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周禮》集先秦政典之大成，對中國古代區域規劃思想進行了階段性總結，深刻影響著后世歷代的京畿地區規劃。本文以中國古代的規劃技術與思想為視點，深入分析《周禮》文本，從空間組織模式和規劃技術方法兩個方面挖掘《周禮》所述王畿地區的區域規劃思想，指出王畿地區呈現出以圈層結構為基底、都鄙制和鄉遂制并立的空間組織模式；與此相應的是，多層級嵌套的區域規劃方法已初步形成，區域內部的差異化布局和區域整體的關聯協調皆得到重視。《周禮》是先秦各種政治觀念融合而成的理想藍圖，王畿區域規劃則是其在空間上的體現，反映了中央集權、血緣宗法和地緣結合三種政治思想的共同作用。

本文字數：9152字

閱讀時間：28分鐘

作者 | 張浩然，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城鄉規劃系

關鍵詞

《周禮》、王畿、區域規劃、空間模式、規劃技術

#1

引言：《周禮》是研究中國古代區域規劃傳統的重要文本

區域規劃即區域層面的空間發展計劃與行動，旨在根據現狀資源狀況與未來發展需要，對區域發展加以引導。?[1]從歷史上看，區域規劃具有相對穩定的內核，強調動態地、整體地分析和解決區域問題；但區域和區域規劃也并非一成不變的概念，基于各階段的社會需要，區域具有不同的特征內涵，也催生出各異的區域規劃理論與實踐。區域規劃的多樣性要求我們的研究不僅要著眼當代實踐，也要關注歷史傳統，不僅要借鏡于西方，也要回歸到本土。

中國古代的區域規劃思想濫觴久遠，先秦典籍即已多有論述，而其中體系最為完備、影響最為深遠者乃是《周禮》。《周禮》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完備的政治制度匯編，主要敘述國家機構設置與職能分工，是研究先秦時期政治制度與社會形態的重要文獻材料。?①賀業鉅先生最早關注到《周禮》中的區域規劃思想，系統整理了《周禮》職文中有關王畿規劃的諸制度，主張規劃史研究應向兩方面拓展：研究材料上，應從《考工記》一章擴展到《周禮》全篇；研究對象上，應從國都營建制度拓展到王畿地區的區域規劃方法，以“對周代國野結合的城邑建設體制形成全面認識”。?[2] 此后規劃史學界對《周禮》進行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以《周禮》全篇為材料逐漸成為學界共識，?[3]基于《周禮》整全文本的城市規劃技術和空間規劃技術研究亦成果頗豐。?[4]然而，現有研究對城市之外更大尺度的王畿區域規劃雖有所關注，但《周禮》中“國野結合的城邑建設體制”仍存在較大的挖掘空間；此外，目前《周禮》的規劃史研究成果側重于規劃技術層面，規劃技術背后的思想脈絡和歷史背景的研究尚集中在《考工記》一篇中，?[5]在《周禮》全書的層面上還未充分展開。因此在新一階段的研究中，既應當關注空間結構、職官制度、規劃技術等經典議題在區域尺度下的形態，也應著重推進目前尚未展開的規劃體系之思想背景的研究，如此對于《周禮》的規劃史認識方能臻于全面。

基于此，本文在前輩學者爬梳考證的基礎上，聚焦王畿區域規劃，全面考察《周禮》文本，嘗試回答三個不同層次的問題：首先，《周禮》為王畿地區擘畫了怎樣的規劃藍圖，設計了何種空間模式？其次，《周禮》如何保障此種空間模式在王畿地區的運轉，采用了何種規劃技術和方法？最后，《周禮》中的區域規劃體系誕生于怎樣的歷史背景，遵循著何種思想原則？

