而以戰爭指導課和作戰課為核心，構成了作戰部。通過這些改組，形成了參謀本部主要權限集中在作戰部的一個系統。

翌年即1937年1月，石原任代理作戰部部長（作戰部部長空缺)；3月，正式就任作戰部部長。

4、石原莞爾的“戰爭構想”

這期間，就任作戰課課長不久的石原便得知日本的駐滿兵力只有蘇聯遠東軍的大約30%，處于明顯的劣勢，而且坦克和航空兵力也只有蘇聯遠東軍的大約1/5，感到非常吃驚。他對此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石原認為，由于蘇聯遠東軍迅速增強軍備，“滿洲國的國防正瀕于危殆”。

1935年，蘇聯在遠東的兵力為14個師，飛機950架，坦克850輛。日軍為5個師團，飛機220架，坦克150輛。石原在該年底決定，作為國策的重點，為了讓蘇聯“放棄在遠東的攻勢”，有必要在中國大陸部署至少相當于蘇聯遠東軍80%左右的兵力。這是因為，他認為日本的對蘇戰備需要足以“在開戰初期能夠給予有力的一擊”。

1936年6月，石原為首的戰爭指導課制定了《國防國策大綱》，并獲得了參謀總長的批準。此時，石原已經由作戰課課長變為戰爭指導課課長。

這份大綱首先強調，要全力以赴讓蘇聯放棄“在遠東的攻勢政策”。為此，需要擴充航空兵力等，同時以“日滿和華北為范圍”，準備對蘇聯的持久戰。雖然日本最希望不通過戰爭就能達到這個目的（蘇聯放棄在遠東的攻勢)，但是，如果發生軍事沖突，日本必須打敗蘇聯。另外，為了打敗蘇聯，日本必須與美英保持友好關系。

因此，“對華活動”要限制在能夠與美英保持友好關系的范圍。《大綱》在闡述了這些內容后，進一步做了如下展望：

如果讓蘇聯放棄攻勢或者讓蘇聯屈服，接著就應奪取英國在“東亞”（包括亞洲東部、東南亞）的根據地，趕走英國的勢力。由此，讓亞洲東部、東南亞的被壓迫民族獲得獨立，進而侵占新幾內亞、澳大利亞、新西蘭，從而排除白人對“東亞”的“壓迫”，確立日本“東亞保護者、領導者的地位”。然后，進一步領導這些“東亞各國”，準備與美國進行“大決戰”，即世界的最終戰爭。

可以說，這里表明了石原宏偉的戰爭計劃。石原早已在設想日本與美國之間最終的世界戰爭，主張為此而形成以“日滿中”為核心的東亞聯盟，從亞洲趕走白人勢力。因此，這種東亞聯盟的主張并不局限于日本、中國，而且還設想擴大到東南亞，以確保石油、橡膠以及其他資源。雖然《大綱》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海軍的意見，但這種構想也是石原自己的想法。

然而，這個《大綱》由于主張優先實行對蘇戰備，因此沒有得到海軍的同意。這是因為后者更加重視南進的戰備。在此前后，海軍廢棄了《華盛頓海軍條約》和《倫敦海軍條約》，軍備不再受到條約限制，正在準備與美國進行造艦競爭。所以，他們必須優先獲得建造軍艦的預算。

最終，陸海軍共同制定了《國策大綱》，確定了同時增強陸海軍軍備的方針。同年8月7日，依據這個《大綱》，在廣田弘毅內閣的五相會議（首、陸、海、外、藏五相)上，決定了南北并進的《國策基準》。

1936年6月，采納陸海軍的主張，對《帝國國防方針》《用兵綱領》進行了第三次修訂。在這里，主要的假想敵國并記為美國和蘇聯，在其之后新加了中國和英國。另外，戰時所需陸軍兵力為50個師團、航空142個中隊；海軍兵力為軍艦12艘，航空母艦12艘；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第二次修訂的時候，主要的假想敵國為美國，其次是蘇聯。另外，戰時所需陸軍兵力為40個師團、飛行中隊若干，海軍兵力為軍艦9艘、航空母艦3艘，等等。因而，在第三次修訂中，陸軍方面增加了10個師團，大規模擴大了航空戰力；海軍方面則企圖大幅度強化航空母艦由于優先對蘇戰備的主張沒有能夠成為國策，因此，以石原為首的參謀本部開始在陸軍中獨自按照《國防國策大綱》的路線推進國防政策。

