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疲于做自己》這本書中，作者埃倫貝格史無前例地將社會學與精神病學相結合，他耗費十年時間，追蹤了從弗洛伊德時代到互聯網革命期間抑郁癥定義的六次重大轉變，結合200余例臨床案例與社會調查，分析“抑郁癥”作為一個疾病概念的流變以及它與社會變遷的關系。

在精神疾病的譜系中，抑郁癥始終扮演著特殊角色——它既是古老醫學文獻中若隱若現的幽靈，又是現代性困境的精準鏡像。埃倫貝格在《疲于做自己》中完成的絕非簡單的跨學科嫁接，而是以社會學解剖刀剖開精神病學的肌理，用十年追蹤構建起一座理解抑郁敘事的巴別塔。這部著作的價值不在于提供標準答案，而在于揭示疾病定義如何被不同時代的文化基因編碼，又如何反作用于社會神經的震顫。

一、疾病概念的考古：從體液失衡到化學隱喻

人類對抑郁的認知史，本質上是一場隱喻的遷徙。古希臘醫典將憂郁質歸于黑膽汁的淤塞，這種樸素的生理決定論在工業革命時期遭遇范式轉換：弗洛伊德學派將抑郁闡釋為未解決的俄狄浦斯沖突，治療室里的躺椅成為解剖靈魂的手術臺。20世紀中葉的神經遞質假說，則用血清素的多巴胺的舞蹈重構了病理敘事。但吊詭的是，直到1980年，當《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次修訂時，抑郁癥才獲得臨床身份的合法性，而彼時所謂的"診斷標準"，不過是不同學派妥協的產物。

這種概念流變折射著更宏大的認知革命。當鐘擺從機械論擺向生物還原論，再從心理動力學轉向社會建構論，我們得以窺見：抑郁從未存在于真空，而是不同時代精神結構的癥候。那些被歸入抑郁范疇的行為模式，有時是宗教罪的世俗變體，有時是工業革命異化的心理顯影，更多時候則是消費主義時代存在焦慮的替罪羊。

二、現代性困境的病理顯影

后工業社會的降臨，將抑郁推入全新的語義場。SSRIs類藥物的崛起不僅改變了治療范式，更重塑了疾病本體論——抑郁從可治愈的急性病癥，蛻變為需要終身管理的慢性病。這種轉變絕非醫學進步的自然產物，而是績效社會與制藥工業共謀的結果。當新自由主義將每個人變成人力資本，抑郁便獲得了存在主義的重量：它不再是軟弱的證明，而成為對抗異化最后的合法性證書。

埃倫貝格的診斷如手術刀般鋒利：三大社會病灶正在吞噬現代人的精神免疫。極致個人主義將主體撕裂為碎片，人們在算法打造的"自我優化"迷宮里永劫輪回；福利國家的撤退使社會緩沖帶潰不成軍，存在性不安直接轉化為神經癥；而診斷標準的彈性擴張，則讓醫學成為時代病癥的共謀。當"成為自己"的啟蒙承諾異化為績效枷鎖，抑郁便成為理解這個時代的羅塞塔石碑。

三、診斷爆炸的迷霧劇場

全球抑郁確診率的飆升，實則是多棱鏡折射的復合光譜。精神病學的霸權轉移是首要推手：當抑郁取代神經癥成為解釋痛苦的新語法，診斷網自然愈發細密。但這絕非單純的話語替代，而是深層社會病變的表皮顯現。數字資本主義構建的永久競技場，將每個人的生活壓縮為排行榜上的數據點；社交媒體的擬像世界制造著永恒的自我審視，點贊數成為丈量存在價值的偽幣。

更值得警惕的是診斷權力的下沉。在webMD時代，患者帶著自診結論走進診室，醫生淪為確認偏見的橡皮圖章。這種角色倒置催生出醫學版的"俄狄浦斯效應"：我們越是努力診斷，越是看不清疾病的真容。當抑郁成為解釋現代困境的萬能密鑰，那些被病理化的"正常痛苦"，是否正在遮蔽更根本的結構性暴力？

這部著作最終指向的，不是對抑郁本質的終極解構，而是邀請我們思考：在疾病概念與社會建構的共舞中，醫學何時成為壓迫的共謀，又何時能成為解放的工具？當抑郁診斷成為時代的顯影劑，我們真正需要的，或許不是更好的藥物，而是一面能照見社會病灶的鏡子。埃倫貝格的工作，正是為現代性精神病理學提供了這樣的棱鏡——在這里，抑郁既是疾病，也是時代的寓言。