#2

王畿區域的空間組織模式

王畿，即王朝統治中心所在的王城及其附近區域。《詩經·商頌·玄鳥》有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6]所謂“邦畿”即王畿，②這是對王畿空間的最早記載。而先秦典籍中，《周禮》對王畿空間的記述可謂最為詳盡，不僅涉及其整體規模與形態，還展現出王畿內部復雜而精密的空間結構，儼然一幅具體而微的“規劃藍圖”。那么《周禮》中的王畿地區究竟呈現著怎樣的空間組織模式呢？

首先來看王畿地區的規模。《天官冢宰·大司徒》記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7]213《夏官司馬·職方氏》也有言：“方千里曰王畿”。?[7]703據此可以推定，《周禮》中王畿地區的規模是一千里見方，即東西、南北各廣一千里，約合今十余萬平方公里。?③在如此廣大的地域內部，空間絕非是均質分布，而是通過若干層級和不同層級內的若干部分，以一套有序的空間結構組織起來。

欲究王畿之空間結構，先要探明“國”、“野”的概念。《周禮》全書共分六篇，除《冬官考工記》為后補之外，?⑤其余五篇皆以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數語起首。?[7]9“國”與“野”的區分是王畿空間最基本的結構。其中，王城及其方圓百里之內的郊地為“國”，王城與郊之外的廣大區域為“野”。?④在國野區分的基礎上，王畿地區延續了畿服制，呈現為圈層式的向心結構。?⑦以王城為中心，自內而外分為郊、甸、稍、縣、畺五個區域。距王城百里之內為郊地，其中五十里之內為近郊，五十里至百里之間為遠郊。距王城百里至二百里之間為甸地，二百里至三百里之間為稍地，三百里至四百里之間為縣地，四百里至五百里之間為畺地(見圖2)。值得注意的是，以畿服制為代表的空間圈層結構作為一種規劃概念，往往并不對應實體的物理邊界。由于地形等條件的制約，現實中的王畿幾乎不可能是千里見方的方塊，郊、甸等區域的劃分也無法以百里為單位精確測度，正如宋人金履祥所言：“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地而為長短者。蓋諸侯之分，特以為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8]王畿地區向心式的圈層結構實際上構成了以王城為核心向外逐級擴散的空間秩序體系。

圖1 《周禮》中王畿地區的圈層結構示意

以圈層結構為基底，王畿地區內并行著鄉遂制和都鄙制兩種不同的空間組織模式。王城之內和鄰近王城的郊、甸兩地實行鄉遂制，可以稱之為“鄉遂地區”。鄉遂地區又分為兩部分，國中和四郊設六鄉，?⑧甸地設六遂，分別形成“家—比—閭—族—黨—州—鄉”?⑨和“家—鄰—里—酂—鄙—縣—遂”?⑩兩套垂直層級體系(見圖2)。距王城較遠的稍、縣、畺等地區則實行“家邑—小都—大都”三級都鄙制，可以稱之為“都鄙地區”。都鄙地區也分層別類，稍地設家邑，縣地置小都，畺地封大都，作為公卿大夫和王子弟的采邑，規模分別為方二十五里、五十里和一百里。??甸、稍、縣、畺四區域內另有遂和三等采邑之外的聚落及田地，則設置直轄于天子的公邑，并派遣縣師掌管(見圖3)。公邑與采邑可以互相轉化，公邑賜予臣下作“食邑”則轉為采邑，采邑被王收回則轉為公邑，因而公邑的規模應與所在地區的采邑相同。?[2]108鄉遂制和都鄙制反映了《周禮》中兩種不同的空間組織邏輯。前者呈現的是縱向結構，空間被自上而下劃分為若干層級，每一層級都隸屬于上一層級，某類空間的層級越低，則規模越小，數量越多；后者展示的則是橫向結構，不同等級的采邑和公邑雖然規模不同，但結構相似，且彼此獨立、互不隸屬。這些采邑和公邑中的城市聚落與最高等級的王城共同組成王畿地區的城市體系。