5、石原莞爾制定的戰爭準備方案

1936年7月，以石原為首的戰爭指導課制定了《戰爭計劃準備方針》。

在該方針中，計劃在五年后的1941年之前完成對蘇戰爭的準備工作，它的核心內容有以下幾點：

第一，擴充軍備，尤其實現空軍飛躍發展和增強駐滿兵力；第二，以“日、滿、華北（河北省北部和察哈爾省東南部)”為范圍，大力發展持久戰所需要的產業，尤其是迅速開發“偽滿洲國”，確立能夠在中國大陸生產大量軍需品的生產體系。這個方針提出在今后五年內完成對蘇戰備，同時實現生產力的飛躍擴充，以備持久戰同年初秋，石原莞爾作為戰爭指導課課長，與陸軍省軍事課課長町尻量基、軍務課課長石本寅三通過協商，決定了增強對蘇戰備、飛躍擴充生產力等內容。

在此之前的8月，陸軍省也進行了機構改組，設立了主管全面政治對策的軍務局軍務課。這是為了強化在政策方面輔佐陸相的體制。

這樣，石原莞爾、町尻量基、石本寅三這三位參謀本部和陸軍省負責業務的核心人物開始推進石原的構想。值得一提的是，石原莞爾與町尻量基都是一夕會成員，而且是陸軍士官學校同期同學，后者一直從陸軍省方面支持石原莞爾的工作。

這一時期陸軍省的基本陣容是：

寺內壽一陸相、梅津美治郎陸軍次官、磯谷廉介軍務局局長、町尻量基軍事課課長。

由于寺內政治色彩淡薄，而且完全沒有軍政經驗，因此軍政上的決策幾乎全權委托梅津美治郎等人。梅津美治郎是業務型軍事官僚中實權最大的人物，但他沒有特定的政治性，因而在這個時候能夠容忍石原莞爾等人的行動。另外，磯谷廉介與石原莞爾、町尻量基同樣屬于一夕會，贊同石原莞爾等人的行動。此外，這個時候，作戰課課長是一夕會會員富永恭次，他也是永田嫡系的統制派成員。

同年11月，陸軍省制定了《軍備擴充計劃大綱》，計劃到1942年之前配備41個師團和142個飛行中隊，在滿洲和朝鮮部署13個師團。大綱決定了軍備擴張方針，以擴充對蘇戰備。

為此，廣田弘毅內閣在1937年度預算案中批準了陸軍7.28億日元、海軍6.82億日元的預算，比上一年度總共增加了3.5億日元，實施大規模擴軍。進而，作為擴軍計劃的后續費用，給陸軍列入了13.9億日元的預算。整個預算方案金額為30.39億日元。年度支出的46.4%為軍費，比上一年度膨脹了7.27億日元。

由于發生了二二六事件，內閣對陸軍的財政控制已經幾乎形同虛設。

另外，1936年8月，石原莞爾讓早先設立的“日滿財政經濟研究會”提交了作為研究成果的《日滿產業五年計劃》。

“日滿財政經濟研究會”是以滿鐵調查部的宮崎正義作為參謀本部顧問，讓其設立的一個機構。

石原莞爾等人的《日滿產業五年計劃》于1937年5月作為《重要產業五年計劃》移交給陸軍省實施。

它的主要內容是：在國家主導下，用五年時間把基礎產業提高到目前的2~3倍，飛機生產提高到10倍，等等。

這項計劃謀求以重工業為中心，實現生產力的飛躍發展。6月，這項計劃被廣田弘毅內閣、林銑十郎內閣之后的近衛文麿內閣作為政府的決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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