圖2 《周禮》中王畿地區的鄉遂制示意

圖3 《周禮》中王畿地區的都鄙制示意

綜上，王畿地區呈現出以畿服制的圈層結構為基底，鄉遂制和都鄙制并存的空間組織模式。從區域整體來看，以王城為核心向外逐層擴展的圈層結構主導著空間組織的基本秩序；在鄉遂地區，王城與城外之郊、甸為鄉遂制所統籌，形成自“比/鄰”至“鄉/遂”的垂直層級結構；在都鄙地區，不同等級的采邑和公邑與王城共同組成等級分明的橫向空間體系。

#3

王畿區域規劃的技術方法

《周禮》之所以在王畿地區構建出復雜多元而又秩序井然的空間組織模式，其目的在于對國土空間施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這就需要一系列適應此空間模式的區域規劃技術和方法予以支撐。《周禮》王畿地區的區域規劃方法呈現出多層級嵌套、差異化布局和關聯協調三個主要特征(見圖4)，不僅規劃的范圍足以稱為“區域”，還反映出相對成熟的區域觀念，是名副其實的“區域規劃”。??

圖4 《周禮》中王畿區域規劃的技術方法??

3.1 多層級嵌套：“天下—王畿—鄉遂/都鄙 ”

回到《周禮》諸篇起首，繼“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后，便是“設官分職，以為民極”。?[7]2“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是空間體系的構建，“設官分職”是職官體系的組織，二者互為表里：空間體系是職官體系的物質基礎，職官體系則保障著空間體系的運行。因而區域規劃的各項技術方法必有相應的職官執掌。

在《周禮》職官體系中，地官司徒“掌邦教”，但在教化民眾之外，其更為核心的職責是掌管土地和人口，因此與區域規劃有密切關聯的職官大多屬于此部。在地官司徒部諸職官中，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和縣師皆兼有規劃的職能，且其規劃工作都大致遵循著“區域調查—空間劃分—空間營造”的流程。不過這四類職官的官秩品級不同，所職掌的空間層級也有所區分(見表1)。

大司徒作為地官之首，執掌的空間層級最高，負責王所控制的全部疆域(“天下”)的規劃和管理，正所謂“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7]213大司徒的規劃工作包括三個環節(見表1)。首先是區域調查，大司徒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7]213采用土會之法和土宜之法，對天下各地區的國土空間進行調查與評估。?[9]其次是空間劃分，大司徒通過土圭之法，“求地中”、“制地域”，為王畿和各個邦國確定中心、劃定邊界，形成若干個空間治理單元。?[4]最后是空間營造，大司徒也參與王畿和王畿內各都鄙的營建工作，其職責是挖界溝、筑界墻、植界樹，以標明王畿和都鄙的邊界。

小司徒作為大司徒的副官，于天下諸邦國的規劃和營建也有所參與，但其主要執掌的乃是王畿地區的區域規劃，??且在大司徒“制其畿而封樹之”的基礎上更加細致具體。在空間調查方面，小司徒負責對王畿之內的人口、土地、牲畜、車輛等進行調查和統計；在空間劃分方面，小司徒協同大司徒確定各都鄙、鄉遂和公邑等不同區域的邊界；在空間營造方面，小司徒參與建設農田、整治道路等。各環節的工作內容與大司徒相似，但具體而微(見表1)。遂人和縣師則分別負責王畿內不同子單元的規劃和營建。遂人執掌甸地的六遂，縣師則掌管都鄙地區直轄于王的公邑(見表1)。王畿內其他單元，即六鄉和采邑，前者由大司徒直接掌管，后者則由作為采邑主的王子弟、卿大夫管轄，故而未設專門的職官。不過六鄉六遂往往并舉、公邑采邑亦可轉化，??因此六鄉、采邑的規劃與營建方法應當近于六遂和公邑。無論王畿還是作為其子單元的鄉遂和都鄙地區的空間營建，都以區域整體開發為目標，以城鄉連續統一體為對象，同時涵蓋城市建設和農業生產兩方面內容，是區域規劃在不同空間層級的應用。

“天下—王畿—鄉遂/都鄙 ”構成了《周禮》規劃體系的三個層級，大司徒執掌的天下規劃為王畿區域規劃奠定了基礎，鄉遂/都鄙地區的規劃則對王畿區域規劃的原則予以落實。多層級嵌套是王畿區域規劃方法的一項鮮明特征，保障了區域空間結構在垂直方向上的有機整合。

表1 《周禮》中與區域規劃相關的職官及其職能

3.2 區域內部的差異化布局

《地官司徒·大司徒》有言：“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7]223《地官司徒·小司徒》也提到：“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7]239都意在將區域劃分為不同的子單元，因地制宜確定空間布局并派遣相應的職官。由此可見，區域內部同一層級空間的差異化布局是王畿區域規劃方法的另一重要特征。

區域內部的差異化布局在空間用途方面體現得最為直觀。基于以王城為中心的圈層結構，王畿內不同單元的空間用途亦有所不同。如《地官司徒·載師》所言：“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7]279城邑用地、園地、牧草地以及各類所有權不同的耕地都被嚴格地限定在特定單元內，差異化布局的細致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王畿內不同單元的田制劃分方式亦有所區分。《周禮》記載了兩種不同農田劃分方式，其一見于《地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7]331其二則如《地官司徒·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7]238按孫詒讓的說法，前者為溝洫制，施于都鄙地區；后者為井田制，行于鄉遂地區。?[7]332十進制的溝洫制與四進制的井田制分別與鄉遂、都鄙兩個地區的聚落組織形式相適應。??

3.3 區域整體的關聯協調

基于單元劃分的差異化布局并不意味著王畿內各單元之間是相互割裂、各自獨立的。通過綜合運用財政賦稅和社會治理等政策工具，《周禮》在王畿內部各地區之間實現了緊密的關聯協調。

賦稅均平是王畿內部區域協調的重要手段。地官司徒部設有均人和土均二官，皆以“均地政”為職責，分別負責王畿內不同地區的賦役征派，前者掌管鄉遂和公邑，后者則行于都鄙地區的采邑。均人和土均所執行的是大司徒的“土均之法”，即“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7]219土均之法的具體內容是通過對土地出產情況進行調查，為各地區制定相應的稅率。雖然土均的手段仍是差異化的，但其根本目標是“均地政”，亦即維持區域內的稅賦征收相對公平均等，基于生產力稟賦實現區域間的平衡與協調。

以社會和諧為目標的區域整合普遍施行于鄉遂地區。《地官司徒·大司徒》曰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赒；五州為鄉，使之相賓。”?[7]227《秋官司寇·士師》亦有：“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7]750在六鄉之中，各級的州、黨、族、閭、比不是一個個相互分割的聚落單元，而是基于不同的類型的社會活動形成了緊密的區域整合。從治安(保)、居住(受)等基本生存需求的滿足，到喪葬(葬)、救助(救)、周濟(赒)等社會福利的保障，再到人才選拔(賓)機制的補充，通過區域整合，居民在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需要得到滿足，最終達成促進社會和諧的目標。?[4]

#4

王畿區域規劃的思想背景

區域規劃作為一套技術方法，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也集中承載著一定時期的政治意識形態。因此，要研究歷史上的區域規劃，對其政治思想背景的考察不可或缺。《周禮》所建構的王畿地區空間組織模式和規劃技術方法具有多元復合的鮮明特點，反映出先秦時期區域規劃思想的三個不同側面。

其一是血緣宗法。在《周禮》政治體制中，行政管理與土地開發實際對應的空間單元實體有兩類：在鄰近王城的郊、甸之地是六鄉六遂；在距王城較遠的野地則是三等采邑與四等公邑，或曰都鄙。都鄙由邑和附屬于邑的采地組成，結構類似“國野”，具體而微，其邊境有土墻(封)、溝洫(溝)為界，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治理單元。“野地”占據王畿地區的大部分空間，對于廣大“野地”的開發與治理，則是通過大大小小的都鄙單元施行的。都鄙的規模和位置則取決于領主的等級，對應宗法體系中公、卿、大夫三等層級，采邑亦分為大都、小都、家邑三等。而王作為天下之大宗，其所居之王城也成為區域城邑體系的核心。因而在《周禮》政治制度中，以宗法制為基礎的城邑分封是區域空間體系的基本框架，反映了維護禮樂秩序的政治目標。

其二是地緣結合。與都鄙地區不同，鄉遂地區的規劃策略淡化了血緣宗法的紐帶作用。《地官司徒·遂人》記載：“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馀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馀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馀夫亦如之。”?[7]331可見國家授地是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相應地，兵役征派也是家庭通過垂直管理體系直接向國家負責，這顯然與以宗族為單位的土地占有和分封制下層層隸屬的政治關系有所區別。現有的大量研究表明，《周禮》中鄉遂地區的居民組織與國家的軍事組織精準對應(見表2)，實際上是以軍制為基礎的“編戶齊民”，即以戶籍編制為基礎實施授田、稅收、征役等社會管理措施。?[10-12]編戶齊民制一方面通過授田保障了平民的生產資料占有，提高了生產力；另一方面也使國家直接把控稅源，充實了財政和軍事實力。國家通過地域結合的原則對“編戶民”進行組織和管理，個體家庭之間進行地域結合的基本單位則是閭和里。閭和里既是國家政令傳導的最小單位，也是有一定實體和邊界的相對獨立的聚落單元。因此在鄉遂地區，以閭里為單元的地域性聯合是區域空間組織的主要形態，也是區域規劃的主要對象，徭役、教化等社會控制最終是落到聚落空間中施行的，其主要目的是實現國力的提升。

表2 《周禮》中鄉遂居民組織與軍事組織建制對比??

其三是中央集權。正如前文所述，向心式的圈層結構反映了以王城為中心向外逐級擴散的空間秩序體系，這是中央集權原則鮮明的空間象征。在王畿地區，朝廷對于鄉遂、都鄙地域都實行了嚴密的控制。鄉遂因其藩衛王城且為兵源所出，社會控制之嚴密程度尤甚。通過以軍制為基礎按地域進行的編戶齊民和層級森嚴的垂直管理體系，中央將所有家庭單位納入到國家權力機器的管控之下。在都鄙地區，雖然公邑之外的采邑名義上屬于公卿大夫的封地，但并不具有很強的獨立性。有研究表明，三等采邑實質上是直轄于王的一級行政機構。?[13]《天官冢宰·大宰》記載：“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眾。”?[7]30大宰所掌“八則”包攬了祭祀、人事、賦稅、司法、教化等幾乎全部的政治活動。可見中央對都鄙地區實行了完全的控制，采邑領主享有的政治管轄權力十分有限。以王為中心的中央集權貫穿王畿地區的每一單元，是王畿區域規劃的根本目標。

綜上，血緣宗法、地緣結合和中央集權共同構成了王畿區域規劃背后的政治意識形態，中央集權思想貫穿王畿全部空間地域，血緣宗法思想支撐了都鄙地區的城邑布局，地緣結合思想則統攝了鄉遂地區的空間組織(見圖5)。依據當下《周禮》研究的主流觀點，《周禮》中的政治制度不大可能是對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忠實記錄，宗法分封是為西周舊制，而以閭里為單位的編戶齊民則肇端于戰國、興盛于秦漢，中央集權的垂直管理體制又與春秋之后逐漸興起的郡縣制相近。不同制度脫胎于各自的時代背景，亦承載著相異的政治關切。因而《周禮》建構出的王畿區域規劃的理念與方法實質上是先秦乃至漢代各種政治觀念融合而成的理想藍圖，體現了制度設計者統合多重目標的努力。

圖5 《周禮》中王畿區域規劃的思想背景??

#5

結 語

通過考察文本，我們揭示出《周禮》王畿區域規劃的整全面貌。首先，《周禮》構建了王畿地區以圈層結構為基底、鄉遂制和都鄙制并行的空間組織模式，是王畿區域規劃的基礎和對象。其次，王畿區域規劃的技術方法呈現出多層級嵌套、差異化布局和關聯協調三個主要特征，以保障區域內部縱向和橫向的空間整合。最后，王畿區域規劃有著復雜的思想背景，是多重政治目標的綜合反映。一方面強調通過中央集權加強君主對區域空間秩序的統攝，推行地域結合促進生產、提升國力；另一方面又為維護儒家禮樂秩序而保留了宗法封建體系。

《周禮》所見之區域規劃理念和方法，是中國傳統區域規劃思想的一次階段性總結。不論具體成書年代幾何，《周禮》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形塑力量是毋庸置疑的，新莽之后歷代王朝的制度設計無不對其有所參考，也深刻影響了后世兩千余年間京畿地區的規劃與治理。時至當代，隨著中國城鎮化過程的逐步推進，區域規劃作為空間規劃體系的重要環節，在空間管治與綜合協調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14]構建現代化首都都市圈、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更是成為重要的國家戰略。在區域問題愈加凸顯、區域規劃工作日益緊迫的當下，重新認識《周禮》的規劃史價值，不斷從傳統規劃思想中汲取經驗和智慧，對于當下區域規劃尤其是首都圈規劃的實踐顯得尤為重要。

注釋和參考文獻（上滑查看全部）

注釋

① 《周禮》成書年代自周公至西漢，眾說紛紜(彭林. 《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然而無論《周禮》一書確切成書于何時，其記載或者部分反映先秦尤其西周的政治制度和思想當無疑問，正如賀業鉅先生所言，《周禮》有真有偽，有古有今，只要加以審慎辨別，仍不失為研究中國古代城市與區域規劃的珍貴材料(參考文獻?[2]，第96頁)。

② 朱熹《詩集傳》解釋“邦畿”句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參考文獻?[6])。即將“邦畿”與王畿等同起來。“邦畿”與《周禮》中的王畿的范圍都是一千里，也可見兩者所指的是同一類區域。

③ 周秦漢三代里的長度均為415.8米，約合今市里的83.16%(楊生民, 2005. 中國里的長度演變考[J]. 中國經濟史研究, (01): 143-144.)。

④ 清代焦循有言：“蓋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為一國；而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為國，外為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為國，城外為郊。”(顧廷龍.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群經總義類(影印本)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607.)。具體到《周禮》中的王畿地區，即“一國”范圍內，則王城及其方圓百里之內的郊地為“國”，王城與郊之外的廣大區域為“野”。鄭玄注：“野，謂遠郊以外也”(李學勤. 十三經注疏 周禮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404.)，也可予以佐證。

⑤ 《周禮》全書共六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其中《冬官》存目無文，漢人補之以《考工記》。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別執掌“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禁”、“邦事” (參考文獻?[7]，第 9-10頁) 。

⑥ 關于“國”、“野”概念的空間意涵，《辨方正位 體國經野—— <周禮> 所見中國古代空間規劃體系與技術方法》一文有詳盡精當的論述，具體可見：參考文獻?[4]。

⑦ 王畿內部的圈層結構可以被看作畿服制的延伸。畿服制是以王畿作為中心，其外分“服”環繞一系列諸侯國，組合成王國的空間體系，如《尚書》之五服(孫家鼐. 書經圖說[M]. 杭州: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9.)和《周禮》十畿(參考文獻?[7]，第703頁)。

⑧ 據賈公彥疏，國中及四郊皆是鄉民所居(李學勤. 十三經注疏 周禮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274.)。

⑨ 參見《地官司徒·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赒；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參考文獻?[7]，第227頁)。

⑩ 參見《地官司徒·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酂，五酂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參考文獻?[7]，第329頁)。

? 據鄭玄《注》，家邑是大夫的采邑，小都是卿的采邑，大都是公和王子弟的采邑。又據賈公彥《疏》，家邑方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參考文獻?[7]，第281頁)。

? 王城及各采邑城市的大小參照《考工記》確定，具體論述見：參考文獻?[2]。

? 所謂區域規劃，“就是要整體地、動態地分析事物發展的規律，而不是孤立地、靜止地看問題；就是要探究影響事物地發展過程，探究影響事物發展地因素及其作用規律，而不是就事論事。”(張勤. 比區域規劃更重要的是區域觀念[J]. 國外城市規劃, 2000 (02): 2.)。

? 《詩經》有言，“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 (參考文獻?[6]，第175頁)，?大司徒執掌的空間亦被稱為“天下”。

?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 (?[7]，第234頁)，“四郊都鄙”是為畿內的代名詞，孫詒讓釋之曰：“不言六遂及公邑者，以內舉國中、四郊，外舉都鄙采地，則六遂公邑已包于其中，故文不具也。” (孫詒讓等. 周禮正義[M]. 北京: 中華書局, 2015: 933.)。可見小司徒是統領王畿地區的主要職官。

? 鄉、遂在田制、軍制、空間格局上有諸多差異，但也存在區別，具體參見：參考文獻?[2]，第105頁。

? 溝洫制與鄉遂地區的聚落組織形式相適應。以遂地為例，十夫是兩鄰之地，百夫是一酂之地，千夫是兩鄙之地，萬夫是四縣之地。井田制與都鄙地區的聚落組織形式相適應。四都之地方百里，相應地，四縣之地方五十里，四甸之地方二十五里，這與都鄙地區的三等采邑規模大體吻合。

? 《周禮》軍制參見《夏官司馬·敘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伍，伍皆有長。”兵役派遣的原則是“毋過家一人”(參考文獻?[7]，第588頁)。

參考文獻

[1] 武廷海. 區域規劃概論 中國近現代[M]. 北京: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2019.

[2] 賀業鉅. 《周官》王畿規劃初探[M]. //建筑理論及歷史研究室編. 建筑歷史研究 第1輯. 北京: 中國建筑科學研究院建筑情報研究所, 1982: 96-118.

[3] 孫施文. 《周禮》中的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制度[J]. 城市規劃, 2012, 36 (08): 9-31.

[4] 郭璐, 武廷海. 辨方正位 體國經野——《周禮》所見中國古代空間規劃體系與技術方法[J].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 32 (06): 36-54+194.

[5] 武廷海, 戴吾三. “匠人營國”的基本精神與形成背景初探[J]. 城市規劃, 2005, (02): 52-58.

[6] 朱熹, 王華寶. 詩集傳[M]. 南京: 中華書局, 2007: 286.

[7] 徐正英, 常佩雨. 周禮[M]. 北京: 中華書局, 2014.

[8] 金履祥. 書經注[M]. 北京: 中華書局, 1991: 94.

[9] 張慧, 王其亨. 中國古代國土規劃思想、理論、方法的輝煌篇章——《周禮》建國制度探析[J]. 新建筑, 2008 (03): 98-102.

[10] 史建群. 《周禮》鄉遂組織探源[J].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6 (02): 51-57.

[11] 張榮明. 《周禮》國野、鄉遂組織模式探原[J]. 史學月刊, 1998 (03): 3-9.

[12] 魯西奇. 聚落、地域性聯合與古代早期的社會控制——《周禮》鄉里制考原[J]. 江西社會科學, 2018, 38 (04): 126-140.

[13] 彭林. 《周禮》畿服所見中央與地方的關系[J]. 史學月刊, 1990 (05): 1-6.

[14] 胡序威. 中國區域規劃的演變與展望[J]. 地理學報, 2006 (06): 585-592.

*本文為2024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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